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人本主义在中国的接受看其价值取向
在现代西方林林总总的派别和思潮中，人本主义是地位显赫而又引人注目的。它以人的非理性领域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以叔本华为代表的生存意志论，以尼采为代表的权力意志论，以狄尔泰、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等等。在西方哲学史上，人本主义哲学，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以叔本华哲学为开端，西方哲学、思想从古典主义向现代意识的转变开始了，它拉开了西方人学的序幕，导致哲学以人为研究对象，即把哲学变成了人学。在叔本华之后，西方出现了一系列的人本主义思潮，他们不约而同地都强调以人为本，蔚为壮观，影响深远。
若从人本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接受、传承和影响来说，则以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和萨特为最，从现代到当代出现了几次接受热，影响所及，不仅在思想、理论和学术界，而且在文学创作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大的方面说，中国对以尼采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接受，曾出现了两次热潮，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和80年代。从影响的持久和接受面之广泛来说，当属尼采和他的学说。
中国对尼采的接受始于20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鲁迅等20世纪初的先觉的知识分子都曾注意到尼采的学说，随后逐渐引进尼采思想，并在“五四”运动以后形成第一次热潮。尼采在“五四”前后的影响，既是群体范围的社会影响，又是个体的独立接受。个体的独立接受与社会范围内的群体接受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这一时期的一些社团、刊物如《新青年》、《民铎》等纷纷传播尼采学说。当时之所以形成“尼采热”，主要是由于尼采的重估一切的精神深深地震撼了当时的中国，这与“五四”时期的反传统、破旧立新、科学民主的时代精神是合拍的。陈独秀、胡适、鲁迅、茅盾等都曾盛赞过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于是，反传统、批判现实就成了这次接受尼采的主旋律。此外，尼采的“超人”学说在当时也曾引人注意，但接受者对它的态度却不尽相同。一种是完全肯定，如新潮社的主要成员傅斯年。另一种是有保留的肯定，如鲁迅。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受尼采影响的作家可谓多矣，胡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冰心、茅盾、田汉、冯至、沈从文、林语堂、朱光潜、陈铨等，不一而足，其中尤以鲁迅、冯至更喜爱尼采，受其影响也更深更持久。
中国对弗洛伊德的接受，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就开始了，但那时接受范围很有限，主要局限在心理学领域。“五四”后，随着对西方各种思潮译介的全面展开，弗洛伊德在中国传播的幅度和强度也得到了加大，几乎涉及了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形成第一次接受热潮。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影响要远比心理学界的影响更为深广，从文学理论的形成到文学创作的反映再到文学批评的运用都表现出了对精神分析学说的汲取。其中尤以创作为最，具体表现为：
（一）描写人的无意识的梦。这是一个尚未被以往作家开发的描写领域。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和梦的理论，直接启发了中国现代作家通过对人的无意识和梦的描写来发掘人物的深层心理，揭示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其中，尤以郭沫若、郁达夫、施蛰存的一些小说表现最为突出。
（二）描写人物的性心理和变态心理。弗洛伊德认为，性本能是人的各种本能中最活跃的一种，人在本能欲望得不到满足或受到压抑时就会出现心理变态。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不少中国作家都在其作品中对人物的性心理和变态心理进行了描写，如郁达夫的《秋柳》，张资平的《苔莉》等。
（三）运用弗洛伊德的本能升华说来解释历史、文化现象。弗洛伊德不仅认为“里比多”（又称性力）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动因，文艺作品都是“里比多”的升华，而且认为“里比多”的升华、转移“大大有利于文明”。不少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在描写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都自觉地运用了弗洛伊德的这种理论。像鲁迅的《不周山》描写女娲从梦中惊醒，因性能量过甚而又得不到满足而感到懊恼、无聊，为了排遣，她“抟黄土作人”，并在这种活动中感到了过去未曾有过的愉快和欢喜。此外，像郭沫若、施蛰存的一些小说也都如此。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学由于产生较晚，在现代中国没有形成接受热潮，但它对中国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也是有影响的。冯至、钱锺书、汪曾琪等学者型的作家都曾接受过存在主义，并在自己的创作中鲜明地体现出来。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荒诞体验”、“异化的人”等命题构成了存在主义文学的基本主题，而这一切，又都使存在主义文学表现出最显著的一种艺术特征——哲理化。中国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一种突出的精神价值就是哲理化，这从冯至、钱锺书、汪曾祺的小说以及穆旦的诗中都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出现了第二次人本主义的接受热潮。这是自中国现代史以来的第二次大开放，也是第二次“人的发现”。西方的思想、思潮、文学潮水般地涌向了中国。首先出现了“萨特热”；接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弗洛伊德热”；之后又出现了“尼采热”。此外，像弗洛姆、马斯洛的新人本主义，卡西尔的《人论》也都成为知识分子热门的阅读对象，他们的许多观点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认同。这些思想、思潮，使人们对人的理解，对人性的理解更加全面，也更加深刻，不仅承认“人”的社会性存在，也承认“人”的个人性存在；不仅承认人的理性存在，也承认人的非理性存在；不仅承认人的现实存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也承认人的心理结构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当人们对“十年浩劫”进行反思时，存在主义及其文学对人的生存问题的关注，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因为在经历了这一场浩劫后，人们痛感个人存在的被忽视和被践踏，同时又强烈地要求重新确定自身的存在和价值。恰恰在这些方面，和存在主义契合了。其中，尤以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对当代中国青年的吸引力最为强烈。这是因为：首先，它对超乎个人存在之上的偶像和观念的蔑视，迎合了经历了“信仰崩溃”、“偶像坍塌”、“理想幻天”等精神磨难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理。其次，萨特对人的存在的描述，印证了当时许多青年对人生的体验。再次，萨特的绝对自由观满足了部分青年要求重新寻找自我、实现自我的精神渴望。这样，“萨特热”的出现就是必然的了。数以千计的评述论文，大大小小的学术讨论会，数量可观的研究著作等充分显示了对存在主义的高度热情。
