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修辞学发展历程简述

修辞学是西方最古老的学科之一。早在前7世纪古希腊人就学会了如何巧妙地演讲以达到劝说的效果。荷马史诗《伊利亚特》（Iliad）中精心布局的演讲证明了修辞学早期的发展。[10]修辞学最早大约于前476年由希腊西西里岛上西拉丘斯（Cyracuse）的克拉克斯（Corax）创设，后被其学生蒂西亚斯（Tisias）传入希腊本土。克拉克斯设计了一整套针对法庭财产纠纷而进行论辩的方法，其基本理念是“一般的/普遍的或然性原理”（doctrine of general probability）[11]。他创设所谓的修辞艺术，目的是帮助普通人在法庭上进行财产的申辩[12]，不过，那是非常原始的、粗放式的，从学科的意义上说还算不上真正的“学”。克拉克斯对修辞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提出法庭演讲由引言（proem）、叙事（narration）、论题（arguments）（包括证明和反驳）几个部分组成，这个结构后来成了修辞学的重要部分。此外，一些有着雄辩口才、被称为“智者”（sophists）的人，如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481—411B.C.）等[13]，对修辞学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他们招收学生传授演讲技巧，并认为：对某一特定场合下的真情（truth）没有把握，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个人观点，而且“在每个问题上有两种相对的言说”[14]。普罗泰戈拉的基本哲学理念在其著名的断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中作了表达。这个观点后来遭到了包括柏拉图在内的很多人的批判。不过，从修辞学的建构来说，普罗泰戈拉对有关重要概念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点不容否定。

虽然修辞学的实践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几个世纪就流行开来，但作为一门学问、一种知识体系的修辞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很多从事修辞实践的人虽然精通演讲劝说，但对这种活动的系统化的认识还不够，对其认知还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也没有留下重要的理论阐释。历史上，修辞学的奠基之作是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Rhetoric）。这是他对修辞行为进行深入思考，全面而系统地总结、概括修辞学原理所获得的结晶，也是西方文明史上迄今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也即苏格拉底学生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导师柏拉图开办的学院中学习多年并深受其影响，不过，对柏拉图的修辞观，亚里士多德是不敢苟同的。柏拉图在其两部对话录《高尔吉斯》（Gorgias）和《费德鲁斯》（Phaedrus）中对修辞学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和攻击，将修辞学贬为蛊惑人心的小伎俩，充其量只是烹饪术的对应物，对真理没有实质性作用。对柏拉图这种诋毁修辞学的态度，亚里士多德在其《修辞学》开篇之处明确宣称，“修辞学是辩证法的对应物”。从此，修辞学有了一个学科上的“家”，与逻辑并驾齐驱，获得了独立学科的尊严。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建立在或然性基础上的修辞学是一门真正的学问、一种可以教授的知识体系，是人们追求幸福、追求美好生活、追求社会和谐的途径。他说：

修辞学有用，因为（1）真实的和正义的事物自然就能战胜与其相反的事物（即非真实、非正义的事物），这样，法官的裁决如果不是它应该的那样，那失败肯定是由言说者自己的原因所造成的，因此就受到了相应的谴责。（2）在一些听众面前，即使有最准确的知识也不能使我们说的话容易令人信服。因为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论题暗示了教育，但有些人是不能被教育的。……（3）再说，我们一定要能在一个问题的对立面上使用劝说，就像使用缜密的推理一样，不是为了我们在实际中两方面都使用（因为我们不能使人相信错误的东西），而是为了能清楚地看到事实到底是什么，并且如果别人的辩论不公平，我们可以把他驳倒。没有别的艺术从正反两方面得出结论，只有辩证法和修辞学可以如此。……（4）当使用理性的演说比使用肋骨（即身体的力量）更具有人的典型特征时，如果坚持认为一个人应该为自己不能够用肋骨来捍卫自己，而不是为自己用演讲和理由来捍卫自己而感到惭愧，这是古怪和滑稽的事。[15]

亚里士多德的话至少表明：（1）修辞学能够在肯定性缺乏的情况下使事物显得“真实”、“正义”，因而有助于说服听众，并产生相对真理；（2）在晓之以理作用不大的情况下，动之以情还是可能的；（3）修辞学能够帮助人们明辨是非，捍卫公平与正义；（4）修辞学可以帮助人们捍卫或保护自己。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考察在特定场合下可能的劝说手段的寻求，这不仅突出强调了修辞学注重寻求劝说手段所做的努力而非劝说成功与否的结果，而且也表明修辞学从道德上说是不偏不倚的。[16]亚氏的修辞学体系包括三种修辞情景下的修辞，即法学修辞（forensic rhetoric）、宣德修辞（epideictict rhetoric）、议政修辞（deliberative rhetoric），以及三种劝说证据，即人格诉诸（ethos）、理性诉诸（logos）和情感诉诸（pathos）。[17]法学修辞、宣德修辞及议政修辞分别产生于法庭、典礼/礼仪和议会这三种修辞情景，涉及的分别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物。亚氏修辞学的三分类开创了体裁研究之先河。基于“人是理性的动物、政治的动物”这个哲学思想，亚里士多德将修辞三段论（enthymeme）置于其修辞学的核心位置，视其为三种诉诸之源。[18]亚里士多德对修辞三段论情有独钟，不仅反映了他的理性主义色彩，也体现了他对时兴的一些修辞手册只注重煽情而不注重内容实质，片面追求言辞的雕虫小技而忽视对劝说之本的错误倾向的不满。亚里士多德指出：

