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贸易：经济影响和江苏对策

内容提要：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深入发展，为江苏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同时，由于成本因素驱动下的全球价值链区位配置，也可能带来“浮萍经济”风险，迫切需要江苏有效应对，进一步“扎根”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建议江苏坚持以优势要素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打造参与国际竞争的综合环境优势；推动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实现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不断攀升；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助推江苏在更高层次上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大力引进国际先进生产要素，助推江苏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积极培育国际化的企业家队伍，提升整合全球优质要素能力；将市场规模优势转化为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新优势，吸引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江苏进行“逆向创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和贸易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突出表现为产品的价值链被分解了，国与国之间的优势更多地体现为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的优势，从而导致国与国之间按同一产业或产品的生产环节或工序进行分工的现象，学术界把这种新的国际分工现象称为全球价值链。相应地，这一新的分工模式下的国际贸易可称为全球价值链贸易。相比传统的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贸易，全球价值链已经改变了分工和贸易的本质内涵，并由此给相关经济体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江苏作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大省和排头兵，在前一轮开放中所实现的经济快速发展乃至产业结构演进，正是抓住了全球价值链贸易所带来的重要战略机遇的结果。在新一轮的开放中，鉴于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以及全球价值链贸易的深入演进趋势，江苏既面临着重要战略机遇，也面临着挑战。如何抓住机遇，并有效应对各种挑战，需要正确识别全球价值链贸易演进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如此，才能在正确的发展战略指引下，在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提升江苏的贸易利得，并推动江苏产业的转型升级，引领江苏开放型经济迈向新辉煌。

一　全球价值链贸易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突出特征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全球价值链贸易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的突出特征。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主要就是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成为全球生产的一个流转环节。而江苏作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大省和排头兵，在参与全球价值链贸易过程中显然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江苏加工贸易发展就是证明。江苏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江苏加工贸易出口占当期出口总额的比重就已经达到52.96％；而2008年这一比重更是高达59.62％。江苏已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之中。

由于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以产品价值增值环节为界限，从而使得国际贸易的本质内涵也发生了变化。贸易已经不再局限于流通领域，而是已经深入生产领域，从而变为集生产和流通为一体的新现象。正是基于上述意义，不能就贸易而看贸易，更应深入生产层面，尤其是融入全球生产体系的层面看待贸易。贸易所产生的可能经济影响，也突破了现有国际经济理论所揭示的基本机制和结论。例如，基于产品价值增值环节为界限的分工，全球价值链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通过各种产业链条而被“链”在一起，从而加强了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协同性、利益实现的共生性以及经济波动的传递性，等等。总之，全球价值链贸易对全球经济，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了全新变化，对此，我们也需要进行全新的认识。

二　全球价值链贸易的经济影响：比较优势层面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分析研究发现，一国或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的程度，与该国或地区利用外资之间呈现高度的正相关性，利用外资的比重越高，其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也就越深，也就越能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当前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主要是通过FDI方式或者通过OEM、ODM等外包方式，将生产活动和其他功能性活动进行更加细密的专业化分工，按照比较优势配置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因此，在以往主要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分工条件下，由于不具备完整产品生产比较优势而被排除在国际分工大门之外的发展中经济体或者落后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则具有了融入全球生产体系的机会。换言之，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降低了发展中经济体和落后国家融入全球分工的“门槛”，而这种“门槛”降低效应主要源自全球价值链分工给发展中经济体和落后国家所带来的“比较优势创造效应”和“比较优势激发效应”。

