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及相关的几个概念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是一个地域性范围比较宽泛的概念，从其逻辑外延看，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在越南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本土化等等。不过，对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尽管在英语中人们可以把它翻译为“Marxism localization”，但现实中的确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理解，比如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在英国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就是旨在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一种学术倾向或研究思潮。而他们所要努力实现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实际上也就仅仅是建构起自认为更科学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学术话语而已。当然，现在大多数学者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学术话语的建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另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走向实践，就是实现与各国社会变革实践的有机结合。
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这个词的构成来看，那么，“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首先就是由“马克思主义”和“本土化”组成的，其中，“马克思主义”是定语，是用来限定、修饰“本土化”这个中心词的。意思是说这种本土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而不是其他别的外来思想或外来事物的本土化。若进一步分析“本土化”这个词的构成，则“本土化”又由“本土”和“化”组成，其中，“化”是“本土”的后缀。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化”作为词的后缀，可“加在名词或形容词之后构成动词，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3]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意思就是使原来并非本土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具有本土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黄楠森教授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运用而呈现出不同特色，或表现为不同形态。”[4]根据他的理解，很多社会理论都带有国家、地区和民族特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运用于中国，就得出这个理论的中国形态。马克思主义主要谈的是西欧社会理论，但却包含着一般性的东西，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本土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被苏联人运用于苏联，就有马克思主义的苏联化；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运用于中国，就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
曾经参加过2007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五届国际马克思大会的林建华教授在其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中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有更加详细的解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普遍真理同各国不同历史阶段所处的国际环境、时代背景之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成为各具本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归根到底，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6]林建华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要内涵分为四个方面：一是要让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或精髓带上各国的作风和气派，形成各国的风格和特点，为各国人民所喜闻乐见，以便在各国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二是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具体论断与各国情况不相符合时，在“本土化”过程中绝对不允许生搬硬套，而只能从各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创造新理论，提出新观点，寻求新方法，来解决各国革命与建设中发生的新矛盾、新问题，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崭新的内容；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已经过时的论断或原理、原则，要根据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本质特色，敢于承认其过时并在实践中予以放弃，进而结合新的实际，创造出适合时代特色的新理论；四是这种“本土化”也应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各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加以具体化的内容。[7]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来看，绝大多数学者对林建华教授的观点都是认可的。
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非常相近的一个概念，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创新”。当今的时代是一个需要不断创新才能求得更好发展的时代，胡锦涛于2006年提出，我们要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按笔者的理解，创新型国家不仅仅是在科技领域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样也需要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这样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使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得到有效的增强，发展不受人所制，不管在物质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都能走在时代发展的前面，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升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求。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创新并不单单是马克思主义在其诞生地的本土创新，同样也包括在其他国家经过本土化之后的创新。因此，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创新的前提。当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本身也可以说就是一种创新，我们之所以还要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创新，一方面是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要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另一方面也是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我们要遵循创新的科学原则与规律，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的路子，并着力培养这方面的创新型人才，更好地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所以，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创新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是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越南化”这两个概念，按照黄楠森教授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马克思主义越南化自然也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目前已经普遍为人们所接受，而“马克思主义越南化”的概念还没有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其实，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有的人还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比如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就曾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定义为“民族共产主义”，即按中国文化价值、历史传统和民族利益来解释的社会主义。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教授则认为，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奇特的，可称之为“新版的马克思主义”。林建华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本土化与中国化》一文中提到，毛泽东1938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本来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斯大林首先表示不同意，致使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8]因为“在斯大林那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狭隘民族主义之嫌疑；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则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一致。斯大林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东西一般说来都是不能动的，但是可以在运用过程中使之‘具体化’”。[9]如今，越南的官方和学术界都没有正式使用“马克思主义越南化”的概念，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考虑，由于看不到相关文献资料的解释，笔者不得而知，也不好妄加揣测。但是，即便人们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越南化”这个概念，也不得不承认越南共产党是把马克思主义具体运用到了越南革命和建设实践的这一事实。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越南的本土化是不可否认的。至于这种本土化应该如何正确看待，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本书所要详细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