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
作为社会科学类别的历史学，就其在世界学术范围的存在与发展而言，分为两支:按其哲学性质来说，是辩证法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历史学与形形色色的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学;按其阶级性质来说，是具有彻底革命精神和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具有阶级局限性的资产阶级历史学。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学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还是主客观唯心主义历史学或资产阶级历史学，决定其科学属性者，莫过于蕴含其中的历史观。因此，历史观是历史学的核心和本质部分。一定的历史观，是我们判定历史学从属于何种性质的依据。史学研究者持何种史学观点，都离不开他所信奉的历史观。因此说，历史观在历史学学科系统中居于核心层。
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观就是唯物史观，它的创立与完形，同历史科学的步履休戚相关。在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站在历史时代的高度，站在历史哲学的理论高度，雄视古往今来历史学的发展，他们的思维紧紧同历史学的发展相平行，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近代的资产阶级历史观，创立了唯物史观，使历史学变成一门真正的科学。掌握并运用唯物史观，发展历史科学，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使研究主体的思维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及其发展的轨迹相平行;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不断推向前进，促进中国史学的大发展、大繁荣，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史学研究的指导地位，坚持在具体的研究中贯穿唯物史观的理论精髓，又要使唯物史观这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同时代的科学文化发展的轨迹相平行，吸收人类文化在当代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唯物史观的理论之树常青。这虽近乎老生常谈，但确系历史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历史科学赋予史学工作者的时代使命。
一 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时期的历史考察
对待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问题，学术界存在简单化倾向，即常常以某一篇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或形成的标志，相应的后果是，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基本理论局限于该篇中，这样，就不利于准确地、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一丰富的理论体系。笔者觉得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定位于具体的历史时代，作为一个“创立时期”或“形成时期”来理解，这样更可靠些，在认识上也更科学些。
在人类认识史上出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并用诸历史学中，是人类认识合乎规律地自然发展的结果。我们判定唯物史观的创立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历史条件的产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依据是:在这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地总结了在他们以前一切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观，把前人的认识成果作为向新的认识阶段推进的阶梯。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1]。其实，人类认识的发展也是如此。从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合理内核到创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是循着这一认识路径前进的。人们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创唯物主义历史观，提倡用唯物主义解释历史，是历史学的一次革命[2]，正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扬弃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历史哲学和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历史哲学而言的。这种艰难的科学革命，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在某一篇著作中完成。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史学研究中，从对黑格尔历史观及其思辨的历史方法的批判，到对费尔巴哈历史哲学的扬弃，构成一条清晰可寻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的心路历程。
1.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出世前在历史思维领域里最重要的成果，是近代思想家在探索社会历史问题方面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在黑格尔历史哲学指导下的历史观，是资产阶级历史观或唯心主义历史观发展的最高峰。在黑格尔思辨的历史观中，包容了关于历史必然性、社会发展规律性和社会不断进步的思想。黑格尔在运用他的历史观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总是力图探究可供概括全部历史的普遍性原则和方法，力图发现社会发展的最一般的特点和整个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近代历史哲学、历史观中最集中的思想精华。
在黑格尔的历史观看来，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出现以前，就存在着一种精神本原——“绝对理念”(它的同义语是“绝对精神”“世界理性”“世界精神”)，它是一切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基石，它是超越自然、超越人类的东西，因而是第一性的。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由这个“绝对理念”派生出来。由于“理性统治世界”，因而他把世界历史看成是“理性”“精神”的铺张和实现，这样，就只有运用这一理论原则来理解和解释世界历史了。在黑格尔设计的历史哲学大厦中，他把人类历史发展当作一种逻辑发展过程，当作一种合乎规律性的、有必然的因果联系的过程。在他看来，在精神本身中就已经潜伏着世界历史，就已经包含了自然的历史和社会的历史。这就像一粒种子中包含了树木的全部性质及其果实的色、香、味一样。因此，世界历史只是精神借以揭示自己、展示自己的场所而已。黑格尔在表述其历史观时，运用了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他强调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忠实地采用历史材料，又要从理性的范畴出发研究世界历史，观察历史现象，并且指明历史事变内在的逻辑联系，找出贯穿于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性。黑格尔历史观中关于历史与逻辑相一致、史料与现实相符合及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正是超越古人的高明之处。黑格尔的历史观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学说，即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关于人类历史过程的辩证解释，如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规律性和因果联系;等等，为此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肯定了黑格尔历史哲学关于历史辩证法的内容，他说道，黑格尔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3];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恩格斯还高度评价道，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在他的历史哲学中，“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4]。虽然如此，黑格尔的历史观颠倒了物质世界与思想世界的关系，颠倒了逻辑联系与历史发展的关系，这就表现为:黑格尔把历史看成其世界精神的展现，把历史看作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这样，黑格尔不仅把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把整个历史也变成了思想的历史。[5]黑格尔的历史观在由精神到物质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指导下，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历史观体系，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扬弃这个唯心主义思想大厦的外壳，发展其合理的历史辩证法内核，建立唯物史观体系，提供了既定的历史前提。
