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应对贸易摩擦对策研究

内容提要：近年来，江苏遭遇的贸易摩擦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主要表现在：遭遇贸易摩擦的产品从传统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领域不断向高附加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领域拓展；贸易摩擦从主要来自发达国家不断向来自发展中国家蔓延；贸易摩擦领域由微观商品层次不断向宏观经济政策升级，摩擦手段由显性救济措施不断向隐形技术壁垒延伸；等等。而且江苏面临的贸易摩擦将呈常态化、复杂化，将始终贯穿于江苏省从贸易大省走向贸易强省的全过程，应对贸易摩擦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应对贸易摩擦的思路是：以“互利共赢”的理念和思路发展开放型经济；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增强企业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做好重点产业贸易摩擦预警工作；建立不同主体之间信息共享与合作机制。

江苏是外贸大省，2012年全省货物进出口贸易额达5480.9亿美元，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其中出口值达3285.4亿美元，占同期全国出口总值的16％。因此，在全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不断严峻的大环境下，江苏首当其冲，在贸易摩擦方面也“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而且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江苏面临的贸易摩擦还有不断加剧之势。开放型经济是江苏的“牛鼻子”经济，不断加剧的贸易摩擦，无疑会对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乃至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因此，如何准确判断江苏面临贸易摩擦新形势，并从理论上深刻剖析江苏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并以“互利共赢”的思路探寻化解贸易摩擦的有效对策，是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　江苏面临贸易摩擦的新形势

（一）贸易摩擦向产业链上游转移，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受阻

从加入WTO以来江苏遭遇的贸易摩擦情况来看，初期涉案产品基本以纺织品、轻工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近年来涉案产品中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逐渐增多，诸如大型扫描仪、数据库、太阳能电池板、风能风塔等一些江苏具有产业优势的新兴产业也开始包含其中。例如，2009年3月18日，欧盟曾宣布针对从中国进口的集装箱检测设备大型扫描仪征收反倾销税，江苏有10家出口大型扫描仪的企业涉案其中；2010年欧盟委员会又发布公告，对中国出口的无线宽域网络调制解调器同时发起反倾销及保障措施调查，江苏有98家出口企业涉案其中，涉案金额高达12.22亿美元；同年，美国对中国出口的数据闪存卡发起337调查，江苏有9家出口企业涉案，涉案金额超过了1亿美元；等等。2011年，美国又对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进行了“双反”调查，其中江苏有72家企业涉案其中，涉案金额高达12.37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还对中国出口的无线通信设备、网络通信设备、部分具有3G功能的无线设备及其同类产品等发起337调查，江苏相关出口产品深受其害。2012年，欧盟对中国出口的晶体硅光伏组件及关键零部件产品发起的“双反”调查，江苏就有319家企业涉案，涉案金额高达94.7亿美元，创造了江苏遭遇贸易摩擦的历史之最。贸易摩擦涵盖的领域从传统的纺织和轻工蔓延至化工、机电等多个行业，延伸到了名副其实的高技术产品领域。

（二）贸易摩擦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并呈加剧之势

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江苏所遭遇到的贸易摩擦主要来自发达经济体。然而，近些年来开始逐渐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贸易摩擦呈现出“市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甚至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摩擦有超越来自发达经济体贸易摩擦的发展之势。例如，就2008年全球对中国出口产品进行贸易摩擦的发起来源地来看，由发达经济体发起的涉及江苏的贸易摩擦主要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欧盟等四大经济体，而由发展中经济体发起的涉及江苏的贸易摩擦，则主要来自巴西、印度、土耳其、墨西哥、印尼、泰国、巴基斯坦、印度、乌克兰等九个发展中经济体。因此，就贸易摩擦的发起国数量来看，发展中经济体有超越发达经济体的趋势。2009年至2012年的情况也是这样。比如，2012年，由发达经济体发起的涉及江苏的贸易摩擦主要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盟四个经济体，而由发展中经济体发起的涉及江苏的贸易摩擦，则包括来自阿根廷、巴基斯坦、巴西、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墨西哥、土耳其、印度等八个发展中经济体。

