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史学理论学科建设任重道远

20世纪已经落幕，人类历史跨入了21世纪。在21世纪，我们依然肩负着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任。这个命题包含以下内容。第一，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80年，从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到时下诸贤，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辛勤耕耘，做出了巨大贡献，罗列十条百条，亦难彰显其功。概言之，中国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理论建设(史学理论研究)成绩斐然。第二，由于主客观原因，如极左思潮对史学学科建设的长期破坏，甚至将史学研究引入“影射史学”“斗争史学”的歧途，将唯物史观等同于史学理论，对史学学科理论研究缺乏主体自觉，等等，因而史学学科理论建设起步晚、发展慢，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很多。第三，20世纪没有建立起中国特色与中国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需要在21世纪继续努力。

在21世纪，史学研究的主题就是建构自身的学科理论;依照史学的学科理论，遵循史学发展规律，促进中国史学的繁荣!

提出这个命题，是基于对8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史的考察。

首先，在中国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是同新中国政权的建立相伴随的。换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思想界和科学事业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在史学研究领域，它就具体化为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居于支配地位。这个支配地位的取得，一方面来自于史学工作者对唯物史观科学价值的认同取向(主体自觉) ;另一方面来自于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改造运动，甚至是政治运动(灌输方式)。在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史学的指导地位过程中，缺乏一个不应忽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史学自觉过程。

其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首先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极其重要的内容。在前贤看来，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只需唯物史观指导就可以了。这就是错将唯物史观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根源。苏联对此有认识上的失误，因为历史时代的局限，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有认识上的失误，在第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手中确立了这一史学范式后，影响力极强，这一范式长时期在中国史学界居于支配地位。

最后，受到苏联史学界的影响。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苏联史学界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等同于史学理论。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史学理论成为普遍的研究热点后，人们才注意到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的差异。我国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受苏联史学界的影响，历史学科也没有分析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的联系与区别。而迟至80年代初，随着史学“反思热”的出现，史学理论日益成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才逐渐有更多的史学家关心起两者的区别与联系来。新中国成立后，在较长时间的“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人们根本不敢也不可能怀疑两者是不是一回事。

基于以上考察，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80年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不容乐观，而应视为研究的薄弱环节。21世纪的来临，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提供了机遇。

在21世纪，要建构起中国特色与中国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加强史学学科理论建设，我们身上的担子重、责任大。但是，不论如何，我们都一定要立足于中国史学的实际而有所作为。

首先，为了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笔者认为要处理好坚持与发展的关系。这是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虽然史学理论与唯物史观有区别，不是一回事，我们所从事的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的工作，但是，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抛弃唯物史观对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导，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过程的解释，关于历史规律的揭示，关于主体地位和作用的阐述，关于史学研究方法的整合，是史学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和根本依据。离开了唯物史观关于历史过程论的解说，史学理论将无从谈起。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中，要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坚持其科学的立场和精神原则。这就意味着，我们所说的坚持，绝不是僵化的坚持，教条的坚持，而是在坚持中求发展，在发展中谈坚持，做到坚持和发展的统一，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真意。恩格斯在1886年12月28日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次年1月27日，恩格斯又在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这两封信，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坚持唯物史观，就是要坚持其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基本原则和本质精神，绝不能拘泥于个别结论或个别观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但如同万事万物都要打上时代的烙印，都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一样，唯物史观的个别命题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譬如，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必须做出重新评估，对于掌握高新技术的人必须重新认识，对于现代无产阶级的表现形式做出新的概括，对于现代化运动给人类生活带来的质与量的变化做出新的判断，等等。由此看来，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只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攀登。