现在对修辞学著书立说者建立的只是修辞学很小的一部分。劝说方式是这门艺术的真正组成部分，其他的只不过是次要的罢了。但这些书的作者对修辞劝说之实质的修辞三段论只字不提，仅仅谈论非本质的东西。激发偏见、怜悯、愤怒等类似的情感与本质事实毫无关系，只不过是对案件审理者一种个人诉诸而已。[19]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劝说的实质是证据；证据的核心是修辞三段论；修辞三段论的实质是前提（premise）。[20]修辞三段论的前提是从能体现豁然性或迹象的话题（topoi）中建构的；话题分一般话题或普通话题及特殊话题，前者其实是指普遍的逻辑推理模式，后者指与当下修辞主题相关的材料。[21]尽管亚里士多德修辞学聚焦理性诉诸，注重修辞三段论，但他并不忽视人格和情感在修辞中的劝说作用，于是在《修辞学》中花了大量的笔墨对听众及其心理进行详细的分析，这在西方修辞史上绝无仅有。可以说，亚氏对听众心理的分析，开创了心理学的先河。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大致按照演讲步骤安排，他对文体风格的论述不得不提及。他认为，文体风格应该是朴素自然的，其基本要求是正确、清晰、庄重、得体。他的文体风格观与前四五世纪的智者派/诡辩派，甚至与其后几个世纪的西塞罗传统派的文体风格观存在着显著差异。[22]对现代修辞学来说，他的观点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以《修辞学》奠定了其在西方修辞学中的泰斗地位，但是在他那个时代，他的竞争对手、著名智者派人物伊苏格拉底（Isocrates）比他的名声还大，不仅因为伊苏格拉底寿命更长，而且因为他培养出来的著名演说家更多。[23]由于伊苏格拉底编写的《修辞术》（Art of Rhetoric）失传，人们只能从其现存的作品中推测他的理论。他对修辞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发展了一种艺术性的散文风格。他将古典时期最著名的智者派代表高尔吉斯（Gorgias）那种矫揉造作的风格进行了改编，将臃肿浮夸的成分剔除，将需要精化的精化，最终为书面和口头言说铸造了一种优雅风格。此外，他对圆周句（periodic sentence）的建构、对修辞教育的一些重要理念、对后世的修辞学者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24]

尽管当时伊苏格拉底的名望要胜于亚里士多德，但从长远来说，从修辞学的体系建构来看，亚里士多德不愧为西方修辞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成了后来所有修辞理论的源头”[25]。

罗马时期、希腊化时期的修辞思想在包括西塞罗（Cicero）和昆体良（Quintilian）等在内的罗马人那里得到了传承和发扬，修辞学因此也在理论体系和形态上达到了古典修辞学的顶峰。[26]古典修辞学最重要的发展就在于对修辞的法典化（codification）和体系化（schematization）。[27]“跟希腊修辞比起来，罗马修辞更注重理论的系统性，更加强调修辞理论与修辞教育的融合”[28]。

在修辞学领域的拓展和对修辞学的系统化方面，一部不能不提及的罗马修辞学著作是出自一个佚名作者的《献给赫仁尼姆的修辞学》（Rhetorica Ad Herennium）。该著大约作于前86年至前82年之间，直到5世纪末还一直被误以为是西塞罗所著。这是迄今尚存的最早的拉丁文修辞学巨著，也是最早论述散文体（prose style）的拉丁文著作。该书在早期没什么名声，但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却广为流传，曾一度是都铎王朝（1485—1603）修辞学大复兴时英语文法学校的基础读物。该手册分为四册，第一册主要简述演讲的种类及结构、修辞学的五个部分（也即俗称的“五艺”）、修辞能力、争议点（stasis）等问题；第二册讨论法学演讲；第三册讨论议政和宣德演讲以及布局（arrangement）及发表（deliv-ery）；第四册讨论风格，如风格的层次、特质、辞格等。该著的一个最重要特点是在西方修辞史上首次完整地表述了修辞学的五个部分：觅材、布局、风格、记忆、发表。[29]从现存史料看，在包括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在内的古希腊修辞学论著中，记忆从来没有被纳入修辞学之中，因为它只被认为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不需要后天的培养。可《献给赫仁尼姆的修辞学》却认为记忆可以通过艺术和方法得到提高，对言说者的演讲劝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将之作为与觅材等平起平坐的部分而纳入修辞学体系之中，视其为“主意的宝库、修辞学所有部门的监护者”[30]。记忆分为自然记忆（natural memory）和人工记忆（artificial memory）两种，前者可通过训练得到加强，后者则可通过背景和图像得到加强。该修辞手册指出：