（三）贸易摩擦从产品摩擦不断向宏观经济政策升级，贸易摩擦呈现多层次性

近年来江苏遭遇贸易摩擦出现的另一突出特点，就是贸易摩擦不断从单个产品逐渐扩散到产业层面，并直抵政策和制度层面。在中国加入WTO初期，江苏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基本局限在产品层面。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随着江苏出口产品品种的不断增加和日益多元化，出口商品结构的不断优化和改善，尤其是出口规模的迅速扩张，江苏与国外的贸易争端开始针对某些产品群或产业，贸易摩擦从单个产品层面逐渐向产品群和产业层面乃至政策层面扩散，直接影响江苏的相关产业发展，对政府的产业政策也直接形成挑战。例如，2011年至今，江苏的无缝钢管行业、聚酯纤维行业、柠檬酸、光伏产品被竞争对手从欧美、印度、土耳其等多个市场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省内相关产业安全受到严重影响。再比如，自2004年加拿大首次对华进行反补贴调查以来，江苏屡屡遭遇美欧发起的反补贴调查，许多强制性应诉企业均集中在江苏，政府的土地政策、产业政策、电力政策、信贷政策均频频受到挑战。2010年，美国对我国的新能源政策发起“301调查”，美国国会也企图将人民币汇率政策认定为不公平的出口补贴，都是贸易摩擦向产业、政策层面扩散的具体表现。此外，从江苏所遭遇国外贸易摩擦的实施手段中，同样可以看出贸易摩擦呈多层次化的发展态势。针对低端产品，贸易救济手段主要是价格或数量限制手段；针对中高端产品，主要是技术性贸易壁垒，即通过立法或制定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来设置障碍；对于涉及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除以侵权为由禁止产品进口以外，还从司法层面构筑知识产权壁垒。对人民币升值施压则针对所有产品和产业层面。

（四）摩擦手段由显性救济措施不断向隐形技术壁垒延伸

近年来，以产品质量标准为核心的技术贸易壁垒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各种贸易标准壁垒对江苏出口的影响远甚于反倾销、反补贴等传统贸易救济手段。技术性贸易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社会责任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类型的新型贸易摩擦由于与商品对于人类健康、安全以及环境的影响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此类新型贸易摩擦手段可以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发展中国家反对这些贸易措施则可能陷于国际舆论的被动。同时，这些新型贸易摩擦的贸易保护效果良好，保护范围广泛，往往击中发展中国家的软肋。发达国家会以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为理由，利用新型贸易摩擦为手段，实施贸易保护主义。近年来，欧盟的REACH法规是对江苏出口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技术贸易壁垒，美国的雷斯法案影响也较为严重，日本也是使用技术贸易壁垒最多的国家之一，对江苏出口同样造成了巨大冲击。

二　新形势下江苏频繁遭遇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

（一）全球分工演进导致的产业转移是江苏遭遇贸易摩擦不断加剧的根本原因

江苏遭遇贸易摩擦是在全球要素分工深入演进背景下，以比较优势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与合作的规律使然。在基于要素可流动的环境中，跨国公司将资本、技术、信息、知识等高级优势生产要素，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低成本劳动力等初级要素相结合，从而将越来越多的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甚至技术密集型产品，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生产加工和组装，以发挥低成本制造优势。长期以来，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是我国融入国际分工所依托的重要优势，再辅以拥有良好的基础配套设施、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经济环境等，分工演进就会带来如下逻辑：劳动力优势—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发达国家民主政治等需要—贸易摩擦频发；劳动力优势—发展中国家同质竞争，缺乏优势—面临国内市场被占，国际市场份额下降—贸易摩擦频发。

