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个案选择意义与论文结构

一 个案选择的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制度伴随着君主制国家的始终。就中国宦官制度自身的发展脉络来看，在明代宦官迈入了其自身发展的鼎盛时期。宦官机构二十四衙门机构庞大、人数众多、权力范围广泛并伴随整个明王朝始终，成为其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界对于明代宦官和国家政治之间关系的论述早已汗牛充栋，尤以强调宦官擅权干政、破坏国家政治的道德评价为主流。而从明代国家的建制来探讨明代宦官的参政也日渐受到关注，强调宦官在明初已大量渗入各政府机关中，在某种程度上已不再是行政体制外的插手“干政”，而是建制内的一分子。^[79]这样的认识相对于以往对宦官的道德评价立场，是一种发展。

前辈学者们对于明代宦官的研究都强调其对国家政治的高度影响。但不能忽略的一点是他们并未如汉、唐时宦官能轻易废立皇储、掌握军权，他们有着自己的一套制度，权力往往超过制度规定的范围，却总是触及不到皇权的威严；宦官在明代国家权力的运作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却又受控于整个国家政治权力网络。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明代宦官这种特殊的地位？对比清朝宦官能够束手，我们看不出清朝初年比明朝初年统治者对宦官干政问题有更高明的防御措施，然而宦官却没能有机会站到统治舞台的中心。究竟明朝国家机器在运转过程中缺了哪一环要用宦官来加以补充呢？美国史家鲁滨孙说：“假使历史学家只是局限于史料上所叙述的确切可靠的事件，那么他的著作往往就会缺少生动活泼、真正可信的情节。”^[80]以官方政书等文献史料为出发点来研究宦官问题，侧重点其实是大的政治事件，这些政书中的大事件已被事先假定为真实可信的，宦官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只能从政治事件的记载中拾遗，并且涉及人物已事先被加以取舍，宦官在其中的影响力被单向概括。实际上，宦官是怎样一步步涉入政治事件并施加影响？是什么保证了大多数宦官能够在各自位置上承担弥补文官制度缺失的功能？作为社会群体、家庭成员的宦官对其家族的显赫起到怎样的作用？是否得到其族人的认同？这些问题将是笔者研究的着力点。

本文所选取的四个个案所涉及的宦官均是当朝大珰，在不同的政治事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文献中只零星记录他们各自涉及的某项重大事件，往往因此被概括或定型为“忠”或“奸”。笔者从当时人为其所作墓志撰文出发，以其生平经历为线索，考察他们如何步入国家的政治权力网络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以及作为国家政治机制组成部分的明代宦官，能够在其位置上各司其职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原因，进而探讨整个明代国家机制。

在个案的选择上，除涉及的人物都有较丰富的墓志资料外，笔者也照顾到宦官生活的年代，所谓宦官擅权较严重的明前期的永乐、成化、正德朝宦官在国家机制中发挥什么影响？而那些号称宦官擅权不那么严重的明中后期的嘉靖、万历朝宦官又在国家政事中扮演着怎样不同的角色？结合时间脉络以及结构特征，笔者选择了下面四个个案。

二 思路与结构

笔者基本围绕着两条线索展开本文的论述。一是正视明代宦官的政治功能作用，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构建出较为真实的宦官形象。跳出宦官干政、擅权的固有思维，其实他们很大程度上是王权的代表，是明代政治权力的组成部分，他们在不同政局下有不同的功能。二是反思宦官与朝臣的关系问题，撇开以往文献中对宦官忠、奸的单一判断，因为大多数的文献是出自朝臣士大夫之手，他们笔下对宦官的记录是以士大夫的意识形态及当时的现实情况而有所选择性的，笔者试图从与以往不同的宦官墓志资料为线索发现二者在正史记载以外的勾连往来，以及对国家政治的影响。

本书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从总体上提出本书要讨论的主旨问题，并介绍本书的选题缘起、学术史回顾、文献资料和论文的基本结构，为本书的立论做铺垫工作。提出对宦官的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的问题，分析传统文献史料与墓志、碑刻等田野史料对宦官研究的不同功用，交待笔者出于何种考虑而选择论文的材料、主题。

第二章到第五章是四个个案。本书对每个个案的描述都是以历时性的手法展开，将宦官的个人经历、不同的政治功用、宦官与朝臣之间关系的另一面等问题都融入每一个个案的讨论中，从时间的发展脉络中把握每个个案中的宦官在不同政局、不同时期对国家政治的功用。