有两种记忆：一种记忆是天生的，一种记忆是来自技艺的结果。天生的记忆是内存于大脑的，和思想一样同时产生的。技艺性记忆是那种通过训练和系统培育而得到提高的记忆。正如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天生的长处通常与后天所学相得益彰，技艺反过来加强、发展天生的优势。记忆也一样：一个人天生的记忆——倘若他有特别好的记忆——也常常与这种技艺性记忆一样相得益彰。技艺性记忆通过系统培育的方法也可维持和促进这种天生的记忆。因此，天生的记忆若要变得特别强，就必须通过培育的方法得到提高。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这种通过培育的记忆也需要天生的能力。[31]

技艺性记忆涉及背景和图像的方法。所谓背景是指完全地、突出地被自然或者人为方式分开的景象，这样，人们就能够通过天生的记忆很容易地把握它。简而言之，通过背景的衬托，使人们要识辨和记忆的东西更加明显，从而更加容易记住。图像法是指通过对事物的相似性的体现来促进记忆。通俗地说，就是要通过使用视觉上的模拟系统，把象征物体和图像放置于轮廓清晰可见的背景或景象之中，从而有助于对它的记忆。“背景与图像”的技艺性记忆在现代的认知心理学及认知语言学中可以找到理据。

《献给赫仁尼姆的修辞学》不仅开创性地完善了传统修辞学的“五艺”，对其中的记忆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论述，还对语体风格及辞格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梳理。语体风格分高、中、低三种，每一种都应具有风味、写作技巧和独特性特点；语体风格的重要建筑材料——辞格——分为语言格（figures of speech）和思想格（figures of thought）两大类，前者包括45个，后者包括19个。[32]《献给赫仁尼姆的修辞学》的译者哈里•卡普兰（Harry Caplan）指出，该修辞手册是“尚存的最早将语体风格划分为三种、最早正式探讨辞格”的著作[33]，也是尚存的对觅材和记忆进行最完整论述的拉丁文著作。

《献给赫仁尼姆的修辞学》曾误与西塞罗联系在一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在内容上与西塞罗的著作相似。西塞罗是声誉仅次于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修辞学家。他本人不仅口才好，而且才华横溢，是受人崇拜的修辞学教师，20岁就发表了《论觅材》（De Inventione），后来又在前55年推出《论言说者》（De Oratore），9年后（即前46年）又发表了《布鲁特斯》（Brutus）和《言说者》。从所涉及的内容可以看出，西塞罗的修辞学已经涉及了不少亚里士多德没有谈论过，或仅提及过但没有详细论述的问题。西塞罗对修辞学的主要贡献或许是拓展了修辞学的范围。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学没有固有的主题，但西塞罗却认为一个完美的演说家应该通晓很多话题。[34]为了创造论题，他就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因此，在西塞罗的体系中，修辞的学习成了一门文科课程。西塞罗本属于伊苏格拉底一派，但是他却兼容并蓄地取各家之长，继承和拓展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思想，形成了自己的修辞学体系（鉴于西塞罗的修辞学体系与前文介绍的《献给赫仁尼姆的修辞学》相似，此处不再作详细介绍）。

与西塞罗常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位著名古典修辞学家是昆体良。昆体良的主要著作是《论言说者的教育》（Institutio Oratoria），这是一部关于修辞教育的鸿著，共有12卷，从修辞学习的前期教育到修辞学的特征、目标与范围，从演讲本身到修辞学的五个部分以及演说者的要求等，都有论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昆体良强调了先前修辞学家暗示过但没有详论的问题，如演说者的标准问题。在他看来，一个好演说家，应该是“善于言说的好人”，演说者不仅要在智力上提高，更应在德性上受到教育，从而有所提高[35]，修辞是对人全身心的教育，目的是培养聪明、具有道德的国家领导人。[36]演说的各个方面都能折射出演说者的人格特性，所以要使其言说有影响力，就有必要对言说者进行多方面的教育。昆体良用拉丁文根据伊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以及西塞罗的传统对修辞学进行了全面陈述。和西塞罗一样，昆体良也属于伊苏格拉底派，他们关于修辞教育的思想对英国和美国的修辞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昆体良的修辞观表明修辞学对人、对社会的重要性。

进入中世纪，西方修辞学没有取得多少理论上的发展。受2世纪智者运动的影响，修辞学不再是一门实用性的艺术，而只是一种学术性的实践，与文法、逻辑一起成为文科本科学位的三门主课之一，修辞学的范围也主要是一种对书信写作以及准备和发表布道的研究。可想而知，修辞学理论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如果要说有什么值得可圈可点的话，那就是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对宗教修辞学的开创，当然，若追本溯源的话，这种宗教修辞学的种子其实在宣德修辞学中就已经孕育了。“如果修辞学用一个单一的主题——语体风格或文学或话语——来界定的话，那么它在中世纪没有历史。”[37]

