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一批七月派史料——《中国时报》文学副刊一瞥
一
《中国时报》1945年12月1日创刊于开封，1948年6月停刊。《中国时报》是在河南省省会开封创办的一家有影响的民办报纸，由郭海长任发行人、总经理，河南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学人梁建堂任总编辑，诗人苏金伞、塞风(李根红)等任兼职编辑。《中国时报》先后开辟有《山水间》、《诗与散文》(苏金伞主编)、《桥》、《文艺之页》、《文学窗》(复旦大学文学窗社编)等文学副刊。据《中国时报》工作人员阎希同在《开封〈中国时报〉述略》一文(载河南文史资料)中回忆，《文学窗》1946年1月创刊，由当时远在重庆的复旦大学《文学窗》社编辑，冀汸等人主持，每周一期，共出17期。曾刊登冀汸、路翎、靳以、晏羽鸣、石怀池(束衣人)等的诗文，于1946年5月底停刊。[1]阎希同的回忆大致上是可靠的，1946年1月11日《文学窗》第1期发表的编者《小启》说:
小启
我们是在重庆的人，却在开封打开了这扇“窗”。这也许开得太远吧，然而实在并不值得惊异。
在重庆，早耸立者许多高门大户，各自保有独特的色彩和芬芳，而我们却渴求着更新鲜的更朴质的花种与花苗;这就是我们要在这块复活的土地上开“窗”的理由。
不过也必须申明:“窗”子也原比不上高门大户的，决不会有什么不得了的以至于了不得的伟大作品发表出来;我们只希望:凭着这扇“窗”，能够吐出一些真实的声音，也凭着这一扇“窗”，能够听到一些真实的声音。感觉相同的朋友们，请了解而且珍重这一点希望。
至于将来成绩如何，只好“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了。
说阎希同的回忆“大致上是可靠的”中的“大致”，主要是指阎文所说《文学窗》只出版17期并不准确。《文学窗》新18期(见1946年12 月14日《中国时报》)有文学窗社《致读者》短文。全文如下:
致读者
我们底“窗”不宣而闭将近半年了。时间真快，竟使我们留下了这么一段不可弥补的空白。这时间，我们直接间接地得到了许多熟识的或未相知的友人们的关怀和鼓励。这使我们感到很大的安慰。这么一件微末的工作，却居然引起了可珍贵的共鸣。无疑的，这是读者们的诚恳，也是由于我们的诚恳，惭愧的是我们竟使它有了这么一段无可弥补的空白!
说来又都是一些不值得告人的理由，因而也就不打算在此作絮絮的表白。我们除了一本以往的诚恳使这件微小的工作更能放光生色，还希望能够得到读者们的热情的合作。从过去的十七期里，读者当然知道这是一个带着很浓的同人性的刊物，也当然知道我们对于文艺的见解。在我们说是因为有相同的信念和相同的理解，才有这样的结合的。如果文艺是解释人生，表现人生，追求人生的，它也就是作深刻的精神斗争的一种武器。我们相信执着这样的是武器，在五花八门的现实里一步一血痕地搏斗着前进的人必定很多，所以，我们才冒昧地向不相知的友人们伸出手来。
我们欢迎一切诚实的声音，不论诗，小说，散文，文艺批评，来稿寄本报副刊编辑室转本社。我们相信，愈是野花野草，愈是有浓烈的颜色和浓烈的气息。
朋友们，让我们一见如故吧，在这数句寒暄之后，便携起手来，一同呼吸，一同进步。