对于黑格尔历史观这个历史遗产的批判继承，集中体现在1843年夏马克思所著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两书中。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阶段和重要方面。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按照费尔巴哈倒转黑格尔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榜样，校正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都将国家看成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将市民社会看成是被决定的因素，并把国家看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但在马克思看来，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恰恰相反，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他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实在性，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由现实的理念产生的。[6]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完整地表述道:“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7]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历史观的分析和批判，找到了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钥匙。十年后，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成果时，又强调道: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即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匙，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8]
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校正了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思想的关系，指出了它们中哪个属于第一性的问题。他们批判黑格尔历史哲学颠倒了两者的关系，就像儿子生出母亲，结果产生起源那样荒唐[9]。在黑格尔历史观看来，绝对精神是客观世界的本原和历史运动的主体，而精神的发展则是自身超出，自身分离，又回复自身的过程，其最终动因在于自身的“一种冲力”[10]。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批评道，黑格尔把真理变成了“一具自己论证自己的自动机器”，“人为了历史而存在，而历史则为了证明真理而存在”[11]。同黑格尔历史观相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以现实的人作为自己历史观的前提。他们强调，历史是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12]，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人类社会实践，推动着历史前进的步履，最终决定着历史发展的阶段和水平。他们曾就此发表过一段豪迈的名言:“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3]
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发展的共相与殊相、统一性与多样性进行了阐释。他们认为，历史发展不仅取决于人类的社会实践和自身的内在矛盾，具有共同的普遍联系;而各民族历史特点和文化传统相异，又表现为发展的形态多样性。这是对黑格尔历史观“民族精神”说的扬弃。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是一个受绝对精神支配的必然有序的过程，然而，在各个民族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又受一定的特殊原则所制约，这就是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是“绝对精神”的发展在特定民族和特定时期中的体现，“构成了一个民族意识的其他种种形式的基础和内容”[14]，“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的技术，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15]。黑格尔历史观虽然发现了意识形态诸形式在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既具有共同性，又有其特殊性，这是两者矛盾的统一，但他却将“绝对精神”从外部引入历史，从而对民族精神做了唯心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进行了唯物史观的改造。他们研究欧洲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注意揭示一般规律，而且强调历史发展的民族特点。恩格斯曾说:“各种不同民族性所占的(至少是在近代)地位，直到今天在我们的历史哲学里还很少阐述，或者更确切些说，还根本没有加以阐述。”[16]基于这个观点，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阐述了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点，而且对英、法、德等国近代的民族特点做了详尽的考察。
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黑格尔历史观颠倒了的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重新颠倒过来，实现了一次彻底的否定之否定。他们既肯定黑格尔历史观运用逻辑范畴阐解历史的思维活动，同时又指出黑格尔历史哲学在演绎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颠倒了历史发展和逻辑结构的关系:它“从各种不同的现实的果实中得出一个抽象的‘果实’——‘一般果实’”，把它们作为苹果、梨等具体水果的本质属性，使得“现实的果实从此就只是虚幻的果实，而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则是‘果实’这个‘实体’”[17];接着，它从“一般果实”中造出了现实的自然的实物——苹果、梨等，“使各种特殊的果实正好成为‘一般果实’，生活过程中的千差万别的环节”[18]。这种把“实体理解为主体、理解为内部过程”的方法，必然导致历史发展与逻辑结构关系的颠倒。这种颠倒的荒谬之处在于，把“现实的、客观的、在我身外存在着的链条变成只是观念的、只是主观的、只是在我身内存在着的链条，因而也就把一切外部的感性的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的斗争”[19]。这样，唯心主义历史观体系就在思维的王国里走进了死胡同;要走出来，只有抛弃它。因此，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摆正了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关系，提出了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必须统一、坚持以史实为基础和尊重历史辩证法的著名论点。
总之，通过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基本上告别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体系，并初步对黑格尔历史观进行了扬弃，即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历史观的精华，如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和规律性、过程论等，他们行走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大道上，提出了唯物史观的一系列重要命题。
2.费尔巴哈的历史观
对费尔巴哈历史观的批判继承，集中体现在1845年春马克思撰著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两书中。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唯物史观的另一段重要历程和重要方面。