（二）江苏出口结构“两端重叠”导致贸易摩擦加剧

最近10多年，以信息通信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品在江苏出口产品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在这些高新技术产业中，在并不具备完整的制造能力，甚至还没有掌握核心环节的条件下，江苏已经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生产地和出口地。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与国际分工方式的演变和江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产品内分工快速发展，每个国家专业化生产最终产品的特定环节，形成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生产网络，而江苏在国际生产网络中主要扮演着加工组装的角色。产品内分工在信息通信产业中最为发达，江苏抓住机遇，迅速成为全球重要的加工组装地之一。这导致产业上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出现“高端重合”，竞争在短时间加剧，贸易摩擦成为必然。

同时，江苏在传统产业上仍然保持较强的竞争力，制造能力和成本优势依然明显，这与贸易伙伴国产业可能形成“低端重合”，这种“低端重合”可能影响贸易伙伴的就业（比如发达国家）和产业成长（比如发展中国家），因此贸易摩擦也呈现出“市场多元化”的特征。

（三）全球经济低迷成为贸易摩擦加剧的直接原因

美国和欧盟是主要的出口市场，这两个经济体已经历较长时期的经济衰退，而且仍然没有出现明显持续的复苏迹象。一国的贸易政策是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经济衰退时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抬头，通过贸易保护政府一方面想保护就业，另一方面减少进口以扩大对本国产品的需求。因此，稍加观察便会发现，贸易保护政策措施的出台和使用频率，通常与经济不景气或者说经济衰退及其复苏的进程密切相关。在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尽管中国出口也在放缓，但是在全球贸易中的相对地位却在上升，2009年中国出口贸易超过德国而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这样，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出现上升的趋势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危机冲击后抢占全球产业制高点是贸易摩擦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蔓延的重要促成因素

江苏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领先者，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和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的领跑者。2012年江苏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势强劲，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软件、物联网和云计算、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智能电网和海洋工程等新兴产业全年销售收入达40059.9亿元，比2011年增长19.6％。可以预见，各国新兴产业发展竞争必然伴随着贸易摩擦的出现，中国太阳能光伏和风能产品出口自2011年开始连续遭遇美欧“双反”调查就是其中一个案例。

（五）贸易摩擦预警和应对机制不够健全是贸易摩擦的重要内因

贸易摩擦是有前兆的，并且可能包括摩擦发起国主动发出的贸易保护警示。因此，建立合理的预警体系，并且使得预警信息能够被有效传递至相关企业，以便对预警信息做出合理的反应，是预防贸易摩擦非常重要的措施。目前，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江苏省在这方面都做得不够。同时也应该看到，有些贸易摩擦是难以避免的，关键是要有合理的应对机制，以争取应有的合法权益，将损失降到最低。所谓应对机制就不能是个案处理性质的，而是要建立一整套规范化的应对程序和体系，在这方面我国也有所欠缺。

此外，产能过剩和内销渠道不畅也是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因。产能过剩再加上内销环境差、内需不足导致国内市场容量小，企业被迫转为外销，加之无序竞争、单纯的低成本价格竞争，必然导致贸易摩擦。

三　新形势下江苏应对贸易摩擦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全球贸易新格局让江苏面临两端受敌

江苏省在产业的高低两端都面临激烈国际竞争，这种特点使得江苏在高端和传统产业都会遭遇贸易摩擦。一方面，更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入到全球竞争中来，并正在加快其工业化进程，在许多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业领域，将与江苏省产品出口展开正面竞争。巴西、印度、土耳其、阿根廷、泰国等发展中国家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加强对华贸易保护，为其国内相关产业发展赢得时间与空间。另一方面，以美国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启动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势必启动贸易保护措施，以抢占新一轮的全球产业发展制高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产业发展和出口贸易势必两端受压，产业转型升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此时贸易摩擦更多的是产业间的正面冲突，即使没有政治因素的叠加，贸易摩擦形势仍然会十分严重。而且，一旦遭遇贸易摩擦，游说空间也会缩小，增加应对的难度。这是新形势下江苏应对贸易摩擦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二）发展中国家贸易救济调查规范性不足，增加应对工作难度

