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一）马克思主义越南化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越南化”这个概念，虽然目前人们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越南官方的言论中都很少看到，但与此相关的提法和研究其实早就出现。1991年，“胡志明、越南与世界和平”国际研讨会在印度的加尔各答举行，武元甲在会上发言时就强调：“胡志明思想是马列主义在越南民族解放事业和新社会建设事业的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1]同年6月24日，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在越共“七大”上做报告时指出：“胡志明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创造性运用的结果。”1998年，我国学者冯干文在该年《学术论坛》杂志的第1期发表了一篇题为《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民族化进程》的文章，认为胡志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越南民族化的结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黄云静2001年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就是《胡志明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越南化若干问题探讨》。2009年，任晓伟在该年《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发表的文章则是《马克思主义与越南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及其理论经验》。笔者2010年访问越南时，也曾同越南社科院的一些学者进行过交流，越南社科院研究员杜进森（Do Tien Sam）博士认为，虽然在越南一般都不说“马克思主义越南化”，但马克思主义越南化在今天的越南的确是现实，也是很值得研究的。可见，尽管目前还很少有人使用“马克思主义越南化”这个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越南化就不是越南的现实或不值得研究。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越南化，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越南的发展以及与越南具体实践的结合。

近代以来，越南一直受到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三重压迫。1975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思想武器的越南共产党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战胜了法国殖民主义之后，又取得了抗美战争的胜利，实现了南北统一。但由于连年战争造成的巨大创伤，战后又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加上对和平建设缺乏经验，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越南还是一个不被人们看好的经济发展极为缓慢的贫穷国家。1986年，受到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社会可喜变化的影响，越共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与越南具体实践的结合必须要走出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一条新路子，于是也在越南正式全面启动了一场名为“Doi Moi”的革新开放运动。越南的这场革新开放运动也同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带来了经济社会全面深刻的变化，使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越南化问题，其实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越南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在越南的发展以及与越南具体实践的结合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中又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等等。如果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越南化问题对于越南今后的路子该怎么走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话，那么，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本土创新实践，无疑也将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因此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参考意义和实践参考意义。

（二）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比较研究的提出

关于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的比较，目前学术界还很少有这方面的专门研究。2006年11月，由海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越南河内国民经济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来自中国、越南和俄罗斯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后由赵康太、李德芳主编出版了论文集《中国与越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论文集收录了中国、越南和俄罗斯等国40余所高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120多位专家学者的论文。全书共分四编：第一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第二编是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系与越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第三编是人类文明多样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多样化；第四编是社会主义改革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问题。2009年10月，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越南社科院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中越马克思主义论坛暨中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比较研究双边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改革开放和越南革新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与越南革新的比较研究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参加会议的学者们认为，中越两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发展成就，从根本上说是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结果。会后由郑一明、潘金娥主编出版了论文集《中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比较研究》。该书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改革、越南革新与马克思主义创新；第二部分是政治与经济；第三部分是文化与社会；第四部分是中国的改革、越南的革新与苏联的改组。这两本论文集虽然还很难说是对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但毕竟是集各家之观点，反映出学术界对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的比较研究已经越来越关注。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曾经撰文称越南在改革方面是“中国的好学生”，有的人据此以为越南的革新开放不过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翻版而已。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并不科学。中越两国的改革开放虽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如果因此就说越南的革新开放就是简单照搬中国的模式，那么我们最多只能说越南在改革方面是“中国的学生”而不能说是“中国的好学生”。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创新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本土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越南化则是马克思主义与越南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本土创新。在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创新过程中，相互借鉴当然是必要的，但借鉴绝不意味着照搬。人们也注意到，越南今天的改革在某些方面是有别于中国的，有的人甚至认为在某些方面已经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其实，有差别是正常的，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创新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模式。至于应该如何相互借鉴，则是一个需要结合本国实际慎重考虑的问题。在2009年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越南社科院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中越马克思主义论坛上，有学者提出了“北京模式”与“河内模式”，得到了与会很多学者的认同，说明学术界已经意识到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创新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只有通过比较，透过表面的相同和差异发现隐藏其中的规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的本质含义。

有人说，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越南从上到下都是心悦诚服的。但笔者在越南访问时发现，对于曾被广泛引用的英国媒体关于越南是“中国的好学生”的观点，越南理论界却一直认为，本国的发展道路是对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都有所借鉴，而最重要的则是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理论和实践都有许多特殊问题。越南今后要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可见，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的路子在不同的国家该怎么走，既涉及许多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涉及实践中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对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无疑将十分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这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课题。

（三）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比较研究的目的、意义和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于当今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在实践中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正确发展道路来说，其意义极为重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并不断地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创新，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因应时代的发展和世界的变化，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而形而上学地、僵化地、片面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败。越南和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引人注目、发展最快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使之本国化。两国都走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相互之间既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对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创新进行比较研究，其目的不仅是拓宽我们的视野，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越两国今天的改革（革新）开放实践并更好地推动两国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创新，进一步开创两国社会主义改革（革新）开放事业的新局面。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过去五年我们最大的成绩归根结底就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根本路径。越南革新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同样也是得益于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马列主义本土创新路子。对于中国和越南的崛起，有些人是感到疑惑的，甚至认为这是不是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注入了活力并改变了社会主义？对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创新进行比较研究，无疑将能针对这些疑惑做出有力的回答，在理论上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在越南和中国本土创新的认识，有助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在实践上则有助于我们从本国的实际出发，选择正确的前进道路，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有效解决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