中世纪修辞学是转型时期的修辞学，之前主要的修辞学书籍都是用希腊文或拉丁文撰写的。随着文艺复兴运动从意大利转入法国，然后又进入英国，人们对古典修辞学的兴趣开始高涨起来，到了都铎王朝时修辞学就成为文法学院和大学的一门主干课程。尽管，这时学校的修辞学教学基本上是亚里士多德的体系，但在早期英国修辞教育里最受追崇的是拉丁修辞学家，尤其是西塞罗、昆体良以及《献给赫仁尼姆的修辞学》的佚名作者[38]，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6世纪20年代。后来，随着英国人自尊心的增强和本土意识的高涨，以英语书写的修辞学书籍开始出现，主要分三类：一是传统派，即讲授完整的修辞体系，关注觅材、布局、风格、记忆和发表这五个组成部分；二是拉米斯派，即将觅材和布局划为逻辑，只将风格和发表保留在修辞学之中；三是辞格派，即将修辞学等同于对辞格的研究，将辞格分为结构类辞格和意义类辞格。在这三者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拉米斯派，它对修辞学的肢解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修辞学长期难以振兴。第一部英文版的修辞学教材是伦纳德•考克斯（Leonard Cox）的《修辞艺术或技巧》（Arte or Crafte of Rhetorike）（1530），但广为流传的第一部英文修辞学书是托马斯•威尔森（Thomas Wilson）于1553年出版的《修辞艺术》（The Arte of Rhetorique）。16世纪早期，拉米斯（Peter Ramus）将传统修辞学的五个部分进行重新布局，更准确地说是肢解，对修辞学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如果要说这种做法有什么值得肯定的话，那就是对语体风格研究的促进。

到了17世纪，由于对科学精神的崇尚日益深入人心，那种西塞罗主义——对演讲词语的绚丽多彩的追崇——被一股科学的清风所驱散，取而代之的是对清新、简朴、通俗、易懂的语体风格的热情。在这方面起关键作用的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他虽没有系统论述修辞学的著作，但却引导了修辞学的走向。培根关于修辞学理论的论述见其著作《学术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他认为，修辞学的职责和范围是“将理性施加于想象以便更好地影响人的意愿”。他的定义包括三个要素：理性、想象、意愿，这意味着修辞者若想更好地说服、影响听众，就必须要使话语体现理性和想象的有机统一。显然，培根的修辞观强调了科学理性，因为他认为想象应服从理性（subservient to reason），而修辞，正如逻辑服从理解一样，应服从想象。基于这种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色彩浓烈的修辞观，培根就语体风格与主题适切、简单词汇的使用、愉悦感的营造提出了见解，认为“如果一个人对几个人说同样一个事情，他应该对他们每一个人使用不同的词语”[39]。培根把语体风格与内容有机统一起来，这是对西塞罗修辞学传统的那种不论什么主题都使用华丽语体风格的一种反拨，对英国的文人和修辞学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文学史上那种清新的散文风格的风靡打下了理论基础。此外，培根将逻辑与修辞、想象与理性作为独立的官能分离开来，也为后来学界对想象与理性作为不同的领域和独立的官能进行培养的探讨奠定了基础。不过，培根将逻辑与修辞学分开，走上了与拉米斯一样的道路，其负面影响也值得深思。

18世纪，修辞学不仅作为学术性的课程在学校学位课程里占据重要的位置，也被视为是一门实用性的学问，与日益流行的演讲实践相得益彰。尽管18世纪修辞学仍然坚持古典修辞学的传统，但同时也在积极创新。两个值得修辞学历史铭记的人物是坎布尔（George Campbell，1709—1796）和布莱尔（Hugh Blair，1718—1800）。坎布尔的著作《修辞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1776）被评论家乔治•塞恩茨伯里（George Saintsbury）认为是“18世纪产生的新修辞学最重要的论著”[40]。坎布尔指出，雄辩术是“使话语适合其目的的艺术或才能”[41]，它的目的不仅仅是劝说，因为言说的目的可以包括“启发理解、激发愉悦和想象、引动情感、影响意愿”[42]。另外，坎布尔一反亚里士多德将修辞学视为辩证法（逻辑）的衍生物/分支（offshoot of dialectic）的观点，认为逻辑只是修辞学的一个工具而已。他的修辞观为拓展修辞学的疆域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其关于修辞的目的的观点隐约折射了培根的修辞观。坎布尔的修辞学著作从出版到19世纪70年代一直是美国大学经常使用的书籍，多次再版。与此同时，布莱尔于1783年出版的由47篇讲稿组成的《修辞与美文讲稿》（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Lettres）也广受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该书内容全面，不仅涉及美文学，还涉及品味、美感、崇高等文学批评的重要概念；不仅涉及语体风格、辞格、演讲、诗歌，还涉及古今修辞学理论。[43]布莱尔最大的贡献是关于语体风格的观点。他认为，所谓的“崇高体”（sublime style）通常不是好的语体风格，那种认为任何装饰点缀都能增加崇高感的观点是错误的，语体风格最重要的标准是清晰（perspicuity），其基本要素是纯粹（purity）、得体（propriety）、准确（precision）[44]。

在十七八世纪，西方修辞学界总括起来有三种主要流派：一是认知性修辞学；二是美文学修辞学；三是演讲修辞学。认知性修辞学是指用现代心理学的新研究成果，比如对理解、记忆、想象、激情、意愿等心理维度的研究发现，重新考察修辞学的研究方法，坎布尔和惠特利（Richard Whately）是该派的主要代表。当时，官能心理学试图用人脑的五个官能——理解、记忆、想象、激情、意志——去解释人的行为。究其原因，该派深受17世纪培根的影响。[45]坎布尔的修辞学显然是基于对人的心理官能的理解：修辞是“启迪理解，愉悦想象，激发情感，或者影响意愿”[46]。与坎布尔不同的是，惠特利将修辞学聚焦于论辩，指出：“发现合适的论题证明某个观点，并将这些论题材料巧妙地组织安排，这是修辞学的当务之急和合适的范畴。”[47]该定义使人立刻想起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定义。可见，认知性修辞学实质上是根据人们对人之官能的理解而把古典修辞学理论与时兴的心理学相结合的一种流派。