费尔巴哈“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其历史观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世前卓有影响的近代历史哲学流派。它“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20]，在黑格尔历史观以后，只有费尔巴哈发展了18世纪以来的唯物主义，从而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人。费尔巴哈张扬唯物主义旗帜，把客观存在的人引入到历史认识范畴，“认识到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21]，从而击中了黑格尔历史观体系中自然界、人类历史只是“绝对精神”的“外化”这个致命弱点，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1886年初，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此予以积极肯定，费尔巴哈由于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他势所必然地意识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超世界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22]。费尔巴哈虽然摆正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转返到唯物主义之途，但他却抛弃了黑格尔历史观中充满活力的雄辩的历史辩证法。这就使他的历史观仅仅保留在机械唯物主义的水平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评说道:“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23]费尔巴哈历史观中所包含的那些积极性、进步性成分，就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扬弃和改造它，建立唯物史观体系，提供了既定的历史前提。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把“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引入历史观中，将社会存在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社会实践去理解，把人的社会实践作为人类历史的起点和基础，这就为他确立科学的历史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命题: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4]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立确立了正确的路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是在校正了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思想、历史过程和逻辑结构等关系之后，牢牢坚持“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这一根本思想，而沿着“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思想路向展开论述的。马克思通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论述，既坚持了费尔巴哈历史观的理论原则——将抽象的思维转换为感性的直观;同时又同费尔巴哈机械唯物主义历史观划清了界限。他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25]，“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26]，所谓社会化了的人类，应该是指“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27]。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若干方面阐发了唯物史观的重要思想。第一，由于他们坚持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社会化了的人类，因此，他们强调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谜底，归根到底应当到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去寻找。他们指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要创造历史，首先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就需要衣、食、住及其他东西。因此，人们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乃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基本条件。过去的一切历史观都忽略了这一最基本的事实，从而把人同自然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造成了自然界同历史的对立，因之产生了许多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点。科学历史观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全面研究“第一个前提”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这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找到了任何社会进步、任何民族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了近似于生产关系的学术用语——“交往方式”(此外，还有“交往形式”“交往关系”“所有制形式”“所有制关系”等)，阐述了交往方式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他们认为，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交往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于是，就要改变交往方式(生产关系)以适应发展了的生产力就成为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在他们看来，这种交往方式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内容。他们指出，“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以往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这种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表现为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等、政治斗争等等”[28]。第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了近似于经济基础的学术用语，如“市民社会”“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等来与上层建筑相对应，并论述其辩证关系。他们指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29]。上层建筑的诸形式，包括国家和政治制度，也包括人们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观点，都“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30]。一旦经济基础发生变动，整个上层建筑也会随之改变，所以上层建筑的变化，“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告别了费尔巴哈历史观体系，扬弃了它，就建立了自己的历史观理论大厦。
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观
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扬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历史观以及改造了费尔巴哈机械唯物主义历史观，把历史唯物主义同辩证法对接和统一起来，因此，初步系统地表述其历史观才有可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并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32]