第一个个案是女真族宦官在明代国家边略中的作用，笔者侧重考察了刘通、刘顺兄弟在明代国家政权稳固、边疆安全中的作用，以及钱能作为皇权的代表被派往云南边陲的特殊意义，通过对个案的考察，改变以往强调宦官镇守边地怙宠为恶的一面，正视宦官对明代边疆的角色作用。同时通过对少数民族宦官的行迹考察，亦从一个侧面反映明初的民族关系和边疆政策。

第二个是高凤个案。高凤位列正德“八虎”之一，文史中关于其个人形象的记载都以八虎的群体形象而出现，凸显其负面形象。幸存有高凤及其家族成员的墓志，为我们了解明代宦官家族提供了线索。高凤家族因其得势而显贵于乡里，高凤的侄孙高儒更是正德、嘉靖年间著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然而无论是正史、方志，抑或高儒本人的文献皆阙言其家族与高凤之关联。

第三个麦福个案中，笔者将视线转到嘉靖朝这个史论向被称为不用宦官的时期，通过考察麦福在嘉靖朝不同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及与大事件的勾连，以个案的方式解释明代宦官的政治功用，脱离以往对宦官作用的单一概括。

陈矩的个案中，考察宦官陈矩与东林清流沈鲤、李三才的关系，并且透过考察陈矩与明末东林清流朝臣士大夫的密切合作关系，商榷传统意识中阉党即等于与宦官勾连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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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奄宦下》，《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

[2] 吴缉华：《明仁宣时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僭越相权之祸》，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1本，1960年12月。

[3] 此方面的研究成果笔者将在学术史回顾部分加以展开。

[4] 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5]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序言部分。

[6] 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7] 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8] （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奄宦上》，《丛书集成初编》。

[9] 相关综述文章参见冷东《建国以来宦官制度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9期；景有泉《十年来宦官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90年第7期；刘聪、冷冬《近四十年来港台地区宦官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12期；吴悟《十余年来对明代宦官的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92年第3期；冷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宦官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

[10] “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晖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后汉书·宦者列传》后论）；“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汉书·司马迁传》）；“古之宦者皆出于刑人，刑余不可列于士庶”（《金史·宦者传》序）；甚至在统治者的眼中太监也是最下贱的奴隶，“太监最为下贱，虫蚁一般之人”（康熙二十年正月初六日清圣祖训谕）。

[11] 宋代士大夫苏洵便曾斥其为“阴贼险诈”的“小人之根”（苏洵《上仁宗皇帝书》，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宫闱典》卷135）；明代统治者认为“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明史·职官志》）；清代统治者也有“古来太监良善者少”（康熙三十三年闰五月十四日清圣祖训谕）的言论。

[12] 历代史书中，这类评论举不胜举：“宦者之害，如毒药猛虎之不可拯”（《金史·宦者传序》）；“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新五代史·宦者传》后论）。

[13]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62《史部·传记类存目四》。

[14] 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15] 此书始作于1945年春，完成于1948年末，中外出版社1950年版。

[16] 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中华书局2006年版。

[17] 蒋丰：《洪武年间委权宦官考实》，《南开学报》1982年第1期；张绍祥、李宪庆：《朱元璋罢相与宦官专权》，《南开史学》，1980年第2期；田禾：《明太祖严驭宦官试析：兼及朱元璋的评价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4期；王德金：《朱元璋驭宦之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谢景芳：《假皇帝与代管家》，《齐鲁学刊》，1996年第2期等研究。都将明代宦官专权、擅权的祸根归于朱元璋的废相，加之驭宦不力导致后代宦官有机会干政。

[18] 郭厚安：《假皇权肆虐的奴才—论明代的宦官》，《甘肃师大学报》1980年第1期；王春瑜、杜婉言：《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学术月刊》1984年第6期；栾成显：《论厂卫制度》，《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都认为明代宦权只是皇权的一种转化形式。

[19] 厂卫制度的研究是明代宦官制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韦庆远：《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中华书局1979年版；王宏志：《明代的宦官与厂卫》，《文史知识》1982年第3期；廖心一、栾成显：《论厂卫制度》，《明史研究论丛》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0] 欧阳琛：《明代的司礼监》，《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黄才庚：《明代司礼监专权对奏章制度的破坏》，《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2期；梁绍杰：《明代宦官教育机构的名称和初设时间新证》，《史学集刊》1996年第3期，等等。