但阎文所说《文学窗》共出17期的话也并非没有原因。正如《致读者》所说，《文学窗》出17期后是“不宣而闭”，而在半年之后才又出了新18期。对于刊物“不宣而闭”的理由，《文学窗》只用“说来又都是一些不值得告人的理由，因而也就不打算在此作絮絮的表白”一句话轻轻带过。其实，《文学窗》的“不宣而闭”不是只有“一些不值得告人的理由”，而是因为不能把理由示人。阎希同文章回忆说，《文学窗》发表的批判现实的作品和言论，已经引起了不仅河南省地方当局的不快，而且也惊动了当时更高执政当局的不满才被迫停刊。在《文学窗》“不宣而闭”的同时，与刊物有关的人员也于1946年5月暗自撤离。由于政治压迫的加剧，《文学窗》第18期也仅出一期就又被迫停刊，而《中国时报》其他政治色彩不很明显的文学副刊的生存时间则要长一些。
《文学窗》能够由远在重庆的复旦大学学生(复旦大学当时尚未复原返回上海)主办，关键人物是前述的《中国时报》发行人、总经理郭海长。郭海长是复旦大学毕业生，他同房间住的就有好友束衣人(石怀池)等。复旦大学办壁报《文学窗》的朋友和郭海长政治上情投意合，他们应邀为郭海长任总经理的《中国时报》创办文学副刊《文学窗》，既是对郭海长的支持，也为七月派争得了一块宝贵的文学阵地。因为在事实上，七月派的重要刊物《希望》当时正在苦撑，到了1946年10月就不得不宣告停刊。七月派生存的艰难，格外彰显了《中国时报》上《文学窗》文学副刊的重要作用。
二
文学窗《致读者》最大的文学价值，在于它事实上宣告了七月派最简洁的文学纲领:“从过去的17期里，读者当然知道这一个带有很浓的同人性的刊物，也当然知道我们对于文艺的见解。在我们说是因为有相同的信念和相同的理解，才有这样的结合。如果文艺是解释人生，表现人生，追求人生的，它也就是作深刻的精神斗争的一种武器。”七月派这批有强烈使命感的左翼文学青年，在《文学窗》和其他副刊上，他们是怎样展示以诗歌为武器，“作深刻的思想斗争”的呢?
这些年轻诗人对现实的一个关注点是劳动者当时的生存景况。冀汸的短诗《池沼》，把池沼拟人化，通过池沼写人。诗人把自己的情感倾注到了一个洗衣女身上。诗中连用四个“黄昏来了”的短句，极力烘托黄昏到来时低沉的感情气氛。第一个“黄昏来了”是:“黄昏来了/你是那最末的/洗衣女的镜子/照见她一天的悲哀/照见她十几个春天就老了的/童养媳底灵魂”。第四个“黄昏来了”进一步揭示池沼对于劳动的价值:“黄昏来了/有黑夜/你是黑夜的村庄底/痛苦的/失眠的眼睛”。诗短意长。为什么“洗衣女”十几个春天就老了呢?诗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回味。和冀汸《池沼》的深沉含蓄相比较，彭燕郊的《我是乡村的孩子》语言明快，感情直露。这个乡村的孩子，为自己的乡村而骄傲，他讨厌“老爷太太光临了我们的乡村”。在表面上城乡对立的视角下，孩子有着分明的感情倾向。他憎恶压迫者，爱自己宁静和平的乡村:
城市来的大皮包，我讨厌。
城市来的滑头的奸笑，我憎恨。
城市来的水粉胭脂是使我恶心的。
城市来的贵客同那一只只
空着肚子来吃饱了就走的黑心货艇，使我害怕。
城市来的狗也是凶狠的。
他会反客欺主的咬打乡下的瘦狗。
他还会咬断走夜路的乡下人的咽喉。
恶毒的伏在大洋房门口。
不出声的袭击。
才是阴险呵!