如果说，在1847年以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是同以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近代历史观体系决裂，并对它们进行批判地吸收，从理论上高屋建瓴地进行创造，设计出新历史观的基本构架，那么，从此之后，他们主要从事突出其新历史观理论内涵的工作，并通过从理论到研究实践，从实践到理论总结的认识过程，升华并完善其新历史观的理论内容。这就是说，他们一方面继续在理论上推进其崭新的历史观体系;另一方面，又通过具体的史学研究途径，在实践中检验并完善其新历史观。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首次吐露了他们关于新的历史观的基本设想，但从理论体系的角度说，毕竟它还不完备，还有一些没有定型、有待丰富的思想。在此之后，马克思同恩格斯一道做了大量完善其新历史观体系的艰巨工作。譬如，在1847年，马克思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创立了与生产力相对应的成熟的学术概念——生产关系，从而使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得到丰富的阐述:“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33]“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3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此后的论述中一再申论这些思想，因此，这些观点在唯物史观体系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运用他们所论证的新历史观的基本思想，深刻地分析了人类历史上各个时代的物质生产、经济结构同政治、法律、思想之间的矛盾运动，以及与它们相适应并作为这些矛盾运动表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这样，人类社会发展的完整过程，就被揭示出来了;历史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就被戳穿了。对于《共产党宣言》的理论价值及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列宁曾予深刻的揭示:“这部著作极其透彻鲜明地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叙述了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叙述了辩证法这一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叙述了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学说。”[35]
1850年，马克思写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写了《德国农民战争》; 1851—1852年，恩格斯又写了《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 1852年，马克思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等。这些具体的史学研究，是在他们刚刚论证的新历史观的基本思想指导下进行的。通过繁重的史学研究工作，他们证实了自己关于新历史观的基本思想在认识论上毫无疑义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他们还通过对具体研究成果的理论提炼，从而抽象化为其努力论证的新历史观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具体的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改造了由资产阶级历史学者创立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把它纳入到崭新的历史观体系中;通过对具体的阶级斗争运动的解剖，他们论证了人类社会必然通过阶级斗争而最后消灭阶级的社会历史理论，论证了人类社会必然由阶级社会演进到无阶级社会的历史过程;通过论证，他们还解说了人民群众与杰出历史人物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辩证关系。这些，都极大地丰富和推进了他们所构建的严整的历史观体系。
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创立自己的历史观过程中，经历了由理论论证到实证研究，再从实证研究到理论升华的循环往复递进过程，因此，在1859年，他们对自己所论证的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内容的历史观进行总结，作完整而成熟的表述就有了可能。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系统而精辟地阐述道: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36]
这样，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就以其秀美的理论灵气和富于战斗性的锐气，展现在我们面前。将它同1846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表述的历史观构想相比较，可以看出，到这时，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那么的完整、精妙和成熟了!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称赞“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对运用到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如下的周密说明”，并详细地引证了此段经典文字[37]。
4.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创立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相对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种思想的发展和形成过程，因而就存在一个完整的创立过程，这在时间上表现为一个阶段和时期。这个时期大致从1843年至1859年。其中可分为前后两阶段，分述如下。
前一阶段，是从1843年夏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至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一时段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从事历史遗产的批判和继承工作，在进行理论的批判中建构自己的历史观体系。它集中体现为对黑格尔历史观和费尔巴哈历史观的批判;同时，基本设计出不同于近代一切历史观的思想体系。
后一阶段，是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至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这一时段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要是通过史学研究实践丰富和完善这种崭新的历史观体系。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从而成熟地、完整地、精确地表述了唯物史观体系。这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体系就完形了。
由此可以进一步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和完形的过程中，很难以哪一篇宏论巨著作为其创立或形成的标志。因为，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在创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在认识上，在思想的表述中，常常各有侧重，但又互相贯通，彼此紧密联系，存在思想认识上的互证—互释关系。因此说，与其以某一篇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或形成的标志，不如使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时期”或“形成时期”的学术概念，它在认识上就显得更准确一些。这样就有利于考察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段内的发展轨迹，也有利于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体系。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确认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欧洲整个历史科学、经济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最高发展”[38];只有从这个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产生，才能得出合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结论。在以某一篇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标志的论说中，西方学术界主要以《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为标志。如敦尼克主编的《哲学史》、奥伊则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费多谢邦夫的《卡尔·马克思》，这一见解在我国哲学界颇有影响;在我国史学界，主要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其标志，如葛懋春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赵吉惠的《史学概论》，以及相关的一些论文。