[21] 杜婉言：《明代宦官与明代经济》，《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分析了明代宦官参与经济的原因、表现、经济地位及造成的恶劣影响，指出明代宦官参与经济使明朝加速了自身崩溃的过程。杜婉言还和王春瑜合撰了《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学术月刊》1984年第6期；二人共同编著了《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从大量明代及部分清代文集、笔记、奏疏、野史中，选出一百五十种，从中选辑出有关史料，章节前后都有按语，分类介绍所列史料的学术价值，并列出所用书目及版本，可弥补常见书之不足。此外，杨涛的《明朝万历中矿税监进奉内库考》，《云南师大学报》1986年第6期；张桂林的《税珰高寀乱闽述略》，《福建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孙文良：《矿税监高淮乱辽述略》，《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上述文章从不同的侧面，详尽地分析了宦官对明代经济的摧残。

[22] 陈表义、谭式玫：《明代军制建设原则及军事的衰败》，《暨南学报》1996年第2期，阐述了明代军事建设的原则，叙述了侵权制约在军事机构、官员任命等方面的体现和屯田养兵的目的、制度、成绩。阐发明朝中叶以后军事上衰败的表现及与宦官预军的关系原因。内臣监军，不仅压抑了武将的积极性，而且使政风更加败坏，也败坏军风，导致将士离心，上下解体。冷东：《明代宦官监军制度述略》，《汕头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认为明朝宦官监军的制度是失败的，它导致了军队战斗力下降及国防败坏，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23] 孙卫国：《论明初的宦官外交》，《南开学报》1994年第2期。

[24] 张宏艳：《明清宦官的终老与京师寺庙——兼论明清宦官与京师民间社会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1年。

[25] 周裕兴：《明代宦官与南京》，《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论述了明代南京宦官的设置、南京是明朝宦官的处置之地、明朝宦官在南京的恶行等内容；杨三寿：《明宪宗时期的云南镇守太监钱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明宪宗在商品经济活跃的刺激下，派太监钱能镇守云南，为其括敛钱财，钱能在滇12年，残酷掠夺，操纵官吏的升降，挑起边乱，使云南的社会矛盾日趋激化。

[26] 吴缉华：《明仁宣时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僭越相权之祸》，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1本，1960年12月，该文论证了三杨辅政与内阁制度的改变、内阁制度之变对宦官僭越相权的影响、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王振专权之祸，从明代政治制度的缺憾上论证了宦官专权的必然性。许安妮《评介吴缉华〈明仁宣内阁制度之变与宦官僭越相权之祸〉及张存武〈说明代宦官〉》，台湾《师大史学会刊》第24期，1980年7月，一文即对吴文多所推介。

[27] 冷东：《明清两代宦官专权与封建专制的关系》，《汕头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认为宦官能否专权，取决于皇帝个人的能力，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政策和自身的民族特点，取形于国家机构的完善程度和效能，宦官专权是封建社会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另一篇文章《明代宦官监军制度述略》，《汕头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认为自“靖难之役”始，宦官的作用不仅成为战争中的应急手段，也成为取代藩王的地位、弥补军事战略和军事思想出现的真空制度，促使“靖难之役”以后，明朝军事战略的重心从藩王转移到宦官身上，即从“家人”转移到“家奴”身上。

[28] 方志远：《明代的镇守中官制度》，《文史》1995年第40辑，指出镇守中官始设于永乐末年，宣德以后形成制度并普遍设置。镇守中官分为南京等处守备太监、诸边镇守中官和各省镇守中官三种，职责分别是护卫留都、监军守边、安民。在省级单位中，镇守中官一度与总兵、巡抚并立。但镇守中官的权力也受到多重限制，已完全纳入地方政治制度之中。其另一篇文章《明代的“知识宦官”》，《文史知识》1990年第7期，指出在明朝已出现了知识宦官，而“不管是哪一类知识宦官，他们所接受的，都是儒家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标准，尽管他们之间矛盾甚多，与朝臣更是争权夺利，但对皇室却是忠心不二，对皇位更无非分之望，加上明朝自太祖以来建立了一套严密的政治制度，各种势力相互制约，因此，再专权的宦官一旦失去皇帝的信任，即立遭贬斥而全无反抗余地”。

[29] 认为明朝没有重蹈东汉、唐的覆辙之因：“一是明代中央集权制度的成功。如在地方实行三司制和分道监察制，基本上阻止了地方割据势力的抬头。二是明统治者在政治上运用‘彼此颉颃、分而治之’的策略起了作用。”（欧阳琛：《明代的司礼监》，《江西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明朝“统治者对监、阁权力相制衡的运用，使明后期没有出现汉唐那样的‘宦官之祸’”。（《明内府内书堂考略——兼论明司礼监和内阁共理朝政》，《江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