美文学修辞学（belletristic rhetoric），或曰美文学运动，是指对文学之美学特征的欣赏，而不是对其信息价值的关注。美文学修辞学主要研究口头话语、书面语以及话语评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布莱尔。他认为，当一种感官的愉悦与理智相伴时，就可获得理想的滋味（taste），这种观点的积极一面是密切了修辞学与文学及批评之间的关系，为当代的文学及修辞批评打下了基础。[48]在现代修辞学流派中，演讲修辞学应该说是历史最悠久的。演讲修辞学的复兴一扫在古典时期后所受的冷遇，在18世纪将古典修辞学的五艺之最后一艺即发表发展到了顶峰，其直接针对的是当时演讲者的口才差强人意。与认知修辞学相似的是，演讲修辞学也试图更科学地理解人的官能，并将演讲效果与人的官能联系起来，这对演讲的实证研究起到积极的向导作用。

根据修辞史学家通常的划分，20世纪之后的修辞学属于当代修辞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不仅是此后修辞学大本营从以英国为主的欧洲大陆转移到美国，而且因为此后的修辞学在理论形态上与之前大不一样。综合而言，文艺复兴后至19世纪初的几个世纪里，修辞学有如下三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科学视野，它强调觅材的重要性，主张清晰的语体风格，主要代表人物是培根和坎布尔，提出了人的大脑的四个功能：理解、想象、情感和意志，并依此划分话语的功能类型，建立了修辞学与心理学、雄辩艺术与其在听众身上的影响的重要联系。第二个路径则强调发表，持这种视野的人是那些演说家，他们认为很长时间里修辞学主要关注书写的文字，忽视了演讲，因此期望通过聚焦发表来振兴古典修辞学，推动公众演讲的发展。不过由于公众演讲的失落，以演讲为路径的修辞学研究也江河日下。第三个路径与其说关注公众演讲，还不如说是关注文学文本，聚焦具体风格，包括多种语体观。[49]

到了19世纪，西方修辞学的主战场已经从英国转移到美国。此时，修辞学已失去了往日的风光，取而代之的是写作，而写作关注的则主要是书面语言，即写作过程的产品——作文，修辞学与演讲的命脉被割断，原先有关写作的理论研究也已经被模仿和实践所取代。以写作为核心的修辞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实用写作能力，聚焦点在四种文章的写作上：记叙文、描写文、议论文、辩论文。要说修辞学在19世纪有什么比较突出的成果，那就是在写作领域里关于段落的见解。贝恩（Alexander Bain，1818—1903）是写作修辞学的代表人物，其《英语写作与修辞学》（English Composition and Rhetoric）（1866）提出的段落概念成为其后写作教学的金科玉律。在贝恩等学者的影响下，写作修辞学的基本模式被建立起来，其重要概念包括主题句、段落的各种展开方式（来源于古典修辞学的话题）、统一、连贯、强调。

由于修辞学被沦为写作教学，而且随着社会上对语言使用规范性的要求不断高涨，上述的写作修辞学书籍最终也被写作手册所代替，修辞学衰落到如此境地，以致理查兹（I.A.Richards）在其《修辞哲学》（Philosophy of Rhetoric）中哀叹修辞学是“不幸的人在大学一年级必须修完的英语课程中最枯燥乏味、最无用的那部分”[50]。

20世纪30年代，理查兹对修辞学的衰落极度不满，因此试图寻求一种能拯救修辞学的途径，那就是创立其所谓的“新修辞学”（New Rhetoric）。理查兹是一个哲学家、文艺理论家，曾与英国哲学家奥格登（Ogden）于1923年出版《意义之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理查兹的语言哲学背景毫无疑问影响了他探究修辞学的路径，这从其修辞学的代表作《修辞哲学》中可见一斑。他的主要兴趣在于探讨“任何类型的话语是如何在听众那里产生理解的”[51]。具体说，他是从词汇意义的发生机制入手探讨人际间的交流和理解的。修辞涉及修辞者、听众、话题及语境，对这几个要素及其关系的最高概括是修辞哲学问题。理查兹将修辞学视为哲学学科，将之定义为“对意义的研究”、“对误解及其解决方法的研究”[52]，显然与修辞哲学紧密相关，更准确地说，那是一种元修辞学理论。修辞的一个核心哲学问题是意义问题，因为意义是修辞运作的关键所在。修辞是修辞者与听众互动的过程，其终极目的显然是促进人际间的相互理解，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理查兹采取修辞学研究的意义路径，应该说抓住了修辞运作的关键，也体现了修辞学促进人际理解的终极目标。不过，理查兹的新修辞学，也即修辞哲学，却没有真正触及修辞哲学的另一个关键问题，一个或许是修辞学最高的哲学概括——语言的本体论问题，这使得他的新修辞学并没有摆脱现代主义观念的束缚，对当代修辞学振兴的作用有限。理查兹虽然认为意义受语境的制约和影响，虽然意识到语境因素应该介入理解的过程，但是却没能再往前迈一步，认识到语言本身的修辞性和意义的不稳定性。