近期江苏遭遇来自巴西、阿根廷、土耳其、泰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案件增长的趋势明显，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相比来自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应对起来可能难度更大。因为欧、美、日市场是江苏出口产品的传统主打市场，从制度建设到程序履行都比较规范而且严格，市场秩序良好，有章可循，而且我国出口到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产品品质相对而言也高一些。相比之下，新兴市场体由于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都比较落后，同时也是江苏出口企业开拓相对比较晚的市场，各方面还不够规范和成熟，因此在信息披露、纠纷处理等方面都不够顺畅，一旦与江苏省发生贸易摩擦，往往导致应对工作难度加大。诸如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至今仍基本采取“一国一税”的做法，在与江苏省发生贸易摩擦时，由于应对难度大、风险高，对企业的应诉积极性也会产生严重的挫伤。此外，拉美国家多使用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语言障碍大。江苏省对外经贸人才中，熟悉当地语言、文化、法律、贸易规则等的人相对较少，况且发展中国家对江苏省贸易救济增多也是这几年才出现的趋势，应对经验相对不足。因此，应对来自这些地区的贸易摩擦，无论对政府、协会，还是企业、律师，难度都会很大。这是新形势下江苏应对贸易摩擦面临的另一重要挑战。

（三）贸易摩擦手段多样化使得应对工作复杂化

随着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传统贸易保护措施或者说传统贸易救济手段的作用越来越弱，但许多国家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基于特定的经济发展目的，对贸易保护的需求却并不一定随之减弱。因此，当传统贸易救济措施对国内市场保护作用越来越乏力的时候，名目繁多的其他贸易救济措施和保护手段就会层出不穷。根据加入WTO议定书，2016年我国在WTO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将到期。我国一旦享受市场经济地位，国外对我采取反倾销等措施的贸易保护效果必定大不如前，因此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现已开始着手准备在相关规则到期后，对华进行贸易摩擦的相关手段。近期美、欧倾向于对我加强反补贴调查等政策性贸易手段。2011年5月份，欧盟对华做出的对华铜版纸“双反案”，是欧盟第一次对华做出反补贴终裁案。欧、美现在加强对华适用反补贴措施，可以积累经验，了解情况，在我取得市场经济地位后加强对我反补贴调查。而有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比如为了环保、国民健康、安全和社会责任等确立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保护措施，还会超出世界贸易组织现有协定与协议的约束范围，难以判断正当还是不正当，应对和解决起来难度会进一步加大。

四　江苏应对贸易摩擦存在的问题

（一）应对贸易摩擦的总体思路缺乏“互利共赢”的理念

当中国变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后，“互利共赢”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此时的“互利共赢”不仅意味着我们要关注自身的利益，同时也要关注别国利益；不仅意味着我们要从贸易自由化中获取分工利益，也要注重贸易自由化对部分国家可能产生的冲击和不利影响。例如，在自由贸易下，由于受到资产专用性约束，要素并不能够总像李嘉图所讲的那样能够从比较劣势部门迅速转移到比较优势部门，自由贸易的结果有时会使得比较劣势部门的劳动力要么失业，要么转向收入更低的行业，即便可以转向其他行业，工作的转换也需要假以时日，在此过程中蒙受“失业之苦”是经常存在的。因此，贸易摩擦增多，是中国变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贸易大国的伴生现象，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贸易摩擦实质上是“利益冲突”激化的结果，化解摩擦的思路也应该从“互利共赢”的角度寻找最优对策。

江苏省在肯定前期应对贸易摩擦工作中所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应当看到，通常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往往是“为应对而应对”，使用的手段是努力做到“见招拆招”，是就贸易摩擦而看贸易摩擦。这种应对贸易摩擦的思路和措施，即便能够取得卓有成效的结果，往往也是治标不治本，即难以从根本上避免贸易摩擦的发生，或者是至少尽量减少贸易摩擦的发生。而如何将“互利共赢”新理念真正贯穿到对外贸易的发展战略中来，才是有效应对贸易摩擦的根本之道，才能真正防贸易摩擦于未然。

