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一 相关理论的反思

对于宦官这样一个传统政治史的重要课题，前辈与时贤旨趣各异的研究著述汗牛充栋、蔚为大观。^[9]通过对学术史的爬梳，笔者以为，在以社会史视角重新审视明代宦官政治的研究之前，学界对明代宦官的研究，依据其研究旨趣与问题意识的差异，大致可以因循政治史、社会史两种学术理路展开追述。而其研究的背后仍受传统儒家士大夫的道德标准束缚，这种传统意识形态与政治史视角交叉作用于当今学者对宦官问题的研究当中。

回顾20世纪以前，即作为近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兴起之前的宦官史料，多延续正史的书写方式，形成了对宦官极度鄙夷、大加贬斥的社会舆论传统。主要体现在：首先，“刑余”之身为儒家士大夫所鄙视；^[10]另外，正是认为宦官是“刑余贱隶”的传统态度，宦官相应地一概成了“奸”、“恶”、“小人”的代名词；^[11]最后一种导向，也就是当今的史家在研究宦官问题时仍难以摆脱的模式，即将宦官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被剥离出来，被定名为传统社会的一颗毒瘤。^[12]

显然，在士大夫所撰的史书中，儒家道德是评价人物的标准，宦官“刑余贱隶”的身份参与到政权中来，注定其成为“乱政”、“误国”的罪魁祸首。因而，在20世纪以前的旧史学研究模式下，对宦官记载和研究体现出明显的经世致用目的，即“以史为鉴”，防止宦官之祸造成君权旁落。明朝人张世则撰《貂珰史鉴》原因更为直接：“宦寺贤者，万中不得一二。世则方指陈炯戒，将以启迪君心。”^[13]

二 政治史范式下的宦官问题研究

20世纪以前的旧史学，我们称之为传统的精英政治史，是特定历史时代及其学术需求下的产物。这种情形体现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上，那就是历史著述的主要内容都是政治史，所依据的材料都是政治方面的文书档案，把政治层面的因素（包括重大政治事件、重要政治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看成是决定历史发展变化的关键力量，同时尽量从政治方面去解释历史。^[14]

进入20世纪后，传统史学还有很大影响，但新的研究方法、史学理论和史料的运用使得史学研究与传统史学已有很大的不同。这同样体现于明代的宦官研究中，但具有鲜明的政治史范式的色彩，政治制度的研究角度，直到今天仍是研究者的主要视野。

1.关于宦官专权的研究

宦官问题，在20世纪前半期问津者不多，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逐渐热门，有关明代宦官制度的研究，从时间和篇幅上首推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一书。^[15]该书是论述全部明代特务系统的，但实际却以宦官制度和宦官活动为主体来进行研究。这是一部传统政治史范式下的典型作品，其特点有三：一是以丰富的政治史料为依据，未突破传统史料范围；二是运用了现代阶级分析的理论套用于明代宦官的研究，正如作者在原自序中所写到的“利用历史事实绕个弯儿来隐射，恰好明代是特务最为凶横的朝代”，所以借以隐射“蒋帮特务的镇压、逮捕、屠杀”，“企图通过明代特务政治的叙述来描绘出明代以帝王为首的地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政治压迫的全貌”^[16]。这部书可以说完全是因新中国成立前在“国统区”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做的，这种将制度史的研究过于附靠在意识形态的需要之上的做法，必然使学术研究偏离正常轨迹；三是其逻辑是政权可以由宰相士大夫来操纵，但不能落在“宫奴”手中，否则便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为祸天下，从中明显可窥见儒家道德标准的影响。半个多世纪的今天反思这部《明代特务政治》，可以看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宦官专权的历史记忆被唤醒用来影射现状，而政治史料在史者意识形态指导下用来做出有利于主题的解释并强调其干政祸国的一面，宦官的其他方面被忽略或者从历史记忆中删除了，只留下几个恶贯满盈的名字。

继丁易的《明代特务政治》之后，宦官问题再度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政治制度依然是明代宦官研究的主要视角，宦官专权是研究的主要课题^[17]，但由过去主要着眼于政治权势^[18]、特务活动^[19]，扩展至从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各方面的关系，以及主要宦官生平等多个角度构建明代宦官的政治概况，相关的论文也呈现出这样的特色。^[20]对于宦官在经济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宦官参与对经济的破坏作用。王春瑜、杜婉言较早对此进行了探索。^[21]而明代宦官对军事领域的介入亦强调其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及国防败坏，加速明朝的灭亡。^[22]对于明代宦官在外交方面的作用，虽肯定了其积极的一面，亦不脱离宦官干政的主题，认为其外交行为为宦官干政奠定了基础。^[23]在如此诸多相关宦官专权问题的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宦官从其所处的社会背景下被剥离出来，被定名为传统社会的一颗毒瘤”^[24]，激化社会矛盾，恶行累累。^[25]

