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总体性统治的反叛

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运动，社会发展呈现出急剧转型的态势，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法国1968年的“造反运动”为起点，西方发达工业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后现代主义、新社会运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全球化浪潮、全球生态危机等等一系列社会新景观接踵而至，标志着“晚期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后危机时代”的来临。面对新的社会发展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怀抱着实现人类解放的理想，号召“回到马克思”，要求“复兴”和“重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以求解释和解决新时代的社会问题。就此而言，以卢卡奇、葛兰西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研究与探讨绝不仅仅是出于学术上的兴趣，而是始终抱有并保持着一种试图改变社会生活、实现人类解放的“实践的旨趣”。他们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研究与探讨，无论是肯定或是否定，支持或是诋毁，都是在思考和探索马克思所创立的人类解放理论的不同实现方式。

自卢卡奇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着批判的品质，既批判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又批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试图探求一条既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又不同于现实社会主义模式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在深入地研究西方发达社会的特征和批判地反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弊端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改造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从而提出了独到别样的实现方式，大致呈现出以下方式取向：从革命实践到文化政治、从无产阶级到多元主体以及从科学社会主义到现代乌托邦精神。

（一）从革命实践到文化政治

在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中，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表明，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运动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主体力量和必要条件，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通过革命实践夺取资本主义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实现社会使命与自身解放。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及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改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和崩溃逻辑并没有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骤然来临，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革命实践不断遭遇失败，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逐渐衰退，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问题也不断向后推延。对这一社会发展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从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特质的视角来反思与考察，而是将批判的矛头从经济基础转向上层建筑，从文化政治的角度来思考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卢卡奇的无产阶级意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开创了这一“先河”，其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詹姆逊的文化政治学、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民主理论都是对“先河”传统的承续。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实行的是总体性的统治，它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上，而且表现在价值理念、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上，甚至遍及日常生活的每一方面。因此，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从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为无产阶级革命与政权模式定位，认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实行以意识形态革命、哲学文化革命为先导的总体性革命。在他们看来，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像俄国那样实行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而只能采取渐进的思想文化革命、微观技术革命或社会批判斗争。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历史叙事则将传统的以革命实践、阶级斗争为主轴的对抗性社会叙事完全掩盖与抹杀，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意识形态的话语革命。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所诉求的革命实践运动改造成为一种只是满足于对革命策略的逻辑论证、告别阶级政治的纯粹知识学问题，割裂了理论探究与现实运动的深刻关联。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使哲学教师资格获得者能在这种学说中同时找到一种革命憧憬的实现和一种纯属精神上的满足”。^[20]

（二）从无产阶级到多元主体

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号召“复兴”和“重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但自卢卡奇和葛兰西开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却隐含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关注方向的转移。作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核心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彰显的是对社会现实的澄明显示和革命改造，它既揭示出人类解放的过程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又指明了无产阶级在人类解放运动中的主体性作用。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将人类解放的方向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转移到文化政治斗争，使得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实现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的多向度解放形式也就被贬低为一套空洞过时的理论说辞，这就间接地否定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属性。

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把人类解放置于人的主体意识与创造之中，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精神实质就是总体性的辩证法（历史发展中的所有问题都可归结为主体问题）。只要掌握总体性的辩证法，人们就能够洞悉社会历史过程中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确立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性作用。虽然在卢卡奇的论述中“主体”依然是指无产阶级，但以内在意识的批判与构建来重塑无产阶级，其实已经暗含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在退化的论断。在卢卡奇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由于传统的工人阶级自身实际状况的改变以及社会分化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已经不再是革命派或者革命的主体力量。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在反一元论、反本质主义的历史叙事中，确定性的标准被不断地消解，意味着统一、共同的标准是不存在的，差异性、多样性标准逐渐被正当化。哈贝马斯将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现存制度的主体确定为“扩大了的工人阶级”——不是传统意义上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无产阶级，而是以知识分子、中间阶层与广大学生为主的阶级。在这种理论视野中，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被彻底解构，文化政治斗争的主体是随机的、不确定的和不断变化的多元性主体，他们不是由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受物质生产过程中压迫力量束缚的“大写”的无产阶级革命主体，而是在多样性、差异性的文化政治斗争中所崛起的“小写”的革命主体。

（三）从科学社会主义到现代乌托邦精神

在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中，共产主义的来临与人类解放的实现是社会形态嬗变的必然结果，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现实，是通过多向度的解放路径得以实现的美好状态，也是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路予以证明的科学理论。它将新社会的来临奠立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与必然性过程之中，所以被命名为“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对共产主义的科学叙事，是对新的历史可能性的科学论证，并且，作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根本指向，它能够引导革命并激发革命的巨大动力。革命需要未来社会目标来维系，目标也需要革命来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性。“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21]

西方马克思主义怀疑甚至否定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科学性，将人类解放的方式从革命实践转变为文化政治斗争，将人类解放的历史主体从无产阶级消解为多元主体。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不应该过分强调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即不应该从客观规律性来论证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而应该从伦理、文化、个人心理结构等内在意识角度来阐发、谋划未来社会。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永远只能走在通向可望而不可即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路途上。“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可能性：走向社会主义之路是从科学到乌托邦，而不是从乌托邦到科学”。^[22]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其实是实现方式取向——“从革命实践到文化政治”与“从无产阶级到多元主体”逻辑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的“总体性的统治”、多样性的革命主体，使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压抑性反抗将是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常态，是每个人碎片化的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对多元主体的主观文化革命、日常生活中个体的反抗与解放的过分强调，致使宏观的、多向度的解放形式随之被消解于无形之中。于是，他们提出了替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各种“现代乌托邦”学说，力图撇开科学社会主义蕴涵的科学成分而赋予其乌托邦的成分。如布洛赫的“乌托邦本体论”（认为乌托邦就是世界的本质）、马尔库塞与弗洛姆的“乌托邦终结论”（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终结）以及哈贝马斯与高兹的“乌托邦替代论”（主张“交往社会的乌托邦”替代“劳动社会的乌托邦”、“后工业社会的乌托邦”替代“工业社会的乌托邦”）等，大致都要求从多元主体的内在意识维度出发去论证社会主义的理想之路，希图呼吁、唤醒沉睡于人们内心深处的乌托邦精神。他们关于乌托邦精神渗透与论述并不排斥现实的斗争，而是充分肯定乌托邦精神在引导现实斗争中的力量，但他们已经不再赞同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所要求的革命形式。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的社会主义”模式背离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变成了僵化的体制。因为它们只注重政治社会的革命；只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制度组织的角度去界定人类解放的实现形式；在革命实践中重视的是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却相对忽视思想文化的解放，忽视心理人性的解放，因此是不完善的、片面的人类解放模式。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认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中的某些元素已经不适合时代的特质，必须予以改变或重建。上述三方面的实现方式取向代表了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特色的改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其特有的、细腻的理论探讨，丰富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为人类解放实现方式提供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