值得庆幸的是，在理查兹之后，由肯尼思•伯克开创的“新修辞学”为西方修辞学带来了巨变。伯克是一位思想超前的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也是公认的当代修辞学泰斗[53]，其“新修辞学”与其说是修辞学理论，不如说是修辞哲学。

伯克将其修辞学理论建立在戏剧主义（dramatism）基础之上，认为人类行为是戏剧行为，也即象征行动。作为人类行为最一般、最典型、最重要的行为，语言是戏剧。这就是伯克关于语言的本体论哲学观，据此，他认为：“哪里有劝说，哪里就有修辞；哪里有意义，哪里就有劝说。”[54]与传统修辞学相比，伯克的“新修辞学”的确不愧为“新”，不仅因为其修辞学范围将所有人类行为一网打尽，也因为其修辞学核心术语是“同一”，是“诱发合作”，而不是“劝说”——“劝说”使人联想到那种针锋相对、火药味浓厚的旧修辞学。正如理查兹所说：“旧修辞学是争论的产物……它是关于词语战斗的理论，并且一直受好斗的冲动所支配。”[55]

伯克是一个多产的文人、深邃的思想家，其代表作是《动机语法》（A Grammar of Motives）（1945）和《动机修辞学》（A Rhetoric of Motives）[56]，前者探讨文本的内在特征，运用戏剧主义理论和五位一体（pentad）的方法去发现动机；后者阐述修辞的“同一”策略。伯克对修辞学的最大贡献是关于人类的动机、人类关系的研究，体现在其创立的著名的戏剧主义理论之中，标志是《动机语法》。他把自己建构的体系称为戏剧主义，将一切人类关系及行为视为戏剧。伯克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彼此相关的戏剧：一种是涉及物体和语言行为的真正意义上的戏剧；另一种是完全的象征行动的戏剧。第一种戏剧离开第二种就不能存在，但第二种却有可能离开第一种，而且这种戏剧也是研究第一种戏剧的资源。人类关系的戏剧以语言（即象征）使用开始，也以语言的使用结束。在论证人类戏剧的“语法”——戏剧要素的组构规律——的基础上，伯克进而考察了作为戏剧的修辞行为的策略。他颇有见地地指出：“要说服一个人，你只有用他那样的言辞说话，用他那样的手势、语调、语序、形象、态度、思想等，把你的方法与他的同一起来。”[57]这是伯克修辞学的核心术语“同一”的最通俗、最直白的表述。

伯克是西方修辞学从低谷走向繁荣的重要里程碑。他不仅拓展了修辞学的疆域，将之延伸到所有人类关系及其行为上，而且把修辞学与社会学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不仅将传统修辞学的“劝说”引向“同一”，而且就学科来说，他将修辞学建立在一个厚实的语言哲学基础上，为后现代的人文社会学科中的修辞学转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文学传记词典》（The 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中，伯克则被称为“20世纪文学与文化思想家中在理论上最具挑战精神、最具个性、最深邃的人”。伯克的研究被人称为“Burkology”（“伯克学”），由此可见其独创性及学术影响力。[58]

如果说当代修辞学走向了繁荣昌盛，那就必须在论辩理论上有所体现，因为从历史上来说，修辞学的两个核心概念是论辩与劝说。虽然修辞学今非昔比，但万变不离其宗，不管修辞学以什么形态出现，但“劝说/影响”却是百变不离“宗”的，而“劝说/影响”蕴含了论辩的实质。虽然伯克用“同一”取代“劝说”，但它仍蕴含了论辩的实质，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59]无独有偶，除了伯克立志建立新修辞学之外，比利时学者钱穆•佩雷尔曼（Chaim Perelman）也提出了新修辞学的蓝图，其核心是论辩。佩雷尔曼是法学和哲学双博士，这个教育背景使他从对正义的研究中发现人们是如何就价值进行说理的。他对哲学不能解释说理以及欧洲当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物理性的和道德性的破坏颇感不满。他认为，发现正义与形式逻辑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转向人们说理的其他方式，也即对正义与论辩进行研究。从这方面看，他的论辩研究是对后现代社会欧洲出现的系统化的、全面的暴力和没有节制的分裂现象的一个直接反应。1958年，他与露西•泰特克（Lucie Tyteca）合著的《新修辞学——关于论辩的研究》法文版出版，1969年其英译版（The New Rhetoric：A Treaty on Argumentation）出版。[60]作者认为，传统修辞学（此处即指衰落期的、以语体风格为核心的修辞学）强调语体风格而忽视理性，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新的修辞学。何为新修辞学？它就是“关于旨在某种方面改变现状的一种论辩的理论”[61]。可见，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是一种行事的学问，特别是建构和改变社会现实、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学问。他认为，因为人的言说一般与价值有关，这就需要一种关于论辩的理论来对价值、事实、政策等做出理性的评价。作者对论辩与展示/演示（demonstration）进行了区分，论辩与“合理性事物”（the reasonable）相对应，是针对人的，而展示/演示与“理性事物”（the rational）相对应，且不是针对人的；即是说，论辩是以人为中心的活动，而演示或形式逻辑是根据基本上不与人相关联的系统来进行的活动。[62]基于这样的理解，听众无疑是区分逻辑与论辩的核心概念。因此，作者将之视为一切修辞论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将之分为具体听众与普世听众，前者包括修辞者试图影响的在场及不在场的个人或群体，后者包括所有人类，至少是所有那些有能力的、讲理的人。普世受众对修辞者来说有两种作用：一是帮助修辞者选择论题及其建构材料；二是为修辞者提供一个区分论题好坏的参照。普世受众这个概念意味着论辩的质量取决于接受修辞者论点的受众，一个好的论辩不在于它可能获得某个具体的或特定的听众/受众的信奉，而在于它能够获得普世受众的信奉。佩雷尔曼关于听众的观点不仅成为其扩大修辞学范围的一个理论支点，也成为揭示修辞互动的一种理论。佩雷尔曼认为：“论辩的目的不是像演示那样证明从前提获得结论是真实的，而是要把（受众）对前提的信奉转移到对结论的信奉上来。”[63]这个观点与伯克对修辞的“同一”的运作原理具有相通性。[64]至于论辩的技巧，他提出了一种亚里士多德似的修辞三段论，名曰“类逻辑的论题”（quasi-logical arguments）。显然，佩雷尔曼以论辩为核心的新修辞学，是“对修辞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65]，“使论辩作为一门文科学科的再生成为可能，其对修辞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使价值说理从逻辑证明的墓地之中获得再生”[66]。