所谓“比较优势创造效应”，简单而言，主要是指原本在以最终产品为国际分工界限条件下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环境中则获取了或者说具备了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或者是原先只是在少数产品生产部门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则表现为在更多的产品生产部门具备了比较优势。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各国参与国际分工不再要求在某一完整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只需要在产品生产的某个特定阶段或者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所谓“比较优势激发效应”，主要是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由于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会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优势要素相结合而产生“强强联合”作用，从而表现为一国或地区的优势要素甚至是“闲置”要素，在与流入要素进行协同生产时所激发出的本国比较优势。由于产品生产往往是多种要素共同投入的结果，因此，尽管一国在某种生产要素上十分丰裕，但也可能由于其他要素极度缺乏而难以“物尽其用”甚至根本无用武之地。众所周知，就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各自的优势要素来看，技术、资本、知识、信息等高级生产要素是发达国家的优势要素，同时也是跨国流动性相对较强的要素；而劳动等初级要素则是发展中经济体所拥有的主要优势要素，也是跨国流动性相对较弱的要素。因此，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必然表现为发达国家高级要素向发展中经济体流动，与发展中经济体的优势要素相结合，比较优势由此得以激发。进一步地从微观层面来看，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不仅仅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整合利用全球资源提供了机遇，同时也为发展中经济体的中小企业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提供了接触全球市场，进而在全球市场角逐中成长的机会。

三　全球价值链贸易的经济影响：产业升级层面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以丰富廉价的劳动力等优势要素为依托，通过吸引FDI以及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等方式，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在此背景下，江苏不仅实现了巨大的经济增长成绩，与之相伴随的还有意义深远的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这其中不仅仅是比较优势创造效应和激发效应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由于要素流动以及中间产品贸易具有知识、技术、观念等溢出效应强的特点，从而能够产生一系列超越传统国际经济理论所揭示的资源优化配置效应的其他重要作用机制，进而促进产业升级。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产业迁移效应。在开放条件下，产业转型升级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推进工业化发展进程，实现产业发展的“从无到有”；二是促进一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攀升，以获取更多的国际分工利益。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要素跨国流动和价值链的全球分解。要素尤其是资本的跨国流动，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货币问题，而是由其所承载的一系列生产要素的流动，比如技术、管理、品牌、营销等，这些先进要素与当地生产要素相结合，从事着全球价值链上某个环节和阶段的生产，因此要素跨国流动的本质是产业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江苏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从起初的“招商引资”到之后的“招商选资”，再到当前的“招才引智”的发展阶段，其实无不显示了通过吸引国际优势要素与促进江苏产业发展以及转型升级之间的战略需求关系。从价值链的全球分解来看，其实质也是产业或者产品价值增值环节的梯度转移，即产业迁移效应，只不过在国际产品生产分割技术的推动下，这种转移既可以采取FDI的形式，也可以采取所谓的OEM、ODM等外包方式。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形式的产业国际转移，相比以产品为界限的传统产业间产业分工形式，更有利于江苏省进入高科技产业。因为在传统的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形式下，发展中经济体可能往往由于个别环节存在无法克服的技术障碍，失去了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机会或者说被排除在高技术产业之外。但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无论是以吸引FDI的方式还是承接跨国公司发出“订单”的方式，都能够以自身的优势要素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产业链的特定环节，这就为进入高技术产业提供了捷径，并为高技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产业集聚效应。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环境中，全球生产网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的价值增值环节和阶段出现地理空间上的分散性，以及具有相同或者相似要素密集度特征的增值环节和阶段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性并表现出相互的兼容或者相关。换句话说，具有相同或者相似要素密集度特征的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和阶段呈现出很强的地域集中性，从而形成较为显著的产业集聚现象。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所形成的产业集聚，至少存在三种最为基本、有利于促进产业升级的技术外溢和扩散形态：知识外溢、反向工程和人员流动。开放条件下形成的产业集聚现象，在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中已经比比皆是。

第三，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外向配套效应。所谓外向配套主要是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外资企业进入后通过前向或后向联系产生的本土企业向FDI企业提供中间产品的行为，外向配套的发展使得本土企业越来越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环节。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实践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外资的大量利用，而外资企业大量“入驻”和集聚，催生了外向配套型本土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在为外资企业进行外向配套过程中，会产生两种极为显著的正向效应，有助于本土企业成长进而产业升级，这两种效应就是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包括主动外溢和非主动外溢）以及配套竞争效应。其中，外资企业的主动外溢效应主要是指，在外向配套过程中，外资企业为了确保本土企业能够提供合格的、符合要求的中间产品，往往会对本土企业进行技术指导和员工培训等；而所谓的非主动溢出效应主要是指，进行外向配套的本土企业在与外资企业发生业务接触过程中，能够进行的观察、学习、模仿乃至创新的经济活动。至于外向配套竞争，主要是指本土企业为了能够与外资企业之间形成外向配套关系，而不断努力提高自身技术水平的自我激励和竞争效应。这一外向配套选择的机制会促使本土企业相互竞争并逐步升级。