应该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产生，经历了从1843—1859年这个较长时间的创立时期，但是，在这一整个时段内，他们一直没有使用“唯物史观”这一学术用语。而迟至1872年，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恩格斯首次使用了“唯物史观”这一概念，并做了界定:“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39]此后，恩格斯在多处使用了“唯物史观”这一学术用语，申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原则，如1878年，恩格斯所著的《反杜林论》[40]; 1880年，恩格斯所著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41]; 1890年，恩格斯所写的《致约·布洛赫》的书信[42]。
二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及其理论特色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既以严谨缜密的逻辑结构为依据，又以严整宏大的史学研究为基础，因而这种历史观体系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在学术界，关于唯物史观基本思想的问题，一直存在分歧: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演进的规律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另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揭示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和核心部分。经过以上对唯物史观创立时期的考察，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可以由以下几个方面来表述。
其一，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43]。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在批判地吸收近代历史观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它与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研究人类历史发展及其走向的方法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发展着眼的，从而研究并反映了人类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历史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依据的理论原则是:每一个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相应地，历史学的阐释，只能从这一基础出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弄清了人类社会存在的条件和基础、社会关系的起源和结构。他指出，社会的物质关系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因而社会起源于物质生产劳动。人们以自然为生产对象，在生产人—自然关系的同时，也创造了生产主体以物质利益为纽带的人—人之间的关系。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社会关系起源于物质生产活动;另一方面，社会关系又是连缀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之最直接的，因而是最必要的社会形态。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44]，而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所发展的关系(生产关系)，则把人的实践活动——物质生产劳动变成为广阔而深刻的历史实践。马克思此后又说，生产者借“这些社会关系”“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45]。这样，人类社会历史实践就表现为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人类的社会历史就是人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生产实践的基础上生产自我并具有内在规律的辩证过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它总结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中，对此多有申论。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和基础。
其二，关于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运动过程的思想。在一切旧历史观那里，要么把人看成是“绝对精神”在历史领域里展开的工具，抹杀人的社会历史性和历史主动性;要么只看到了人在历史上活动，却又仅仅把人看成是抽象的人，没有看到人的真实存在性、能动性，即社会性。也就是说，仅仅局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其他的“人的关系”[46]。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则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把人看成社会关系的总和，把人看成社会历史实践的主体，因而把一切历史活动都归结为人民群众的事业。这样就确立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这就是，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在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体现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运动过程;这个历史过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可以被感知，可以被揭示，但不能够被抹杀。
其三，关于生产方式是社会性质、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的思想。由于马克思主义把人看成是历史实践的人，具有能动作用，因而在各个单个个人中分离出一种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生产力，同时，又从他们在物质实践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里抽象出生产关系，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成是决定与反作用式的对应关系，它们构成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唯物史观看来，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社会构成都是以各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为其基础，各个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不同，因而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和具体的社会构成也有所不同，而“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4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内容。马克思恩格斯精妙地指出:
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为各个新的一代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48]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和完形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强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生产方式的运动是社会性质和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