（二）未能将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有效应用于解决贸易摩擦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产业发展和成长或者说国际竞争力的培育无须完全依托国内市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均可利用，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我们把产业发展几乎完全寄托于国际市场时，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是与我国倡导的经济转型升级的初衷和目标相悖的。作为经济转型升级重要内容的产业转型升级，最终并非是为了迎合国际市场的需求，而是要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诸如太阳能光伏产业这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当其产值的90％用于出口时，这不仅说明这种新兴产业的发展成果没有被国内所“享用”，同时也说明其对国内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发展所做贡献可能极其有限，尤其是在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两头在外”的特征决定了如果其最终产品不能在国内使用时，由于其在国内价值链相对较短，对国内相关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必然相对较弱。而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源实则在于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缺乏协调。从这一意义上说，促进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不仅能够将更多的产业发展成果真正运用于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由于“过多的产能”输出而引发的贸易摩擦。

（三）企业整体应诉能力较弱以及应诉积极性不高

一是企业内部管理不规范，尤其是财务制度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在江苏省遭遇的贸易摩擦中，部分涉案企业是中小企业，甚至是家庭作坊，生产、销售、库存台账不健全，财务管理不善，有些企业甚至没有财务管理，更谈不上每年进行年度审计了，这些都给应诉工作造成很大困难，使企业的胜诉概率大大降低。二是企业承受能力不足。在应对贸易摩擦过程中，企业不仅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还动辄几十万元的应诉费用，因此，有很大一部分中小企业常常会因为“不堪重负”而望而却步，有的是早早退出，有的则干脆不参与应诉，导致应诉率或者胜诉率下降，容易丢失已经占领的市场。三是缺乏专门人才。江苏省出口企业与全国出口企业相比，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就是，企业大多缺乏既熟悉财务管理又知晓涉外法律和英语的真正复合型高级国际商务人才。在应诉过程中，往往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配合律师完成应诉证据的准备工作，极易导致应诉的失利，致使应诉的成功率下降。

（四）信息捕捉能力不强，尤其是信息传递不通畅

从政府、中介组织到企业，及时捕捉信息是有效应对贸易摩擦的重要前提。但是在政府、中介组织到企业之间，往往存在着信息收集、传递与反馈的渠道不畅、时效滞后的问题，没有形成良好的信息沟通和互动局面。进出口商会对中小企业和非会员企业了解不足，企业难以及时得到立案信息，存在着信息传递不畅的问题。政府也在努力为出口企业应对贸易摩擦而建立各种信息传递渠道，但尽管如此，由于缺乏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信息传递效率仍然不尽如人意。比如，虽然江苏省商务厅已经建立了一个“江苏省进出口公平贸易综合预警平台”，为省内出口企业获取产品预警信息提供帮助和服务，但对此重要的信息平台，很多企业仍然不知道该如何获取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获取产品预警信息。对于预警点的申报，很多出口企业并不知晓，或者即便知道，但对如何具体操作往往也是缺乏基本的了解。

五　新形势下江苏应对贸易摩擦的对策

（一）以“互利共赢”的理念和思路发展开放型经济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再次强调指出，要完善“互利共赢”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互利共赢”不仅为今后一个时期进一步扩大开放、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指明了方向，同样也为有效应对贸易摩擦提供了政策思路。尽管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能够实现“双赢”，但是应该认识到进口国产业调整不是一蹴而就的，调整期往往伴随特定产业和特定群体受损，这往往就是贸易摩擦的起因。因此，在宏观产业发展规划上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避免一个容易导致贸易摩擦的产业在短期内出现产能和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形。要充分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巨型经济体的外溢效应，努力提高中国经济发展对其他经济体发展的包容性。在微观上，出口企业要努力避免短期依靠产能和成本优势在国际市场“攻城略地”、“赶尽杀绝”的做法，学会与竞争对手合作双赢。在这个意义上，“双赢”更多意味着短期妥协以寻求长期可持续发展。当然“双赢”思路也体现在贸易争端的解决中，比如最近中欧关于光伏产品贸易摩擦的解决就充分体现了双赢的思路。