杂文家聂绀弩的讽刺诗《给臭虫》，以辛辣的诗句嘲笑了那些满面红光，挺着球样大肚皮的“财主，封翁，阔佬，买办”。诗人把他们比作比阳澄湖的螃蟹还肥的吸人血的家伙，揭露他们:“仗着黑暗的势力，/趁人毫无戒备的时候，/以蛇样的毒牙，/咬烂皮肤;/吸人血，/却把它的气味变坏! /是谁派你来的呢，/不让一个劳苦人安息?”诗人知道，臭虫“除了吸血，/没有别的”，所以，人们对待它的办法，只能是“你在偷偷摸摸中横行，/我却要你在明察中死去。/我虽然取的是你的生命;却流的是我自己的血”。
这些从不同侧面批判现实的诗作，显示了七月派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诗是他们忧患意识的外射。但这些诗作，在《中国时报》发表的七月派诗作中并不居于中心位置。在抗日战争胜利的乐观气氛下，歌颂斗争，呼唤胜利才构成了诗作的中心主题。七月派诗人深知，未来的斗争将异常艰苦，但他们却深信:胜利到来的时候已经为期不远。这些诗的格调明朗，情绪昂扬，充满着必胜的信念。1946年3月至11月期间谷风(牛汉)在《中国时报》发表的五首诗作，就代表着他们创作的主调。除了抒情诗《六月》让牛汉想起“雁门关下的那一片干巴巴的土地上/六月/是束裤带挨饿的日子呀”之外，他的其他诗作，都集中地表现了诗人激越的诗情和奋发向上的力量。
谷风是一位预言家。1946年1月，他在《小夜曲》中预言:“夜里啊，/古旧的旗降落了;/新的旗在一支顽强的队伍前头/大胆的竖起”。1946年4月，在小诗《虹》里，诗的首句独立成节，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呼喊:“天晴了。”明白如话的呼喊，道出了人们心中共同的感受与期盼。诗人打开了想象的翅膀:“太阳马上就要回来/我看见/虹/打从我们的蓝色的/池沼一样阴湿的天空/闪亮闪亮地滚来”。一句“闪亮闪亮滚来”，以优美的画面美，描画出了正在走向胜利的人民排出倒海，势不可当的英雄气势。谷风5月发表的《新的声音》，以谈自己读艾青长诗《吴满有》的感受为题，深情地描摹着解放区人民欢快的生活画面:“我读着/艾青写的《吴满有》/我被感动得跳起来啦……”在诗的反复诵唱中，诗人相信，人民的一条条的紫色的胳膊，定会爆炸出翻天覆地的力量。
同类诗作中，还有彭燕郊的《啊，啊，绿色的……》以及《山坑里的人》。《山坑里的人》中，长年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筋肉暴凸起一个个小蛮丘”的农民，终于“在他的眼里露着神秘探问的光芒/他是试探着接触这个世界了/这世界也将是属于他们的吧”。明丽的诗的格调，真切地展现了诗人对新生活的憧憬。这批七月派诗歌，是一尊耸立在中原的石质雕像。
与前两类表现社会诗情的主题不同，七月派作品中也不乏表现纯粹属于个人私情的独特感受之作。我们在《中国时报》上读到了S M阿垅的悼亡诗《祷告辞——给R》。1943年3月，阿垅与张瑞初见，5月8日结婚。婚后，他们在重庆乡间度过了一年的幸福时光。1944年7月底或8月初爱子沛降生。为了生活，阿垅随后到重庆谋生，他和妻子张瑞靠频繁的通信来相互安慰。后来，妻子的来信少了，“痛苦和哀伤往往在字里行间闪烁隐现”。1945年3月18日，妻子在为孩子喂了奶后“留书自杀”。[2]突然袭来的沉重打击使阿垅悲痛欲绝。1945年4月11日，阿垅完成了长诗《悼亡》，但没有机会发表。此诗2000年周良沛根据阿垅手稿才编入《阿垅诗文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1945年7月14日，他又写下了《祷告辞——给R》，发表于1946年2月1日《文学窗》第4期。
《祷告辞——给R》是一首感人的现代悼亡诗，留下了阿垅赤裸裸的，甚至是语无伦次的真性情。对妻子难以割舍的浓情，使诗人千呼万唤，化为撕心裂肺的诗句:
“你是我肉中的肉/心中的心/你我彼此相属/右手属左手/左手一样属右手”，“我们是相属的/我年青可爱的妻子啊/让我底肉为你痛/心为你欢喜/让我底肉生在你腹上/心在你心里/让我底力量全给你”。这是眼中含泪，心底流血的倾诉。诗中反复咏叹的感情旋律，寄托着诗人对妻子揪心的思念。诗中急切地向妻子表白:“我要雄狮一样为你在丛岩中守望，甚至连/无邪的蒲公英飞过也不许/或者/你啮你自己手指时我这心也觉得好痛!”刻骨铭心的爱，凝结为庄严的爱情誓言:
有风雨让我做你底屋子
有饥饿让我做你底果子
有痛苦让我做你底支持
有灾难让我代替你——
因为你底丈夫是你所选的男子!