其四，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探寻社会观念的变迁应当从社会存在中寻找原因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同旧历史观的斗争中，校正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认为社会意识以社会存在为生存依据，同时肯定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社会的巨大反作用;他们认为，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才能产生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以及其他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总是与社会经济关系关联着并且为经济关系所决定，它是经济关系的派生物，是为经济关系服务的，同时具有相对独立性，对前者有反作用。据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所做的经典性表述就是:“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因此，唯物史观认为，观念的东西永远不可能超越历史的存在而存在;研究社会观念的变迁，研究每一社会时代的上层建筑形式，只能从社会存在中探寻原因。[49]
其五，关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的物质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在这个历史阶段，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牢牢坚持从人类社会的物质实践活动中考察历史发展的理论原则，批判地继承了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者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把它推进到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马克思指出，阶级的产生和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形式和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而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总是“表现为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等、政治斗争等等”[50]。在唯物史观看来，从原始社会胎胞里产生出来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一直持续到阶级社会的终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经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后达到共产主义，因而阶级斗争的结果是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斗争本身。因此说，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里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体现，是阶级社会向前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51]。
以上五条基本原理，是密切关联、相互印证的一个整体，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五大支柱。正是这些基本思想的鲜明的理论特点，标示出它同一切旧历史观的根本区别，从而显示了它不凡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对此，列宁有精辟的揭示和科学的评价: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由什么决定，各种矛盾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由什么引起，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究竟怎样，造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物质生活生产条件究竟怎样，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又是怎样，——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指出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52]
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把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加以研究，才能对这些意向的结果作出科学的判断。[53]
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使历史学变成了科学，使历史研究能够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科学的研究，得出真理性认识。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价值的考察，可以看出，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使历史学从神学的婢女地位解放出来，使历史学不再成为哲学家们头脑中“绝对精神”的展现，赋予了它社会实践的属性，因而它具有社会存在的客观属性，这种客观属性决定它不再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女孩”(胡适语)了。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内在的普遍联系，历史的发展不再被认为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一个丰富的有规律可循的过程，这个历史过程不再是不可认知的，而是可知的。这样，历史学便被破天荒地赋予了同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属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李大钊曾对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和意义予以热情赞美:“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自时厥后，历史的学问，日益隆盛。”[54]李大钊还说:“及后到了马克思，才把历史真正意义发明出来，我们可以从他的唯物史观的学说里看出。”[55]
三 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诞生了。由于它是科学，因此在它的指导下从事历史研究，就可以取得科学认识，获得真理。因此，它不能不受到一切热爱科学和真理的人们由衷地尊敬和肯定。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排斥它，甚至诽谤它，但又不得不被它的科学性所折服。譬如，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的心灵中曾引起强烈震动，他们中的一些人不能不承认:在读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后，我们对于议会机构的用语、习惯、组合及主张，如果以前曾抱有幻想的话，现在看法迥然不同了……那种争夺官位、政治辩论的老一套游戏显得愚蠢陈腐，因为我们第一次通过影子戏看透了各种贪欲和需求的矛盾，这种矛盾连演员们自己也未必完全清楚，现在却轮廓鲜明地呈现在银光屏上。[56]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建构上，由于它不容置疑的科学性和充满智慧的雄辩性，因此，也赢得了近代以来一些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的肯定。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陈述道:在历史研究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当历史主义(就其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词义上说)困于本身的内部问题而丧失早期的生命力时，马克思主义为取代历史主义而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57]
科学的发展常常是这样:是真理，就会引起人们智慧的共鸣，并给予有益的启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法国新史学思潮，就毫无疑问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其开路人对马克思的历史思想推崇备至，诚如勒高夫所说，在很多方面(如在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等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58];布洛克则充盈着敬佩之情说，如果有一天，革新派的历史学家们决定为自己建造先贤祠的话，那么，那位来自莱茵河畔的先哲的银髯飘然的半身塑像一定会端坐在殿堂首列;布罗代尔则坚信，“就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清楚，马克思是当代历史科学的奠基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智慧已经属于人类，成为一切热爱历史科学、研究历史科学的思想养料。