对论辩修辞做出突出贡献的另一位学者是英国哲学家图尔明（Stephen Toulmin）。[67]从直观和操作的层面看，他关于实用论辩的理论对修辞学的贡献比佩雷尔曼更大。图尔明对理论论辩一统天下的局面不满，认为它对日常生活是不适用的，因为形式逻辑来源于数学领域，其典型形式是三段论，也即一种从两个前提中推导出绝对知识的推理形式[68]，这种形式逻辑假定了论题不随其主题的变化而变化。图尔明认为，论辩分两种：一种是实质性的论辩；另一种是分析性的论辩，前者根据内容来评价，后者根据形式来评价。在实质性论辩中，蕴含了论题从资料/事实（data）到结论（claim）的跳跃；在分析性论辩中，没有这样的推理步骤，因为论题的结论其实已经蕴含在其前提之中了，这样的论题是将主张基于不变的、普世的原则之上，这与实质性的论辩大相径庭。在实质性的论辩中，主张是建立在具体的修辞情景之上，而不是在抽象的普世原则之上的。[69]传统上，人们把这两种论辩混为一谈，实际上也就用形式逻辑绑架了实用辩论逻辑，使得现代性缺乏人性。基于对这两种论辩的区分与洞察，图尔明“不仅描绘了社会从绝对道德原则的专制下获得解放的种种途径，而且也用历史性的术语描述了他所希望的这种解放会导致现代性的人性化”[70]。图尔明从哲学角度思考论辩，并为实用论辩勾勒出过程轨迹，形象、直观地揭示了论辩过程的每一个步骤，同时也揭示了论题的评判标准。他在哲学领域对论辩所作的研究，成为新修辞学大潮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为修辞学的振兴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突出表现为他密切了修辞学与哲学的关系，极大地拓展了修辞学的疆域，使得修辞学与日常的论辩紧密相连。图尔明研究论辩的初衷其实并非要振兴修辞学，但其成果却在使现代性人性化的同时为修辞学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成了修辞学史上不可多得的论辩理论。

在20世纪振兴修辞学的历程中，不得不提及一个从知识生产与建构的角度考察修辞学功能的派别，那就是罗伯特•司各特（Robert Scott）的认知修辞学。从理论渊源上看，司各特受益于图尔明关于论辩的洞见。图尔明对论辩的真知灼见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了修辞学与哲学的关系，更准确地说，引向了论辩与知识的生产。传统的修辞学与哲学的关系是：修辞学服务于哲学，因为修辞学本身不能生成知识，只能发现和传播知识。1967年，司各特发表了修辞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论修辞学的认知性》[71]，一反传统上认为修辞学是通过论辩传输真理的观点，认为修辞是通过论辩生产真理的过程，真理是建构的产物、认知的产物。正如奥曼（Ohmann）所指出的那样，“真理不是一团被装饰、掩饰，然后再完好地传递的物质”，而是“通过修辞所建构的一团变化的复杂体”[72]。在修辞与现实的关系上，认知修辞学家们认为：“从来没有经验与语言的分离，不管这种经验是否涉及主题及主体，或者主题与物质世界……修辞涉及所有人类行为……只有当物质、社会及个人这三者之间互动，通过中介的语言才会出现真理。”[73]司各特认为，没有论辩能生产绝对性力量的结论，因为所有的论辩必须依靠我们过去的经验来获得其证据或支持（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司各特关于认知修辞学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他的认知修辞学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不存在一种先前就已经存在的、授权的真理（a priori and enabling truth），真理只有通过人们的合作性的探讨才能产生。司各特的观点很快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响应。比如，巴里•布鲁梅特（Barry Brummett）也认为，理想的真理观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人类与真理没有直接的接触，人是生活在一个意义凸显的世界里并受之制约的，即使科学家也不能直接观察到自然，而是靠观察的媒介，如显微镜、录音设施等，这些媒介设施会带来限制，导致具有偏见的视角。[74]巴里•布鲁梅特指出，“发现真理、检验真理从来不能独立于人，而是通过人来进行的”[75]，所以，知识与现实的生产是一个典型的集体性的或主体间性的过程，而不是某个人自我决定什么是真理就是真理的过程。认知修辞学的理论对整个修辞学学科发展的意义，在于自柏拉图以来最直接、最明确地指出了修辞学与知识生成的关系，揭示了修辞学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为当代社会发生的修辞学转向、为修辞性的意识渐入人心发挥了重要的驱动作用。