坚持唯物史观，就是要不断重新学习，全面地、深刻地学习唯物史观的科学体系和精髓，绝不能先入为主或浅尝辄止。认识的规律常常是如此，一方面，人们会将错误认识附加到认识对象身上;另一方面，又会因认识的时间、地点、条件、兴趣的局限，忽视了对一些本是重大问题的认识。譬如，我们曾经错误地认为:阶段斗争是唯物史观的唯一科学理论;只有阶级斗争，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否认地理环境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等等。这就是将错误认识附加给唯物史观。譬如，马克思主义世界史理论有丰富的内容，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原理，但过去我们学习唯物史观时没有充分认识;时空范畴在唯物史观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我们过去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现在重视起来，研究者多起来了，是因为开放的世界迫使我们认识多民族、多地区、多国家的交往，迫使我们重视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进程，迫使我们认识人类在交通、信息方面的变革带来的时空概念的变化，并赋予这一范畴新的理论内涵。由此看来，学习唯物史观，我们要经常检讨和反思自我，少一点主观性、片面性，多一点时代感，多一些实践性。

学习和研究唯物史观，坚持是前提条件，发展是实在的途径。没有坚持，发展就会“离经叛道”;没有发展，坚持就是僵化，就会“走向死亡”。发展唯物史观，就是要用创新的观点、实践的观点、科学的观点，对于人类社会的新实践和新问题予以唯物史观的解答和认识。譬如，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取代奴隶主的不是奴隶而是地主;取代地主的不是农民，而是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是一对矛盾，最终将怎样解决这对矛盾呢?实践还在发展，马克思以后100多年的世界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认识空间。此外，对战争、宗教、环境还需要重新认识，重新进行理论概括。运用唯物史观的科学精神与方法解答这些问题，就是对唯物史观的发展。

其次，为了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笔者认为要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这是史学研究中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80年，风雨陪伴历程，多彩涂亮事业。站在世纪交替的反思角度，值得总结的问题很多。为了促进中国史学在21世纪更好地发展，进行科学的总结和反思，这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在总结中，我们一定要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总结和反思，就是要加强主体自觉，看看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80年历程中，在哪些方面和多大程度上体现了科学精神?我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建设中有哪些教训应予记取?有哪些精神值得发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有哪些规律性的东西值得重视?这样，就有利于我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21世纪的史学理论研究中做出更大的成就。

总结和反思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80年，有两个倾向值得警惕。在前60年，我们片面地强调学习苏联的经验，亦步亦趋，全盘移植他们的范式，错将苏联史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以致他们将唯物史观等同于史学理论，不重视史学的学科理论建设，我们也跟着如此;他们有新的认识了，也促使我们进行新认识，尾随其后，甚至照搬照套，使我们吃了大亏。这些教训值得我们吸取。在后20年(改革开放以后20年)，又出现了盲目追随和回应西方史学的倾向;出现了否定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与方法的消极现象;出现了全盘否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就的不良现象;出现了凡是西方史学的就一切都好，并盲目推崇备至的现象;等等。笔者认为，这些现象是不正常的，也是十分有害的，必须尽快扭转。我们的正确态度应当是:一要独立地进行史学研究，独立地从事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工作;二要善于学习别国同行在史学研究中、在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新创造，要加以分析、加以鉴别，绝不能全盘照搬、走向极端。

总结和反思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80年，有一条经验值得汲取:要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优良学风和传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工作，真正在中国特色与中国流派上下功夫。建立起中国特色和中国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历史学，必将对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

最后，为了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还要处理好学科理论建设与具体研究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重大问题。

要搞好学科建设，学科理论建设是先行官，是开路先锋。要在具体的研究领域有开拓性的贡献，取得有学术史意义的成就，学科理论指导是关键。令人高兴的是，忽视、轻视史学理论研究的倾向在经历几代人的努力后，得到了遏制，局面开始好转，并取得了可喜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正在健康发展。但是，喜中有忧。一是从学科结构上，史学理论研究并不是在所有的同行中取得了共识，并将其视为史学研究中的一块具有指导作用的相对独立的领域，在研究机构的设置上，仍有被忽略的危险。二是在研究力量上，在整个历史学中，尚不成比例。归根结底，还是一个重视程度的问题。笔者认为，在重视它的问题上，只要我们取得共识，就一切都好办了，比如机构设置、队伍整合、人才培养、经费投入等，都会加大力度，很快有新的起色。

建构中国特色与中国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是个大课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笔者相信，在21世纪，在学术史上，将有成百上千个英名镌刻在它的标题之下，赢得一代又一代学人的仰慕和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