所有天下女子，拥有这样的男子是幸福;阿垅长眠地下的亡妻，如果心有灵犀能够感受到诗人的这份挚爱，也会拥有最大的慰藉。1946年4 月19日，阿垅在长诗《悼亡》的《附记》中说:“我没有再说话的力气。她是‘被侮辱与损害’的又一代。她善良得透明，梦想得遥远，使她在人生中走着崎岖的路，最后还不得不以毛茛自杀。这是她底血肉的飞升。但是我，我负着她底尸体行年!”《祷告辞——给R》内容丰盈，流动着诗人悲凉的哀伤。妻子美丽生命的殒落给阿龙留下了失落的永恒。
三
《中国时报》上具有学术个性的诗论，首推路翎对阿垅和绿原的评论。在《关于SM底诗》(1946年2月15日《文学窗》第6期)和《关于绿原》(1946年4月26日《文学窗》第14期)两文中，路翎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诗人的人格精神，二是重视对诗的内容与形式关系的阐发。在路翎看来，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存在着公式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弊端，而SM (阿垅)和绿原的诗歌创作，正是对这种倾向的自觉抵制。他强调:“在SM底诗里显露的，诗人底精神，或者说人格底特色，是对于人生的高度的诚实和善良，以及一种道德上面的高贵，仁爱和勇敢。这些字眼并不是空洞的，它们底意义是流露在诗人底每一句诗，每一个呼吸中间。你可以亲切地感觉到在这里站着这样一个人，他并不假装不懂为懂，他所要求的可说是异常的单纯，但他底表情告诉你说:他就是要求他自己的这一点，只是这一点——谦虚地，柔和然而坚决地，无论谁都不能给他夺去。”路翎的结论是:阿垅人格的底色，是对于人生高度的诚实和善良，以及一种道德上的高贵，仁爱和勇敢:“在我们底时代，少有这样的充满着强烈，真挚的人生要求的诗。在人们附托着时代底感情和观念写着诗的时候，SM是站在人生底渴望里面，其中有爱情，战争，友谊……从这里直面着时代，当人们被什么巨大的，激动的形势威胁了，于是发出了浪漫的呼唤来的时候，SM是在歌唱着他底深切的人生要求，这大半都正是和时代节拍息息相关的。”
路翎特别推崇阿垅的爱情诗，认为在公式观念狂放的时候，“没有人能那样诚实而且恳切地歌颂仅只是自己所感到的爱情有如SM的。人们都附托什么观念去了，但SM站在这里，诚恳地歌唱着:星和花，和他底爱情，我并不是说大家都要逃回自己去，我是说，在这里诗人底真实造成了他的丰富的境界了。他有怎样的自己，他就显露出怎样的自己来，而这是需要道德意味上的高贵和勇敢，我们不是看到了过多的用什么公式观念或公式浪漫来点缀做假的歌颂爱情的诗了吗?”路翎说，诗人怎样感觉了，就怎样歌唱出来。称赞阿垅用行动明确反对那些用自己也不懂的大话的诗和拆字式技巧的诗。
同样，对于绿原，路翎特别看重的，也是绿原忠实的人生态度。据路翎观察，绿原具有向复杂的现实生活搏斗，与现实生活并进的坚韧的内在力量。指出，这样的人生态度，让绿原即使生活上有许多痛苦和弱点，在创作上也能够不断地实现“突进”:
这突进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
首先绿原是忠实的，他有很多生活上的痛苦和弱点罢!
但他有深刻的忠实的心，于是这一般说来，是作为一个相识人的弱点的，就慢慢变成了作为诗人的强处。绿原不是永远固执地守着自己的感情的诗人，这些固执也守着自己的一个堡垒的人们，他们只能歌唱特定的东西。绿原，在他遭遇现实的历史的一切的时候，他自己倒似乎是常常败北，撤退的，于是他经历了真正的战斗，他再冲锋，他的堡垒就随处皆是了。他的性格不是天生的坚强和爽朗，他底性格是付出了代价明白了自己底，和历史人民底命运之后的坚决，生活的痛苦当更使他坚决。
所以有着柔和的梦幻的心的诗人，而有如此的凌厉的坚决是可以理解的吧，或者，正因为有着柔和的梦幻的心，真失望之深，造成了其坚决之强，而且那感觉性是特别丰富的。
路翎甚至预言:“在绿原的面前，正如在这个时代一切诚实的人们的面前一样，是还有无数厮杀的。”20世纪50年代绿原所受到的历史的误会，竟被路翎在《关于绿原》里提前十年言中。
在《中国时报》上，路翎还有一篇类似格言的谈诗的风格的短文:
有一些人，被别人底内容打动了，因此也爱好起别人底“形式”来;由于模仿的东西的充斥，人们渐渐地倒首先注意形式，而以形式所能暗示的一点美感为创作的动机了。这样的动机并不是坏的，但自己必须不以形式的美感为满足。现实——精神世界底要求，然后才发出声音来。不必注意声音底“形态”，注意外形，就或多或少地压伤内容了。不必顾忌自己能“创造”出什么风格来，而应该坚持地去看看这个世界看看自己的心对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要求，反抗、痛苦、快乐。这“怎样的”，就是自己的风格。
所以，卖弄机智的，拼凑外形的美感的东西，是讨厌的。首先它不能感动任何人。
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非几句话可以解释清楚。路翎的短论自成一家之言。
彭燕郊在《中国时报》发表讨论诗歌的文章只有《诗论随想》(1945 年12月21日《桥》等6期)。短文称得上是真正的格言。如其中有这样的表述:“有些诗人的诗，给我们觉得，好像他们是在时装店里面，挑剔着，和比较着材料似的……”，“可是，你是在写诗，不是什么美娇人，你不需要什么来装饰自己的呀!”