此外，俄国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1895—1975）对当代修辞学的理论建构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修辞行为的互动性方面。传统修辞学将视野限制在公众演讲上，尤其是法庭、议会、典礼上的演讲，而将劝说看成是言说者针对听众的单向行为。巴赫金的言谈理论却说明了人类言语行为的对话性，不管这种言语行为是对话（dialogue）还是其他形式，这就把修辞置身于更广阔的领域里，涉及所有言语行为。一个很明显的结果是：写作研究领域汲取巴赫金的言谈理论，将写作过程看成写作者与读者交际的互动过程，一种旨在影响其行为的修辞活动。[76]这样，修辞学的疆域在言语行为的对话性基础上得到拓展。

当代修辞学的蓬勃发展是众多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除了上述几位人物之外，当然还有劳埃德•比彻尔（Lloyd Bitzer）、沃尔特•费希尔（Walter Fisher）、迈克尔•麦吉（Michael C.McGee）等著名学者，他们对修辞情景、修辞与理性的关系、社会变革中的话语作用等重大问题做出了理论阐释，成为当代修辞学领域的经典之作。

综合而言，当代修辞学有几大特征。从理论形态上看，当代修辞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汲取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的营养，不断开创新的天地，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理论格局，它们各自从不同的视角审视修辞行为，建构自己的理论。总体而言，西方修辞学秉承一种大修辞观，认为修辞是调节社会关系的行为，修辞与交际为伴，与意义同在。从美国的修辞学研究部门来看，修辞学呈现出一种多层次、多部门交叉交融的研究态势。修辞学研究的重地主要包括传播学系、英语系、演讲系，有的大学还设立了专门的修辞学系（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不过这些部门的修辞学研究侧重点不同。传播系的修辞学研究侧重传播领域的修辞行为分析与批评，包括影视、新闻、广告等领域；英语系的修辞学研究则更倾向于写作修辞（所以，有的英语系下设写作与修辞学学位授予点），演讲系的修辞学研究则主要聚焦于演讲。除了上述几个部门外，其他部门也有对修辞学进行研究的，比如哲学系、社会学系等，其研究重点主要是与其领域相关的修辞学问题。从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当代美国修辞学已经显现了一种高度的跨学科特点，比如所谓的经济修辞、科学修辞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修辞学转向便是很好的体现。最后，从修辞学所涉及的修辞者、听众/读者、话语这三个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来看，当代修辞学呈现了一个关注机构修辞的倾向。传统修辞学主要聚焦于个体修辞者，忽视机构或群体修辞者，现在这种现象有所改变，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机构或群体在社会行为中的作用。所谓机构修辞者，小至一个团队、一个公司、一个组织、一个学会，大至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体（如欧盟、东盟、上合组织、联合国等），这是当代修辞学疆域拓展的重要表现。在国际关系中，这些机构/组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集体修辞者”（collective rhetor），它在与其他组织、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发出自己集体的声音，处理与外界的关系，应对来自外部的压力和挑战。机构修辞的异军突起，与当代国际经济一体化息息相关。在地球村里，不断有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共同应对，这就要求各国之间、各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组织与其成员国之间协调关系予以应对。

美国著名修辞学者莫兰和巴利夫（Moran ＆amp； Ballif）下述话语或许基本上总结了20世纪以来的修辞学现状：

20世纪可以被描述为一个修辞学的世纪。在世纪之初，尽管修辞学具有丰富而悠久的传统，但缺乏学术活力，但半个世纪后，修辞学成了一个关键概念、关键术语，不仅在英语系、言语交际系（speech communication）这两个属于自己的学科之中，而且几乎在每一个社会学科里也是如此。20世纪目睹了语言学转向，如在日常语言学哲学和语言学、言语行为理论、符号学、阐释学、新实用主义、论辩理论以及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甚至所谓的“硬科学”之中。曾经在几个世纪里饱受非议的修辞学，现在发现自己成了众多学科关注的焦点，比如科学家库恩（Thomas Kuhn）和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探讨科学方法的修辞性，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福柯（Michel Foucault）探讨形而上学传统的修辞性就是证据。[77]

总而言之，当代修辞学涉及任何语言的使用，“修辞的功能是调节思想以适应人，调节人以适应思想”[78]。修辞学是关于象征行为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