如果说，“萨特热”是人们关注和反思人生价值问题的反映，那么，“弗洛伊德热”在一定意义上是人们企图了解人性、人的本质的自然流露。弗洛伊德的学说涉及性心理、无意识、梦的解释、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的起源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在我国长期属于“禁区”。在青年中因缺乏应有的性的知识教育，对性抱有神秘感和好奇心。因此，对弗洛伊德的学说就感到格外新鲜，闻所未闻，于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样“弗洛伊德热”也出现了。在这个过程中，弗洛伊德的著作以及介绍与研究弗洛伊德学说与学派的论著通过多种渠道传播开来。其中，有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著作成了最为畅销的书籍。在接受弗洛伊德学说的人中，尤以青年知识分子最为普遍。在这种广泛传播与接受的基础上，学者们还分别从哲学、文学、心理学、医学等角度展开了对它的专题研究。
新时期对尼采的“接受热”，在实际上可以说是“萨特热”的延伸。它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反映了当代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一种文化心态，即“一些在人生意义探求中感到迷惘痛苦的青年学者和青年艺术家在某种精神危机的觉悟及由此引起的焦虑中产生的共鸣”〔3〕。尼采对西方传统道德文化的批判态度和锐意创新精神，显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革新意识有着特殊的强化作用。
除了这种文化心态上的共鸣以外，对于学术界来说，还有一个还尼采学说以本来面貌的原因。长期以来，在种种错误思潮的干扰下，尼采被蒙上了诸多本不属于他的罪名。人们依据不同的观点，从不同的需要，对他的思想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德国纳粹分子曾经别有用心地利用他，把他奉为法西斯哲学的先驱。于是不少研究者习惯性地把他定为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权威、法西斯主义的代言人。另有一些人则把他尊为20世纪新时代的“预言者”。总之对尼采的误读、误解是思想史接受中最严重的现象。不管评价如何有分歧，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尼采思想对现代哲学和社会思想以及文学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就需要对尼采进行认真研究和重新认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出客观评价。正是出于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哲学界、思想界对尼采重新认识与评价。汝信、陈鼓应、周国平等新老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4〕
从以上简略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人本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接受、传播要远比其他思想广泛而深入得多。何以如此？这恐怕要从接受主体和接受客体之间相互关系和关联中来寻求解释。按照接受学的理论，任何接受都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交流、契合，是一种需求与满足需求的关系，是一种“视界融合”。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人本思想，往往只强调“礼”、“仁”，从孔子的“克己复礼”到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一以贯之。我们只强调理和道，而蔑视人性；只强调人的社会属性，而忽视人的自然属性；只强调群体的人的存在，而忽视“个体”的人的存在；只强调人的意识，而忽视人的“无意识”和“潜意识”。只有当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文化洗礼的20世纪20年代和80年代以后，才使我们获得了“人的发现”。因此，在一个最蔑视人，最缺乏以人为本的国度，自然也就最容易接受人本思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人本主义的价值所在，尤其它在中国的价值所在。它强调哲学研究要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个体存在和生命价值，强调人的权力、意志、情感、欲望、无意识等，创立了生命哲学，打开了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非理性领域。这些价值都是不能低估的。
当然，人本主义也有局限。现代西方的任何一种思潮、学说、派别，除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外，都有偏颇与局限，他们只有把某种思想或理论推向极端，形成特色，才能“站立”起来，因此，他们只求深刻，不求全面，只求“立异”，不讲趋同。锐意走极端，可以说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我们在接受时，要看他们是否包含了深刻的思想，是否有真理性的东西能够为我所用。
事实上，中国现当代对西方人本主义的接受并没有全盘接受，而是经过了选择和“扬弃”，比如，西方人本主义思潮普遍弥漫的失望、悲观、痛苦、虚无等消极情绪就没有被全盘接受。任何接受都不会是照搬和复制，而是一种择取和再造，其出发点是根据主体的需求。我们宁愿要“深刻的方面”，而不要貌似公允、实则平庸而“正确的废话”。
〔3〕周国平：《尼采与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中国青年报》1988年7月22日。
〔4〕汝信：《尼采的美学和文艺思想》，《红旗》1988年第3期；陈鼓应：《悲剧哲学家尼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4月版，以及周国平研究尼采的众多的专著译著、论文在当时都有较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