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国家的多样性和国家的现实条件需要因地制宜的政策，以及与该国现实相匹配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战略。即使在信息时代，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政府也趋向于采取不同的政策工具，信息流动全球化并没有改变政府政策工具使用的路径依赖和习惯。强加于他国的治理工具没有考虑其背景和国家的行政能力，造成异化，反而加剧了治理困境（Argyriades，D.，2006，pp.155-170）。所以一国治理赤字不可能被一次性地解决，制度和能力建设都需要时间的保证，考虑历史背景、先后序列、时间安排等是实现治理改善的前提。同时还需要探索所需的最小化条件，即在给定的资源（如时间、知识、资金、人力资源和组织能力等）情况下，在特定国家背景中如何实现更好的国家治理改进。
本文初步完善了国家治理研究中结构性要素分析缺失和方法论的不足，实现对国家治理可操作性的层次界定，并在上述界定指引下阐述了国家治理作为全球化理念的潜力和功能。我们发现：国家治理不仅仅是书面的革命和议程，而是充满弹性和多维的概念（Slocum-Bradley，N.，& Bradley，A.，2010，pp.31-49），不同地区的国家治理在面临“如何及何时”转型的问答时，需要不断对自身实践现象和经验予以观察总结才能更好地取得预定的目标。
对于中国传统治理智慧和治理实践的反思而言，尽管专项治理在我国近年来的国家治理结构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26]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重构府际关系，打破原有部门间的力量不平衡，体现不同层级中国政府控制权差异带来的治理模式导向。但也存在着“专项治理失灵”的现实。中央层面的“专项治理”类似政策工具中的浓缩液，通过自上而下的稀释发酵形成全国范围的治理运动，并在各个地区的竞争中进一步形成类似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锦标赛。一番全国同一化的治理运动之后，我们仍然难以明白“为什么一些有利于提高社会福利的政策只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推行，而在大部分情形下无法实施”[27]，却真切感受到专项治理实践过程中的无奈和失灵。正如有学者研究指出非洲反腐败的失败不是政策制定问题，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有针对腐败的严格政策，高腐败发生国家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大多走向人治和运动化治理的道路。[28]
总之，通过对国家治理的解读，我们旨在为促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搭建有效路径，但仅仅给出了初步的抽象和简单化的诠释，因为“政治学中一些最引起人民兴趣的概念在操作上不仅是困难的，不可能的，也是有争议的”[29]。我们并不奢望本文能够完尽解释国家治理，由于篇幅的限制也没有对国家治理的未来走向和变革做出指南针似的规划，但毫无疑问，“中国政府亟须定位自身治理方向，构建有限且有效的政府”[30]，实现探索真正符合中国特征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之道。因为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形式来促进发展，所以当前作为全球化理念的国家治理显然被过于狭隘地理解了，这种狭隘的根本原因是学者研究中隐含的对治理体制好坏的二元划分假设，这种观点认为正式的治理体制是好的，而非正式的、个体化的治理体制是坏的，或发达国家的治理类型是理想的，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是不理想的。本文愿作为对本土化实践问题分析所努力的千里跬步，成为进一步进行本土经验与实践的理论解释的引玉之举。
（臧雷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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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参见J. Berliner（1957），J. R. Thornton（1978），M. L. Weitzman（1980），M. Keren，J.Miller，J.R.Thornton（1983），J. Tirole（1985），转引自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第 116页。
[26] 臧雷振、徐湘林：《政府质量：国家治理结构性指标研究的兴起》，《公共行政评论》2013年第5期。
[27] ［英］蒂莫西·贝斯利：《守规的代理人》，李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页。
[28] Lawson，Letitia，“The Politics of Anti-Corruption Reform inAfrica”，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2009，47（1），pp.73-100.
[29] 齐斯克：《政治学研究方法举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
[30] 燕继荣：《变化中的中国政府治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