2.国家政治权力网络中的宦官的研究

而实际上，宦官作为国家政治权力网上的一个结点，是国家机制运转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虽发挥作用却要受制于整个权力网络。吴缉华在20世纪60年代从明代政治制度的缺憾上论证了宦官专权的必然性^[26]，深化了对该问题的研究。冷东^[27]、方志远^[28]、欧阳琛^[29]、李绍强等人^[30]，亦从这一认知出发，对明代宦官群体在传统社会政治网络中的位置和活动能力展开探讨。

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政治制度史自身的完善与规范，加之西方史学新方法的引进，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史料运用的广泛性加强，对于宦官问题的研究也更深入彻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余华青的《中国宦官制度史》，全面探讨了我国历代的宦官制度及其演变发展过程。作者在坚持传统政治史视野的同时，吸收西方新方法，从生理学、心理学角度探讨宦官的行为方式、心理特征及性格内涵。试图给宦官制度比较公允的评价，“评价整个宦官制度与评价具体宦官人物两者应当区分开来，不可一概贬斥；评价宦官的政治危害作用与评价宦官在其他领域中的某些积极作用，两者应当区分开来，不可一概抹杀；对于上层权阉与下层宦官的评价，应当区分开来，不可一概而论”^[31]。在这部著作中可资借鉴之处有：一、对明宦官专权的认识，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形势及明代制度缺陷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将宦官置于权力网络中加以考察；二、关注到以往宦官研究中不被注意到的士大夫与宦官之间的张力；三、对宦官制度进行全面考察，包括宦官考核、娶妻养子、病老丧葬等制度，使笔者对整个通史视野下的明代宦官群体有了清晰的认识。问题与不足之处：一、套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用于宦官人物的评价中，将宦官分为上、下两阶层，使之对立为“统治集团”和下层“人民”；二、是在传统政治制度的视野下，围绕着皇权的宦官研究；三、“贴标签”式地对宦官制度做非此即彼的分类，看不到条文规章与实践之间的联系；四、对宦官本身的生活状况及社会角色未有涉及。

进入21世纪的新纪元，香港学者何伟帜的《明初的宦官政治》^[32]，摒弃传统“宦祸”的说法，代之以“宦官政治”；摒弃“宦官弄权”，代之以“宦官得势”。短短几个字的修改，却显示了作者欲区别以往学者们对宦官的道德评价传统，从明初的建制，追溯明代宦官“得势”的原因。认为自明初洪武年间始，政府军政、外交、财政、祭祠等已有宦官参与其中，成祖扩大宦官参政的层面，并加以制度化，后世嗣君引为祖制，历仁、宣两朝，至正统年间使王振成为一朝的“权宦”的，其实就是历朝君主的宦官政策。宦官早已在“明初”大量渗透政府机关中，宦官在某程度上而言已不再是在行政体制外插手“干政”，在明朝君权凌驾法律的情况下，君主大量派任宦官参与国家大政，使之成为建制以内的一分子。明代君主推动国家政治之际，除了如常交付官僚进行外，还可派遣宦官负责。明代的政治模式，在绝对的君权以下，传统官僚与宦官成为两个最重要的行政系统，“双轨政治”的模式自是形成。整个明代宦官的参与政治实基于明初肇始的“双轨政治”的运作模式下。

何伟帜的研究对笔者有一定的借鉴作用。首先，作者试图摆脱对宦官的道德评价立场；第二，认为明代特有的“双轨政治”模式下，宦官的政治活动是基于体制的必然；第三，作者以丰富全面的史料力图展现宦官的各个方面。但与以往关于宦官的研究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也就是传统政治史视野下，虽然作者试图摆脱对宦官的道德评价，但由于主体意识与立场的原因，仍然对宦官做非此即彼的分类。同时，作者的研究对象限于“明初”和“政治”，强调的仍然是传统宦官研究中所关注的问题。