第四，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出口中学习效应。虽然关于“出口中学习效应”是否存在目前仍有争论，但这种分歧主要还是基于以最终产品为界限的传统分工模式的讨论。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贸易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本土企业的出口行为，其实质是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的外在表现，从而“出口中学习效应”在本质上也就演化为“生产中学习效应”。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江苏出口贸易的爆炸式增长，其实正是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抓住产业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国际梯度转移的历史性机遇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一方面，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而实施的出口行为，对于本不熟悉国际市场的中国本土企业而言，由于融入跨国公司组织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而获取了难得的学习和锻炼机会。另一方面，江苏本土企业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其出口行为往往具有对发达经济体市场高度依赖的特征，例如，长期以来中国出口产品就高度依赖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市场。而来自发达经济体的消费者，包括跨国公司，往往更为挑剔，从而迫使发展中经济体本土企业不断“升级”，以满足发达经济体的高要求。总之，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环境中，出口中学习的本质是生产中学习，因而具有促进本土企业以及产业升级的重要作用。

四　全球价值链贸易演进趋势、机遇及挑战

全球价值链分工在深入发展中表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价值链的全球长度在进一步延伸。产品价值链的全球分解程度往往取决于两个决定性因素：一是产品生产分割技术的发展；二是交易成本的变化。通常而言，产品生产过程的分割程度越是细化，分解出来的特定生产环节和阶段越多，由此所导致的交易成本也就越高。因此，分工深入演进的实质就是这两种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其中交易成本的作用更为关键。当前，不仅信息、通信等技术进步在不断地促进有形交易成本下降，与此同时，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双边贸易体制的快速发展和制度安排，也在促使无形交易成本不断下降。受其驱动，基于全球战略的跨国公司会从效率提升角度出发，将产品价值链进行进一步分解以拓展全球生产网络，价值链的全球长度有不断延伸趋势。

第二，要素尤其是资本跨国流动与商品跨国流动，越来越具有融合发展的特征。在以要素为界限的新的国际分工形式下，要素流动和商品流动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或者是互补关系，而是融合关系和一体化的关系。实际上，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额及存量额的迅速增加，以及全球贸易量的迅猛增长，二者所呈现的一致性变化趋势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问题。正如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3）的一项研究所指出，FDI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全球贸易中的80％属于全球生产网络内的商品贸易，并且这一趋势仍在继续；而一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与利用外资额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趋势表明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在国际分工中的作用仍在进一步加强。

第三，伴随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逆向创新”将成为未来跨国公司的普遍战略。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价值链的分布和配置不仅仅取决于生产环节和阶段的要素密集度特征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要素禀赋差异，市场规模也是其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伴随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及其财富和经济权力的逐渐东移，由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市场需求规模不断扩大，跨国公司也会随之调整其全球价值链分布策略，即将更多的创新活动置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然后将创新性产品再销往包括发达经济体在内的全球市场。有些学者将这一变化称为“逆向创新”。

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入演进呈现的上述三个趋势特征，其实质均隐含着这样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对于诸如江苏这样的开放型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面临着新一轮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价值链全球长度的延伸，意味着在“归核化”发展战略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必然将以往“核心”环节进行进一步分解，具有更高技术和知识密集度的生产环节、工序和服务流程，将会被配置到发展中经济体；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的日益融合，意味着一国产业结构将会随着流入要素质量的提高而不断升级；而跨国公司逆向创新战略，无疑为发展中经济体攀升全球产业链高端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总之，全球价值链分工出现的当代趋势及特征，为江苏在更高层次上融入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带来了新的机遇。