短文通过一些鲜明的对比，既阐释了诗的意蕴，也透出了作者的才华与行文的机智。
此外，江中石的《生活的诗·绿原与马凡陀等等——答某友人问》(1946年12月17日《诗与散文》第10期)、为公的《论曾卓及其歌唱》(1946年1月28日、2月11日《桥》第13、14期)、克浪的《鲁藜试论》(1946年4月12日《文学窗》第13期)，对七月派诗人绿原、曾卓、鲁藜的诗歌创作，都分别进行了深入的评论。江文采用问答的形式，对七月派诗作的特征进行了有深度的论析。如友人问:“我觉得诗现在有很严重的危机，因为一般读者是不喜好它的，除了一些写诗的朋友们以外，在普通读者心目中，它占着比小说、戏剧更在下的位置。不知道是现在诗作不好呢?还是读者欣赏能力不够，看不懂呢?”
针对提问，江中石作了这样的回答:“造成诗的现状的责任，一半归于社会的罪恶，一半应归于诗的工作者本身的不健全……所谓社会的罪恶，就是诗人的意念不能直接表达出来，非拐弯抹角地说出来不可，而造成和读者不可免的距离。基于此点认识，遂有人以为我们不能够写出较真实、较伟大的作品来，是由于社会条件所限制，而必然的结果，此种看法，与其说是一种意见，倒毋宁说是容忍甚而是姑息，因为在此时此地的社会条件之中，并不是不能产生好的诗篇，而一般诗作的空虚者，乃是作者自身的不健全之故，因为好的环境，固然能够派生正确的主观意识，像艾青、田间、鲁藜等，直接在良好运动之下，诗的道路自然是平坦的，但主观思维也可能不满于客观条件。因而产生的搏斗现象，是一样可以有好的诗篇产生的，例如《希望》三期的《表》和《在一九四六年的恐怖中》，描述着一个刻苦和受难的知识分子的灵魂，我们可以说不是好诗么?”
