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宦官在明代边略中的角色——女真宦官个案

明朝宦官建制，肇始于太祖朱元璋开国。吴元年（1367）已开始对内使有诸多委任，洪武建元后逐渐完善扩展，到洪武末年已形成二十四衙门的宦官机构。明太祖开国伊始，对宦官的防备颇严，《明史》称其“鉴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1]。洪武中期以后，随着宦官机构及责权的扩展，宦官数量不断膨胀的趋势已开始显露。例如洪武十五年（1382）十月，一次“增设内使三百六十人”，^[2]紧接着十一月，再“增设内使七十六人”。^[3]

宦官来源的地域范围、民族成分也日益广泛，其中安南、高丽等国是当时向明朝进贡阉宦的主要外籍地区。洪武十六年（1383），“安南陈炜遣其通奉大夫黎与义等上表进阉竖二十五人，赐以文绮钞锭”^[4]。洪武二十四年（1391），“诏于高丽市马一万匹并索阉人二百人”^[5]。一次性向高丽国索取阉人二百。

除一些外籍宦官，明代宦官还具有民族成分多元化的特点，包括女真、蒙古、回、苗等少数民族。明成祖朱棣重用宦官，主因是靖难起兵篡夺其侄朱允炆（建文帝）帝位时，得到宫内阉宦提供情报，以及藩府旧珰从龙有功。《明史》载：“及燕师逼江北，内臣多逃入其军，漏朝廷虚实。文皇以为忠于己，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6]燕王朱棣一举攻下当时的都城南京，得益于建文宫廷内臣状告城内虚实情况，以及狗儿王彦等藩府旧阉在起兵中累立战功襄助其成事，因而登极后对内臣多加重用。

在这些从征有功的燕府旧珰中，来自女真的宦官更著功绩。最为人熟知的即狗儿王彦，乃燕府宦官中最为勇敢者，也是文献中最常被提及者，尹守衡《明史窃》记载：“文皇时当靖难初，内官将兵者数人。有狗儿最敢战先登；王安即不花都，女直人，孟骥即添儿，西番人，郑和即三保，李谦即保儿，并云南人；云祥即猛哥，田嘉禾即哈喇帖木，并胡人；皆从起兵有功，入国后皆授太监。”^[7]这些阵前效力最著功勋者几乎都是非汉族的宦官，女真人除王彦，亦有王安。他们在明代不同时期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本章中笔者侧重考察刘通、刘顺兄弟在明代国家政权稳固、边疆安全中的作用，以及钱能作为皇权的代表被派往云南边陲的特殊意义，通过对个案的考察，探讨少数民族宦官的政治功能，以及作为王权代表来到地方所产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