五　政策启示

全球价值链意义下的贸易，实质上就是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参与全球生产。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分工主导形式以及其深入演进的当代趋势特征，这决定了江苏需要更加深入全面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因为这不仅是全球价值链创造价值并获取相应份额的需要，更是充分应用全球资本、人力、知识与技术来发展经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面临全球价值链贸易深入演进所产生的可能经济影响，江苏在新一轮开放型经济中应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要坚定地以优势要素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对全球经济的参与，尤其是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可以融入更大的市场、获取更好的信息、汲取更多的知识、获得更多的技术、创造更多的机会，更快地学习全球技术前沿并获得技能，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在融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无论是以吸引外资而承接产业和产品价值增值环节的国际转移，还是承接国际大买家的订单而实施的出口贸易行为，都可以为发展中经济体开辟新的投资领域，增加就业，推动价值链贸易的高速增长，从而提高国内增加值乃至带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江苏省仍应坚定地以优势要素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第二，打造综合竞争性环境优势，提升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能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成本因素（此处的成本概念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既包括要素成本，也包括商务成本，比如运输、投资和税收激励、基础设施、基础服务、行政管理负担、契约履行成本、制度质量、进口便利程度等等）是价值增值环节的区位配置中的决定性变量，也是决定全球生产网络布局动态变化的重要变量。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江苏依托初级要素等低成本优势，已顺利加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但伴随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等传统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以及其他更多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全球竞争，的确又面临着“浮萍经济”的风险。因此，江苏当前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扎根”其中。这就要求江苏省在继续发挥传统比较优势的同时，在完善市场机制、提高制度质量、完善产业配套环境、提高政府效率、降低税费、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以及提高法制化水平等方面，做足做够功课，据此打造出更具竞争力的综合成本优势，为“扎根”全球产业链奠定基础。

第三，加快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有些观点认为，发展加工贸易由于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获益甚少，同时也难以带来先进技术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难以实现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应该加快从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的转变。其实，这种看法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在当前全球价值链贸易成为全球贸易主导形式的背景下，全球制成品贸易甚至是服务贸易，本质上看大多都是加工贸易。因此，对于江苏进一步融入全球分工体系而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发展加工贸易，而是在于如何发展加工贸易，或者说企业能不能利用加工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所带来的战略机遇，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通过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实现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为此，一是应进一步大力提高本地企业参与加工贸易的程度和水平，推动有实力的本土企业成为承接加工贸易订单的主体。二是努力推动加工贸易产品结构升级，加快向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主方向演变。三是继续鼓励本土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为跨国公司配套，逐步增加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国内采购比重，促进加工贸易产业链条向上下游的延伸，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四是顺应逆向工业化的一般趋势，支持本地企业由贴牌生产向委托设计和自主品牌为主方向转变，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和模仿创新，逐步提高自主设计和自主研发水平，促进加工贸易产业链和本地产业的有效融合，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第四，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助推江苏在更高层次上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信息等技术的突飞猛进，越来越多的传统服务活动，以及原先内嵌于制造业生产环节中的功能性服务环节，成为可贸易的服务。实际上，全球价值链的不断分解，正是建立在不同区段的有效服务链接基础之上。当前全球价值链中的外包业务包括服务外包活动，其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从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到知识流程外包（KPO）。从服务贸易自身来看，其本身就是全球价值链中相对高端的环节和阶段，因此，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可以在更高层次上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另外，从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系来看，在全球价值链不断分解的发展大势之下，服务投入的效率已经越来越成为全球价值链竞争力的关键构成要素，因为在全球价值链贸易—投资—服务纽带上，正是服务将不同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和企业活动“黏合”在一起。为此，江苏在新一轮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中，要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引入竞争，大力承接服务业跨国转移，积极参与世界服务业大调整，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与大力发展在岸服务外包，努力打造全球资源整合型服务供应商。

