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修辞批评涉及的几个基本要素

如前文所述，修辞旨在影响人的行为，因此，对修辞行为的分析与评论必须涉及修辞者、听众或读者、修辞行为尤其是修辞话语。此外，修辞批评还必须涉及修辞场合，因为任何人类行为都是在一定的修辞场合之中发生的。

首先，修辞批评者需要考察修辞者。在对单一修辞者的修辞行为的批评中，修辞者当然是一个人，此时，对修辞者的考察涉及这样一些重要问题：修辞者的个性特征、心理状态、价值观念、信仰、态度、需要、修辞动机，等等。在多个修辞者或群体修辞者中，修辞者可能是一群人、一个团体、一个机构、一个阶级、一个党派、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国家。比如，在国际交往中，修辞者可能是一个国家，其代言人是国家领导人或对外机构的发言人，换言之，虽然修辞者是某个人，但他代表了一个国家，是国家授权其对外进行修辞活动的。又如在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中，修辞者是那些占领华尔街的人，这是群体修辞者，当然这个群体修辞者有其领导者或者代言人，他的行为代表了群体利益，即“占领华尔街”运动参与者的利益。又如在广告修辞中，修辞者是广告者，而广告者可能是一个设计者，也可能是共同合作设计广告的几个人，其修辞行为操纵在某个厂商或机构手中。在修辞批评中，对修辞者的分析是修辞批评的起点。修辞者之所以实施修辞行为，是因为他认为现状与期待有差距，因此希望改变它。

修辞是针对他者的行为，因此，修辞批评必须考察听众/读者。就像修辞者那样，听众或读者也可能是多样的，甚至比修辞者更加复杂。在一对一的修辞互动中，听众是显而易见的。但有时候听众很复杂：有时修辞者有主要的听众（primary audience）和次要的听众（secondary audience），即是说，修辞者最主要的目的是影响某些人，其次是其他的人；有时听众不仅包括外国人，还包括本国人；有时修辞者的听众不是特定的某个或某些人，而是心目中假想的对象，相当于文学创作中的假想或隐含读者。比如，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发表电视讲话，其听众非常复杂：直接的听众当然是伊拉克民众，尤其是那些收看电视的伊拉克民众，但也包括那些收看或间接听说演讲的其他国家的人，如萨达姆称为的“阿拉伯兄弟”国家的民众，甚至还有伊拉克的死对头美国及以色列的民众。总之，对听众的分析，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正如著名修辞学者威沃利斯所说：“所有交际的语言都是来源于并针对听众的。”[28]关于修辞听众的一个潜在的基本假定是他具备被改变的可能性。

修辞批评所涉及的另一个核心要素是修辞行为，尤其是语言行为（或曰话语）。在修辞批评历史的早期，批评的对象是演讲，但在当代修辞批评多元化的批评实践中，所谓的修辞话语，不仅包括公众演讲、劝说性的书写语篇等语言符号形式，也包括诸如影视、图画、音乐、建筑、服装、静坐、手势等承载人类意志的非语言形式。在后现代，一切浸染人类价值的事物都可贴上“话语”的标签，从而被修辞批评家所探究。凡是旨在影响人的行为，不管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都可以纳入修辞批评范围。著名修辞学家考尔林•科尔斯•坎布尔（Karlyn Kohrs Campbell）认为，修辞话语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具有思想内容、旨在解决问题、面向公众、具有现实性、具有诗性。[29]所谓“具有思想”，是指话语表达了思想，其组织安排的目的是证明结论；所谓“解决问题”，是指改变与理想状态不符的实际情况；所谓“面向公众”，是指话语针对他人，尽管有些重要的修辞话语可能是针对自己的，即那种沉思中的话语或自我劝说的话语，但绝大多数的修辞话语是针对他者的；所谓“具有现实性”，是指话语试图改变人的态度或行为，修辞不仅是为了表述思想，更重要的是要改变或影响人的态度或行为，这个特征与问题解决的特征是一致的；所谓“具有诗性”，与传统的雄辩（eloquence）的概念相似，是指话语具有审美的价值和情感价值，展示了某种习惯性的特征。若把修辞话语从单纯的语言形式扩展到一切符号行为，那么修辞批评的对象即修辞话语一般是指任何具有上述特征的符号/象征行为，有时甚至包括自言自语，因为自言自语可能是自我劝说或无声推理。

任何修辞行为都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情形下发生的，正如著名修辞学家、修辞情景论创立者劳埃德•比彻尔所说，修辞（行为）是对修辞情景的应对，从这个角度上看，修辞行为是修辞情景所“呼唤”出来的。[30]因此，对修辞批评家来说，对修辞行为的分析与评论必须以修辞情景为参照。在语言学领域，一个与“修辞情景”相似的术语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对“语境”的认识早已有之，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31]；在20世纪，著名语言学家马琳诺夫斯基（Malinowski），弗斯（J.R.Firth），韩礼德以及海姆斯（Dell Hymes）也先后对“情景”进行过论述。语言学中的“语境”或曰“情景”，概括起来大致包括言语交际者（说者/作者及听者/读者）、媒介、目的、话题、场景。在修辞学领域，迄今对“情景”进行最权威、最系统阐释的学者是比彻尔，他（1968）将修辞行为发生的“情景”定义为“修辞情景”（rhetorical situation），这是由人、事件、物体和关系组成的复合体（complex）。[32]至于修辞情景的具体要素，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看法。不管采用语言学中流行的概念还是修辞学领域流行的概念即比彻尔的修辞情景概念，一个要坚持的基本理念是：对修辞行为的分析与评论必须联系其产生的修辞情景；没有修辞情景就没有修辞行为。根据哈特和多顿（Hart ＆amp； Daughton）的观点，修辞情景具有以下特征[33]：（1）修辞情景反映了权力（index of power）。这是说，修辞者对听众的选择意味着听众具有某种权力或力量，否则修辞者不会针对其实施修辞行为。（2）修辞情景反映了自我需要（ego needs）。这是说，修辞者对修辞场景的选择有助于其满足自己形象的需要。（3）修辞情景反映了社会阻碍。这是说，在修辞者实现其理想的状态过程中出现了阻力，因此需要修辞者就此进行修辞干预。（4）修辞情景不仅显示了修辞者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也显示了听众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这是说，在一定的情景下修辞者实施修辞行为，表明修辞者亟待解决什么问题。（5）修辞情景显示出修辞者与听众的关系。这是说，修辞者之所以对听众实施修辞行为，是因为修辞者心里清楚听众必须接受修辞行为（即愿意倾听修辞者的话语），否则现实状况就不能如修辞者所愿得到改变。换言之，修辞者与听众之间具有某种合作关系。[34]这些修辞情景的特征为修辞批评提供了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