[30] 李绍强：《皇帝、儒臣、宦官间的关系与明朝政局》，《齐鲁学刊》1988年第2期，指出明代皇帝、儒臣、宦官三者之间，皇帝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

[31] 余华青：《中国宦官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2] 香港网上电子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初版，香港文星图书公司2002年增订版。

[33] ［美］沃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中译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4—45页。

[34] 王春瑜、杜婉言的《明朝宦官》（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等研究，部分涉及了宦官的文化生活，主要以政治史视野构建宦官的概况。

[35] 李禹阶等：《权力塔尖上的奴仆——宦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冷东：《被阉割的守护神——宦官与中国》，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都涉及了宦官的心理和宦官的生活状态，但未深入分析。

[36] 程恭让：《明代太监与佛教关系考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4期。

[37] 陈玉女：《明代二十四衙门宦官与北京佛教》，台湾如闻出版社2001年版。

[38] 杜常顺：《明朝宫廷与佛教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5年。

[39] 何孝荣：《明代宦官与佛教关系》，《南开学报》2000年第1期。

[40] 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1] 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

[42] 如刘志伟曾探讨明代的里甲制度和户籍制度（参见氏著《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陈春声曾研究明清之际东南沿海的重大事件（参见氏著《从倭乱到迁海》，《明清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版）。

[43] 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4]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45] 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46] 冷东：《严嵩与宦官关系论略》，《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冷东：《明代政治家与宦官关系略论》，《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林丽月：《“击内”抑或“调和”——试论东林领袖的制宦策略》，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6期，1986年；朱子彦：《论明代的内阁与党争》，《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樊树志：《张居正与冯保——历史的另一面》，《复旦学报》1999年第1期。

[47] （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奄宦上》，《丛书集成初编》。

[48] ［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总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25页。

[49] 赵克生《明代和阉之禁》，《安徽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陶新华：《观念与制度：宦官的异姓嗣子问题》，《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50] Fryslie，Matthew Ernest.The historian's castrated slave：The textual eunuch and the creation of historical identity in the“Ming history”（China）.Thesis（Ph.D.）The Universtity of Michigan，2001.

[51] ［美］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9、60页。

[52] 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53] （唐）刘知几：《史通》卷11《史官建置》，浦起龙《史通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03—304页。

[54] 李建宏：《中国古代实录编纂研究》，《档案学通讯》2003年第2期。

[55] 商传：《永乐十八年始设东厂说不确》，《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

[56] 《明太宗实录》，卷75，永乐六年正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1033—1034页。

[57]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册，上编，卷3，《太宗恭定大王实录》2，第217页。

[58] 海因茨·弗赖斯在他未发表的论明代宦官的政治作用的资格论文中，详尽阐述了这个题目。又见乌尔里克·汉斯—理查德·马米特希《魏忠贤（1568—1628年）：对晚明太监与党争的重新评价》，载［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02页。

[59] ［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第802页。

[60] （清）王誉昌：《崇祯宫祠》，转引自王春瑜《明清史散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61] 冯尔康：《清史史料学》，沈阳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页。

[62] ［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第803页。

[63]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1《内监》，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22页。

[64] 《四库全书总目》卷12《史部·传记类存目四》，转引自杨艳秋《明代史学探研》，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1页。

[65]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1《内监》，第822页。

[66] （明）罗玘：《圭峰集》序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7] 王春瑜：《明清史事沉思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页。

[68] 据《剑桥中国明代史》，第723页。

[69]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280页。

[70] 《太监刘公墓表》，《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1册，第105页。

[71] 《秦始皇陵西侧赵家背户村秦刑徒墓》，《文物》1982年第3期。

[72] 李永明：《中国古代墓志铭的源流》，《山东图书馆季刊》2003年第1期。

[73] 熊基权：《魏晋以来墓志流变》，《文物春秋》2003年第5期。

[74] （明）李东阳等纂：《大明会典》卷203。

[75] 赵超：《古代石刻》，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

[76] 《明镇守福建御用监太监陈公神道碑》，国家图书馆藏善本金石组编：《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第15册，第556页。

[77] 《明故御马监太监争阎公墓志铭》，《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卷》，第136页。

[78] 《明故内宫监太监杨公墓志铭》，《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卷》，第131页。

[79] 何伟帜：《明初的宦官政治》，香港文星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页。

[80] ［美］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第39、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