第五，继续大力引进国际先进生产要素，助推江苏产业转型升级。引进国际先进生产要素，是江苏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经验所在。面临国内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应正确把握国际产业重组、资本流动、要素转移、技术合作和人才流动等重要战略机遇，在继续大力引进国际先进生产要素、提升国际先进要素聚集能力的同时，注重提升整合各类先进要素进行创新活动的能力。充分发挥通过“引资”带动其他先进要素，比如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高级管理人才、研发结构等向江苏集聚。通过集聚更为全面优质的生产要素，尤其是高级管理人才和科技型人才等“外智”，提升江苏在发展开放型经济中优化整合各类先进要素进行创新活动的能力，从而能够有效助推江苏产业的转型升级。

第六，以培育国际化的企业家队伍为重点，加快人才国际化步伐，提升整合全球优质要素能力。在要素全球流动性不断增强以及产品国际生产分割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下，决定现在和未来一国或地区产业国际竞争力，以及由此所能获得的分工利益的关键因素，不再取决于生产什么、进口什么和出口什么，而是以什么样的要素、什么层次的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参与了什么层次的国际分工，对整个价值链的控制能力有多大。而在所有的要素中，最为重要的、最为关键的要素当属企业家要素。尽管依托各种优势和经过多年的努力，江苏开放型经济形成了一定的要素集聚优势，也是国际生产要素聚集最多的地区之一，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发展及转型升级，但是也清醒地看到，到目前为止，整合这些资源进行国际化生产获益最多的，大都是外资企业，江苏大多还只是以要素优势而不是通过企业优势去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因此，培养具有整合全球资源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已经是当务之急。目前有些实证研究已经表明，在国内产业结构还不具备高级化的先决条件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动机就是为了获取和整合国外先进技术等要素，以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王碧珺，2013）。这种可喜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已经开始认识到全球价值链分工环境下整合全球要素的重要性，并已开始付诸行动。可以预期的是，不是单纯以要素优势而是以具有整合全球资源能力的企业去参与国际竞争之日，才是江苏步入产业强省之列之时。

第七，将市场规模优势转化为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新优势，吸引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江苏进行“逆向创新”，带动江苏产业转型升级。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江苏作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大省，巨大的潜在需求市场规模，理应成为吸引全球先进生产要素的可依托优势。已有研究表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要素尤其是高端要素流向何地或者说在何地进行生产配置，不仅取决于当地要素成本，同时还取决于当地市场规模。应该看到，前一轮的对外开放中，江苏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主要依托的还是要素成本优势，而不是倚重国内需求市场规模优势（这当然也是发展相对落后情况下市场规模优势还没有凸显的原因），包括外资向江苏的大量集聚，主要看重的还是低成本要素优势。而伴随传统低成本要素优势的逐渐减弱，以及国内需求市场规模优势逐渐凸显，依托国内市场规模优势集聚全球先进生产要素，是江苏重要的战略选择。利用潜在的巨大市场规模优势则更能“吸引”国际高端要素向江苏集聚，因为以贴近发展中经济体的市场需求为基础，进行研发创新并以此辐射全球，将成为跨国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调整的重要方向。因此，在新一轮开放中，江苏应准备把握跨国公司战略调整的动向并及时抓住机遇，努力将可依托的经济规模优势转化为对外经济合作的新优势，提高先进要素“引进来”的能力。这就需要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的开放，充分发挥江苏经济规模总量优势所形成的巨大国内市场虹吸效应。如此，就一定会有一大批研发中心和营销中心乃至跨国公司总部转移到江苏来，由此带动江苏产业的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刘仕国、吴海英：《全球价值链和增加值贸易：经济影响、政策启示和统计挑战》，《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4期。

2.曾铮、张路路：《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的界定——基于中国制造业贸易附加值的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

3.王岚：《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附加值贸易：框架、测度和应用》，《经济评论》2013年第3期。

4.关兵：《附加值贸易统计方法视角下的中国外贸发展状况》，《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13年第3期。

5.金京、戴翔、张二震：《全球要素分工背景下的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中国工业经济》2013年第11期。

作者信息：

研究基地：江苏经济国际化研究基地

承担单位：南京大学

合作单位：江苏省商务厅、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首席专家：张卫国、裴长洪、马明龙、张二震

课题负责人：张二震

主要参加人员：马明龙、张二震、安礼伟、戴翔、陈思萌、许志瑜、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