三 关于宦官的社会史研究

“史学家一直都比较擅长研究过去的政治，而不太擅长于研究过去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史学研究往往侧重于事件，侧重于个性和机构的动机，而在分析处于长时段中的那些不那么具有个性特征的过程和结构时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结构和过程似乎完全被忽略了。所有这一切都必须通过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来加以改变，也就是说，必须加大经济与社会史的比重，并赋予它一种独立的品格，使之成为理解一般历史的钥匙。”^[33]对于宦官问题的研究面临同样的问题，以往学者们对于宦官的论题总是与其政治命运相关联，专门对宦官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角色进行研究的成果非常少见^[34]，只是从相关论著中得窥其社会生活状况之一二^[35]，但缺乏系统的归纳和理论分析。

随着“眼光向下”看历史视角的影响，学者们把目光投放到更为宽阔的领域，并由此带动了史料来源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宗教信仰作为宦官与民间社会共享的一种文化生活，近年来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宦官社会史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程恭让从佛教社会史的角度^[36]，探讨了内廷太监群体佛教信仰形成的原因，及北京地区太监参与的具体佛事活动，是近年来明代佛教史研究新开拓的一个课题。台湾学者陈玉女的研究^[37]，亦从同一角度，并大量使用碑刻资料，对明代宦官崇佛、宦官与僧人的交往、宦官与北京地区佛寺兴衰的关系等进行了系统和细致的考察，较充分地展现了明代宦官与佛教关系的基本面貌。杜常顺在其博士论文中^[38]，独辟宦官与佛教关系一章，讲到宦官崇信佛教的原因，宦官的奉佛活动等内容，但立足于宦官作为宫廷代表来与佛教发生各种关系。

何孝荣基于碑刻、地方志以及正史、笔记小说多种史料的运用^[39]，阐述了明代宦官与佛教关系的基本内容，并分析了宦官奉佛的原因。他又在之后的研究成果《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中^[40]，以明代、北京地方史为个案，将明代宦官作为北京地区佛教寺院修建的一股重要力量，以碑刻为主要史料列举宦官对北京佛教寺院的兴建。

以上的这些成果大大拓宽了明代宦官研究的视野，综合史料的运用脱离传统文本史料的窠臼，但问题也是存在的，即少有关注宦官群体与民间宗教的互动过程，看不到置于民间社会情境中的宦官概况，因此对其影响很难估计。针对这种“眼光向下”视野所带来的弊端，一些在此视野之外的学者，开始体验国外学者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这种新的社会史作为一种范式出现，不仅将以往被忽略的基层社会的历史、普通民众的历史、日常生活的历史和民间文化史重新放在适当和显要的位置，而且以“自下而上”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政治史范式下的史学领域，由过去只研究制度和其沿革的本身，到考察其具体的实践与操作。

传统政治史范式下对宦官的研究，关注度不够，并且往往有了眼光向下的关注，就丢了与政治相关的大历史的反思，社会史范式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大体是将国家的宏观政治放置到地方社会的历史场景中，对传统的政治史进行重新解读，这种新思路改变了传统的政治史那种宏大叙事框架下“标签式”、只着眼于对宏观政治本身的演变的研究，使政治史的研究更加缜密和细致，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而“政治显然不能只被狭隘地理解为与行政管理相关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不能局限于国家的暴力工具意义，它还包括政治意识、大众政治行为等等方面，而这些都可以、也必须在具体的社会情境和变迁过程中加以理解”^[41]。其实关于从社会史介入政治史的研究，较早已经出现了一些较成功的研究范例，除了国内学者赵世瑜、刘志伟、陈春声等人的研究^[42]，国外的学者如杜赞奇、孔飞力都堪称以社会史视野研究政治的先行者。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描述的是晚清至民国国家力量不断扩展的过程，并且将其置于华北的区域社会情境中加以理解^[43]，尽管他尚未在一个特定空间历史及详细的把握基础上展开他的工作，但他毕竟力图指出这样一个“跨区域的”政治扩张如何进行、又如何在复杂的区域权力网络中遭遇困境，他讨论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政权建设”问题。问题恰恰在于，就拿这个“跨区域的”问题来说，它所遭遇的地方权力网络会相当不同，就以我们了解的情况来说，国家政权建设也采取了相应的、有差异的策略，“国家”和“地方”就形成了互动，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二者的妥协或者是一方的绝对胜利。

