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第2辑·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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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类解放理论实现方式的苏联模式及其深刻教训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使得“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巨大的挫折。但是,苏联的解体并不代表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更不代表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在现实中走进了死胡同,毕竟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仅仅是实现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诸多方式的现实路径之一。当然,我们也不能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事实避而不谈、撇弃不顾。作为实现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一种方式——苏联模式对所有曾经执政、正在执政和尚未执政的共产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站在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哲学高度反思和检审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经验教训,全面认清和彻底克服这一模式的不足之处,是关系到科学社会主义能否实现、人类解放能否经历更少挫折的重大问题,因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23]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创造出更加完善的人类解放理论的实现方式。

(一)意识形态与宿命论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根本方法论,具有科学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它在澄明显示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指导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彻底改造现实世界。坚持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真精神和真品质,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属性。但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却在社会实践中抛弃了马克思所开创的科学的革命精神。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虽然在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宣传上,一直坚称自身所秉承的就是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所领会的是最本真的马克思精神,也着重承诺实现马克思一生所追求的人类解放和每个人的自由,并且认为对马克思的其他解读与解释,都是对马克思精神的歪曲。实际上,这种封闭的、僵化的、独断的解释传统,与垄断的、专制的意识形态传统,彻底背离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精神,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品质。

在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中,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具有奠基性地位,它所具有的双重属性是一体两面的,相互依赖也内在区别。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科学理论,是在辩证地、历史地、具体地分析人类社会秩序中的对立和矛盾的基础上,对社会现实作出澄明显示的科学理论;其次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历史唯物主义只有作为科学理论,才能成为正确的意识形态。[24]但是,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共产主义理论等,都被“打磨”成“圆融”的哲学体系,在这种体系严缜的意识形态中,一切问题似乎都获得了“圆满”的解决,社会现实的任何发展都依据体系所阐述的历史进程来进行,现实社会中的不合理性都拿这一体系作为辩护工具。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揭示、批判或改造社会现实的工具,而是被“改造”成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所依据的“铁”的客观规律,这一规律就是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蜕变成一种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历史发展的多重可能性被抹去,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主体能动性也被忽视,任何革命事件都被当成历史的必然现实。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一种宿命论。正是这种缺乏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意识形态使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违背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根本路径。

(二)政治革命与解放困境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阈中,人类解放是一个艰巨的历史进程,需要经历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劳动解放等多向度的解放才能得以实现。任何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或许可以根据自身历史条件超越某种向度的解放,但在超越解放形式的同时,客观需要社会实现这种解放形式所要求达到的目标。然而,作为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实现方式之一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建设进程,在宿命论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却陷入到解放形式的困境。

苏联在斯大林掌权之后,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一国可以取得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的论断。斯大林认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政治夺权的成功,表明了一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合理性。斯大林的理解歪曲了列宁的思想表述,也混淆了多向度的解放形式之间的内在区别。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早已指明一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的不可能性。列宁曾经指出:“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在一个国家内全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即使这个国家远不像俄国这样落后,即使我们所处的条件比经过四年空前艰苦、破坏惨重的战争以后的条件要好得多。”[25]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26]虽然马克思和列宁否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念,但他们并不否认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可以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现实可能性。在《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就已断定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消灭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建立的可能性。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预言的初步实现。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指出,社会主义政治革命胜利之后,无产阶级能够“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27]也就是说,政治革命胜利之后,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必须实行带有社会革命性质的社会解放。

显然,斯大林所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忽视了这一社会解放形式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苏联虽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但却采取了高压的行政化手段和急剧的群众运动,忽视了人们“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28]在一个政治解放不充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对专制权力和专制制度摧毁力度有限的落后社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又重新复活了庞大的官僚体系和特权制度,使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无论是在政治解放、社会解放还是在劳动解放上,最终都没能取得真正历史性的进步。

(三)官僚主义与自由个性的压制

“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废除旧关系——是政治行动。但是,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动,因为它需要破坏和废除旧的东西。但是,只要它的有组织的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灵魂在哪里显露出来,它,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政治的外壳。”[29]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人民群众改变自身历史处境的最终手段,只是在推翻现政权和废除旧关系的政治革命阶段具有政治性质,一旦政治革命结束,社会主义生产的组织开始,社会主义就会抛弃掉“政治的外壳”。“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30]马克思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之前,人自身“固有的力量”被凝结、异化为“政治力量”,这种力量对人来说是异己的,它束缚人、压迫人、统治人;要想摆脱“洞穴”般的状态,必须将政治力量吸纳到社会力量中去,从而消解政治力量对人的压迫。只有消灭人类社会的政治性质,消灭统治与被统治、奴役与被奴役的异化关系,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所追求的每个人的自由个性才有可能实现。

而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如何捍卫自身建立的政权?如何管理社会的每一个方面?苏联社会主义在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时,从斯大林时代开始,就没有遵循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所阐明的走向多向度的解放形式来实现多向度的解放与人类解放之间的历史转换的解放路径,而是激活封建主义的残余力量,使之越来越官僚化、特权化和腐败化;使社会主义公有制逐渐沦为官僚群体的私有产业;使国家意识形态理论上构想着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未来世界,而实践上却实行政治高压手段,压制人们的创造自由,对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实行全面的意识形态监督,完全忽视和背离了人民群众。这种根本没有抛弃“政治的外壳”、将政治手段运用到了极致的官僚主义的社会治理方式,结果只能如马克思所讥讽的“封建的社会主义”那样:“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31]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也由此成为历史的必然。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取得过举世瞩目的辉煌成果的同时,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崩溃也使得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遭受了巨大的非议和诋毁,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失败。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所阐述的一些基本原理,并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和切实的遵循,甚至出现了将马克思主义实用化、庸俗化和简单化的错误倾向。从历史的、辩证的角度察看苏联模式的失败,更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科学性。事实上,苏联模式的失败着实没有使人类解放的理想从此消失。重新领会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从而寻求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依然是向往共产主义世界的人们孜孜不倦的奋斗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