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探寻实现人类解放的新途径
20世纪以来，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阐释、实践与创新，最受关注、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苏联模式和中国模式。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延伸式的探究不断提出重新理解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取向和实现方式，但它始终没有超越学术思想探讨的范围。只有苏联和中国是切切实实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地拓展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学术空间并努力开辟全新的实现方式。然而，苏东剧变这一人类历史和国际共运史上的悲剧性事件，使得整个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历史终结”的声音甚嚣尘上。在这种历史境遇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屹立不倒，既不放弃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又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探寻实现人类解放的新途径、新方式，成为当代最具说服力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32]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在不断地理解、阐释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并从实践上开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类解放理论实现模式与道路。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现实化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逐渐凸显了其所获得的伟大成就，历史地证明和演绎了自身道路的科学性与真理性。
（一）初级阶段作为本真的社会现实
社会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想的那样，首先在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获得胜利，而是在东方落后的农业国家取得成功，这使得“现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经典论述之间存有不一致之处：一方面，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家，并没有发生马克思设想的高度社会化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矛盾对立被消解后所达至的理想社会主义状态；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发达的工业国家尚是资本主义国家，使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与这些国家处于共生与竞争的历史情境之中。基于此，寻求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实现方式，既需要实事求是地认清和把握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又需要解放思想，创造出一种符合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的现实性的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以指导当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充分洞察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历史阶段，才能规避不切实际地人为“拉近”人类解放的理想与现实的建设之间的客观距离的错误倾向，也才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在生产实践中采取合理又合目的的手段来改造社会现实。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认识国家的发展阶段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都是整个国家迷失于探索之路的表现。这些运动无视中国的具体国情，无视东方落后农业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同于马克思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为标准所论述的人类解放进程，使得国家一度陷入严重的混乱和崩溃的边缘。当然，国家民族的自我认识不仅要靠在自身建设过程中摸索，也要借助“世界历史”之镜。改革开放之后，正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对世界历史发展总体把握的基础上，邓小平以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精神品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社会现实作出了最彻底的揭示：“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33]“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34]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最本真的社会现实，只有认清和把握这一社会现实，我们才能明确自己的建设方向、目标，才能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从而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对社会现实进行最合理的改造，不断逼进马克思人类解放的理想。
（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实现充足的政治解放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人类解放的进程必然内化为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等诸多解放形式，而不是只通过一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便可获得成功，人类解放也必定会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然而，马克思的这一人类解放思想却一直以来没有受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视。20世纪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是从封建或半封建的落后农业国家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发展形态的，没有经历过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政治解放（马克思所追求的人类解放是在政治解放基本完成的基础上进行的）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进入社会主义之后，这些国家不顾国家具体现实直接照搬马克思文本中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企图彻底废除私有制，并采取高度集中的公有制形式和计划经济手段，盲目排斥市场经济和私有制。苏东剧变的爆发历史性地证实了这种实现方式的错误：没有充分的生产力发展，没有市场经济对落后社会关系的摧毁，没有充足的政治解放过程，最终只会造成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停滞，带来消极的甚至灾难性的社会后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表达过对此的忧虑。在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这一问题时，恩格斯表达得更加清楚：“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今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35]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完全废除私有制的长期性与条件性的认识，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而言，是在人类解放理论的高度上肯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建设方略。市场经济不一定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特有的，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却要求社会各种经济成分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要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完善市场经济的同时推进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核心的政治解放，并在此基础上向社会解放、劳动解放迈进，最终为人类解放奠定全面的历史条件，实现向人类解放的历史转换。如果不经过政治解放，我们也不可能获得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内涵与意义的真正认识。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实现充足的政治解放，个人才能成为独立的个体、自主的个体，并参与到整个社会的管理实践中去，也只有融入社会、成为社会化的人，才可能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充分发展出每一个体的“自由个性”。
（三）以人为本作为“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36]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根本指向是共产主义，实现马克思人类解放理想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既是一种全新的、最终的社会形态，又是一个“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37]共产主义不仅要产生全新的社会制度，更重要的是要在运动的过程中产生全新的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对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全面压迫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的辩证否定和扬弃，是对“有个性的个人”自由发展的最开阔的展望。“现实的个人”的自由活动和自由交往，即一种“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另一种真切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中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正是对马克思所阐述的“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这一解放旨趣的复归。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本真的社会现实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道路，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必然引发的社会生活的消极现象，如人与劳动、人与人以及人的个性发生严重异化等现象都会阻碍人的解放。因此，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何以可能的问题将构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最真实的内容。“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属人的发展、为人的发展、依靠人的发展，它秉承马克思“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精神，既坚持人民群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群众、发展依靠人民群众、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这一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将人置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主题的价值核心地位，确保社会发展内在的人本主义精神坐标，从实质上保证了人的权利的落实，尊重和保障了人权。“以人为本”以追求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核心与目的，以最终实现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达至人类美好的社会状态。从根本上说，“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的“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的复归，是对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发展的追求。在历史实践中贯彻“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和发展理念，本质上就是一种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实现方式。“以人为本”的解放指向与解放目标牢固地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并将社会发展与人类解放紧密关联起来，真正实现了社会发展与人类解放之间的历史生成逻辑。从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逻辑中审视“以人为本”，更显示出“以人为本”宽广的理论图景，展现了人类解放理论的宏大视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探索中的伟大理论创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叙事结构的基础上，立足本国国情，研究前人的学术探究和借鉴他国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开辟出来的实现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全新方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人类解放这一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价值目标，将其作为改造社会现实的根本尺度，又辩证地看待最高理想与当前现实的差距，稳健地采取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建设方略，通过具体的现实实践活动不断实现“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为自然历史过程既不会因为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中的确立而宣告结束，也不会因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宣告“历史的终结”，而是必将沿着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毅然地走向人类解放的新境界。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1]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4]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6]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8]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8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11] 同上书，第33页。
[12] 同上书，第655页。
[13]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3页。
[16] ［俄］鲍·斯拉文：《被无知侮辱的思想——马克思社会理想的当代解读》，孙凌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9页。
[19] 同上书，第52页。
[20] ［法］雷蒙·阿隆：《想象的马克思主义：从一个神圣家族到另一个神圣家族》，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3页。
[22] ［德］马尔库塞：《五篇讲演》，波士顿1970年版，第63页。转引自徐崇温《“当代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要由科学到乌托邦”评论》，《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2期。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0页。
[24] 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隐含着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双重属性（科学理论和意识形态）。学者一般认为，对“解释”和“改变”的重点强调，表达了马克思本人颠覆传统哲学的态度，即从“沉思—解释”世界的“理论—静观”转变到“行动—改变”世界的“实践—劳动”决心。我个人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否定“解释世界”的态度；在“解释”与“改变”之间，存在一种回环反复，这种回环反复绝对性地依赖于“解释”——只有获得“解释世界”的科学理论，才能造就“改变世界”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现实的澄明显示的科学理论属性与通过革命实践改造世界的意识形态属性是一体两面，相互依赖也相互区别。从德国思想史学者洛维特关于“解释”与“改变”的论述中可以得到说明。“就连费尔巴哈也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即以人道的方式‘解释’了对人来说异化了的世界，而问题在于通过理论的批判和实践的革命来‘改变’世界。然而，在马克思那里，改变世界的意愿并不仅仅意味着直接的行动，而是同时意味着对迄今为止的世界解释的批判，意味着对存在和意识的改变，例如就意味着对作为实际的经济和经济学说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因为经济学说就是实际的经济的意识。”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7页。
[25]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539页。
[27]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28] 同上书，第263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3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3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34] 同上书，第225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5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5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