孔飞力的《叫魂》^[44]也恰好提供了一个从社会史介入政治史的不错范例，因为作者从分析一种集体巫术的心理和行为出发，最后讨论的是帝国官僚体制的运行。但孔飞力的创新也就到此为止，因为他就帝国官僚体制、就乾隆皇帝与大小臣工的关系所做的讨论，并没有提供给我们更多新的东西。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他考察的巫术骚动基本发生在江浙（山东的情形也多由江南传来，见其所引乾隆上谕），而从康熙到乾隆，统治者对江南地区的态势异乎寻常地重视，孔飞力无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否则就无法解释乾隆的小题大做。但他显然对江南地区的问题并未投入足够的笔墨，没有把皇帝和地方大员的所作所为放在帝国中心与江南的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中去理解。反过来说，如果作者的出发点是西藏、蒙古或者云贵的某个重大事件，那么乾隆皇帝是否会做出同样的反应？他与地方官员的行为互动，以及他们的这些行为与刚性的或惯性的制度之间的互动是否与“叫魂案”所引发的相同？在社会史这里，或者说与传统的政治史不同的是，“政治”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脱离具体历史情境和社会变迁的宏大叙事框架，而是立足于具体的时空坐标点上的一个个“叫魂案”。^[45]

前辈学者的研究在方法论上令笔者受益匪浅，以往我们研究政治史的学者，往往只关注个别历史事件和人物行迹真伪的考证，或简单地概括历史事件的单面政治特性，而看不出个别事件与整体社会的关系或者互动机制。对历史的阐释当然要基于对历史真伪的辨析，但不等于说历史真伪的考辨可以代替或涵括意义解释的功能，否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历史研究法只能停留在社会科学最低层次的初始状态。尽管传统的政治史范式，对问题缺乏解释能力，但并不是说它的一切都是失败的，应该承认在某些问题上仍有其所长，如王朝的更替、帝王将相等重大问题的研究等等。也就是说社会史视角下的政治史，并不是完全取代传统的政治史，而是要改变传统的政治史研究模式，取其之长，去其缺欠。

宦官与士大夫集团的关系历来为传统政治史研究所重视，但多集中于讨论政治层面上阉党与清流之间的斗争。^[46]黄宗羲对宦官的评论代表了传统史家的政治取向与思维模式，他曾说过：“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预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47]从黄的评论中可见，明代宦官与士大夫之间的矛盾昭然若揭，但这叙述的背后我们是否也可以窥见作为士大夫的黄宗羲对明代宦官的某种敌对的情绪。

当代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有过这样的说法：“（中国）历史大都是宦官的对头们写的，结果很多替国家工作得很好的宦官，都没有被载入史册。因此，对于史官们所记述的有关宦官活动的阴暗面，应当采取保留的态度。”^[48]这种对宦官与士大夫之间张力的认识，在近年来越来越得到了认识，^[49]同时，明代官方文本在宦官历史身份建构中的作用与局限性也开始被强调。^[50]

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史学》，主要抨击了以往的帝王将相史，倡导进化论思想，主张发现历史规律，但他对与史料问题有关的历史认识问题几乎没有涉及。约略同时稍晚，美国历史学家鲁滨孙却在他的《新史学》一书中怀疑历史学可否成为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反对历史学科画地为牢，主张“把那些许多不见于书本或碑文记载的材料认为是史料”，并说“假使历史学家只是局限于史料上所叙述的确切可靠的事件，那么他的著作往往就会缺少生动活泼、真正可信的情节”。^[51]新史学的提倡扩大史料来源，加之近年来对士大夫与宦官之间张力的认识，使文本史料难以满足得到比较真实的历史的愿望，或者给予历史更全面、清楚的解释。

针对明代宦官的以往研究对宦官干政十分在意，并且所利用的关于宦官的历史记忆大多是正史上的资料，反映的是记录者的历史记忆，宦官自己的历史记忆被有意或无意地剔除掉了。但近年来的城市改造又把宦官的墓挖出来，另类历史记忆就又浮出水面。所以，挖掘这些墓志、碑刻背后的东西，“捕捉宦官自己的某些历史记忆、至少让我们了解他们怎样按照自己的逻辑来编制另一套故事——与士大所讲的不同的故事”。^[52]

以上笔者从方法论、研究主题、史料的角度对本文的学术史作一番粗略的爬梳，而下文所要进行的研究将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前人取得的这些成就。基于此，笔者试图将明代的宦官群体放在民间社会的发展脉络中，考察这一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及与士大夫的关系，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宦官群体，透视明代国家机制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