在回答绿原和马凡陀的不同道路时，作者又重点分析了绿原、冀汸、邹荻帆七月派诗人受到读者欢迎的原因:“在疯狂的混乱的时代里，有着怀满对旧社会憎恨的激情和反抗的力的战士，而被这激情和力所驱使，他们会不自觉的‘从生活的深处发出歌声’(胡风语)来，这声音是战士特有的，不能模仿也不能假借，这声音不但能使走在同一道路上的人引起共鸣，也能感动本来是迷惘，动摇的人，为之茫然四顾，或者生活得更坚定起来。诗人绿原，与绿原走着同一道路的诗人如冀汸，邹荻帆等，以及其所拥有的读者，便是在此条件下产生的。”
这篇论文实际上从诗歌与时代关系的视角，对七月派诗歌的美学价值作了整体的评论。为公的《论曾卓及其歌唱》，把曾卓放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通过曾卓与艾青、田间诗歌的比较，对曾卓前期的创作作出了独到的解读:
曾卓，不是一个完全沉堕在悲惨里的诗人，他有崇高的信念和向往，但他恐怕因为与他所向往的理想，隔得有点遥远吧，加之现实对他又是如此的悲凉，所以他一直也就没有那明朗的健康的笔锋，没有愉快的心怀，……我们遍读他底诗篇，不能感觉到一点时代底强烈的音响，不能呼吸到一点英雄底气息，……我想，他之所以见爱于读者，怕是以章法的完整，格律的谨严，刻画的描写，和内容偏于诅咒病态社会，特别是倾吐了知识分子的悲伤感情，而称著以诗坛的吧。我们热爱这样一位年青有才华的诗人，但同时也很使我们感到惋惜，惋惜着他那从灵魂深处流泻出来的使人感到寒冷的忧郁。
评论切中了曾卓诗的要害。论文认为，曾卓后期的创作有着明显进展，“他继承着他底优秀的刻画的描写，朴实的抒情，采用着散文式的开展的形态，给写出了彩色阴暗的‘熟睡的兵’和憔悴的悲哀的‘夜城’。前者绝叫着这时代抗战杀敌的英雄们的苦难，后者哀悼着封建小城里人民生活的凄凉。在这里，诗人不仅完成了感情形象的彩色的书，而且在题材的把握上也更向前跃进了一步，他渐渐洗去了纯粹知识分子的悲伤的感情，而深深体验到今天人民所受的痛苦，在向着描写‘历史的真实’的题材跃进了。”
克浪的《鲁藜试论》以饱满的激情，赞颂鲁藜的诗是“诗坛的花朵”:
诗人鲁藜带着健康的，乐观的，明朗的抗战歌声，来到了我们的诗坛，为中国的新诗歌添上了一曲明显的，浑润的音响……
是诗坛的花果，是战争的收获。
亚细亚大陆上的解放战争，养育了诗人，锻炼了诗人，也提高了诗人，在诗的高原上，诗人以他单纯的，善良的，童真的灵魂，君临着新生的大地和战斗的人生，而在战斗中，诗人是一个坚定的，忠诚的，平凡的列兵。
正因为诗人的精神领域和现实生活的紧密拥抱和燃烧的融和，才抒发出真诚的赞美诗和从人生升华到艺术境界里的新生的牧歌。在这里，没有牵强，没有做作，而是自然的流露。
作者称赞生活在解放区的鲁藜，走的是“一条广阔的创作的大路”。评论中出现的“太行山”、“抗日的根据地”、“斯大林”等在当时刺眼的词汇，难免不会引起当局的警觉。到了5月，出于安全需要，《文学窗》不得不销声匿迹。
《中国时报》上讨论七月派诗歌创作的评论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没有地方刊物上初入茅庐作者的幼稚。诗论作者有着俯视全国诗坛的视野，对七月派诗作的评论，常有画龙点睛、一语中的的神妙。这一现象，不仅是当时河南文坛出现的奇异景象，在整个七月诗派研究中，也是一个足以引起人们重视的话题。
《中国时报》还转载有胡风评论曹禺剧作《北京人》的文字，赵彲研究路翎小说《饥饿的郭素娥》的短评，以及石怀池评论萧红的长文。这些评论，同样有着七月派作家不臣服于现实的心灵飞动，有着他们特有的理论文字的深刻与犀利，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有感于许多有价值的文学史料还沉睡于《中国时报》一类的地方报刊中，本文作者愿与同道共同来唤醒人们对地方期刊的记忆。
(载《平顶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收入本书时文字做了补充修改)
[1]《文学窗》原为复旦大学学生办的壁报。宋贞在《悼衣人》一文中说:“在《文学窗》壁报上，在《华西副刊》上，在《希望》以及别的副刊和杂志上，我读到了他(指衣人)的文艺批评及其他翻译作品”(见1946年1月20日《中国时报·桥》第11期)。海长悼念束衣人的文章《我和衣人》中也谈到过《文学窗》的情况。海长即郭海长，其父郭仲隗系辛亥革命元老，时任国民政府豫鲁监察使。
[2]《附记》，《阿垅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页。据我考证，阿垅《附记》中回忆的1944年3月初与张瑞初次见面的时间不确，时间应是1943年3月初。假如按《附记》的时间推算，张瑞逝于1946年3月，他的《祷告辞——给R》怎么会写于1945年7月14日(见诗末诗人所署写作时间)诗怎么会发表于1946年2月11日的《文学窗》呢?《附记》所写时间显系误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