因此，产业和贸易发展在服务于自身发展利益需求的同时，也要关注他国的利益，为他国的产业发展和就业等留出空间，形成一种“互利共赢”的竞合关系。总之，唯有将“互利共赢”的理念真正贯穿于我们参与全球分工和贸易的方式，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构建起真正的相互依存关系，才能更为有效地应对甚至是避免贸易摩擦。在这个意义上，产业政策需要和贸易政策相融合。

（二）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增强企业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

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是重要趋势，中国近些年来趋势尤其明显，这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要素分工体系下，不仅有利于在更广阔的空间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从全球获取资金、技术、市场、战略资源，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提升经济国际竞争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同时，也是江苏外向型企业在遭遇贸易摩擦后，通过“走出去”方式规避国外贸易救济措施的有效路径。通过鼓励本土企业“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配置资源，以新的方式融入甚至是掌控全球价值链，不仅有利于获取更高的分工利益，还能有效降低因“简单扩大出口”而不断遭遇的严峻贸易摩擦。

（三）做好重点产业贸易摩擦预警工作

一个有效的预警体系不是能够预测到贸易摩擦的发生，而是要避免贸易摩擦的发生。因此，贸易摩擦预警体系的作用主要在于“提醒”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以使得有关各方做出合理的反应来减小贸易摩擦发生的可能性。

重点产业首先应该是在产业结构中占据一定地位的产业，包括两类产业：第一是容易发生贸易摩擦的产业；第二是即便贸易摩擦的可能性较低，但是一旦发生就会对产业发展甚至总体经济发展产生严重损害的产业。这两类产业要作为预警的重点。可以说建立贸易摩擦跟踪与预警机制是目前江苏省应对贸易摩擦操作层面亟须完成而且可以完成的有效对策。由于产业结构上的特点，全国层面或者其他地区的预警体系并不能有效服务于江苏贸易的发展。

（四）建立不同主体之间信息共享与合作机制

从信息共享的角度看，首先预警体系能够建立离不开不同主体信息的共享，其次预警体系发挥作用离不开信息共享。江苏作为一个省，信息共享还有特定含义，因为贸易摩擦往往是以国家（经济体）为主体的，因此信息共享还意味着江苏省需要与国家有关部门和团体保持信息的沟通，甚至和国外相关主体的信息沟通。

贸易摩擦的降低除了合理提供预警信息外，还需要各主体对预警信息做出合理反应；有效的出口贸易离不开各主体的合作；合作双赢的贸易发展模式离不开各主体的“自律”。总之，相关主体的合作是贸易摩擦预防和有效解决的前提。对于贸易摩擦，目前“个案处理”的特点还比较明显，也就是个案都依靠政府的“指导”和“协调”，缺乏一套有效机制，这种机制可以在不同的案件处理中被重复。这种贸易摩擦预防和处理机制应该是未来策略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目前情况下，短期内政府还需要承担贸易摩擦应对的“主体”角色，而不管是预警体系的建立还是组织应对都需要资金投入，因此建议参照其他省市并考虑到江苏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特点，增加对商务厅专项资金的预算，使其有能力有效组织贸易摩擦预警体系的构架和贸易摩擦的应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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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angnes，Byron，Alyson C.Ma and Ari Van Assche，“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Business Cycle Shocks”，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No.329，June，2012.

作者信息：

研究基地：江苏经济国际化研究基地

承担单位：南京大学

合作单位：江苏省商务厅、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首席专家：张卫国、裴长洪、马明龙、张二震

课题负责人：张二震

主要参加人员：马明龙、张二震、安礼伟、戴翔、孔祥林、李俊、欧阳嫄、丁平、陈思萌、许志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