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后100年间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共鸣的一斑。
另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诞生后，它直接孕育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勃兴。在苏联和东欧地区，在中国等国家和其他地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取得了十分壮观的成就。尽管其间有过曲折，走过弯路，但它并不是同唯物史观与生俱来的，并不是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过错，它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教条化、僵化地对待唯物史观所产生的恶果。在发展我国历史科学的事业中，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唯物史观在西方学术界经受攻击和批判的考验以及受到尊重的事实，它在中国史学界所获得的巨大收获，足以证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史学发展迄今最重要的科研成果，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是真理性认识。就连西方史学界也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得到更多的启发，难道我们反而有理由抛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吗?不难设想，一切怀疑和否定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史学研究的做法，会给史学研究事业带来多大的危害。
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和解说历史，这并不意味着:自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完形后，就不需要发展它了，就可以用凝固的态度和封闭的做法对待它了。这毫不意味着，可以教条化、僵化地运用唯物史观，只是在史学研究中贴几条唯物史观的语录式的标签就完事了，而不将理论指导与研究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对待真理的态度是:始终采取坚持与发展相一致的态度，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因而马克思主义强调运用其理论原则和科学方法来指导具体的研究，反对一切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形而上学的做法;它强调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主张用发展科学的观点、态度、方法来对待它。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考察它的产生和完形的历史就可说明一切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在同一切旧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建造了一座迄今为止历史科学发展道路上宏伟壮观的科学大厦，在真理的发展道路上，它不会凝固不变。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曾批评过费尔巴哈在推进黑格尔的合理性认识时中途止步的缺陷，因而主张彻底的历史认识观，绝不允许在推进历史真理的认识中裹足不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向态度是，吸收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完形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强调运用唯物史观的原则精神和科学方法指导史学研究，反对机械照搬和教条主义的恶劣学风。恩格斯说道:“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59]因此，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宏伟事业中，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又要不断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将唯物史观的理论原则和科学方法同史学研究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这才是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康庄大道。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在推进其时代化的发展中，笔者认为，以下三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其一，注重从世界历史观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从大量的具体研究结论中抽象出具有理论意义的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由于历史时代的原因，东西方文化交流不充分，因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从事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创建中，主要地、集中地使用了古代欧洲和近代欧美地区、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资料，而较少地触及中国及东方国家、地区、民族发展的历史资料。要突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东方国家、地区、民族的历史发展道路、发展阶段以及它与世界历史发展的共相和殊相关系等方面的理论内涵，需要史学工作者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事大量艰苦的工作。这种工作的理论价值在于，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东方学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理论、民族国家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同一性和特殊性理论，等等。这些，本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值得我国史学家予以高度重视。中国既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大国，又是一个在世界历史发展中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对它的历史进行科学的透彻的研究，就可以像郭沫若先生那样，写出若干种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姊妹篇来，从而丰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内涵。
其二，吸收当代自然科学和科学哲学的有益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在科学的发展中，一条铁定的规律是:任何科学理论的存在，必须与科学本身的发展相平行。科学理论如果一旦违背了这条法则，它终究会在人类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消失，而被新的科学理论所取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表现为技术性成果和理论性成果两种。前者属方法论范畴，偏重于实用性;后者带有哲学的意味，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俗称科学哲学。科学哲学是对自然科学自身的一种“反思”。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拒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自己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一直尤为重视自然科学的重大突破并积极与它结盟。恩格斯指出:“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时候起，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60]虽然历史学主要研究物质的社会运动，但它不能不同存在于宇宙空间的其他运动形式——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发生联系。作为高级运动形式的社会运动，它必然地包含着各种其他运动形式。在这个角度和意义上说，历史学必然借助自然科学成果。当然，在处理两者的关系中，还有一个主次的问题。应该以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主，而以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辅。在现代科学哲学中，最大的成果恐怕莫过于系统哲学和系统分析方法了。在20世纪80年代，曾就系统哲学与方法同史学研究相结合的问题，展开过热烈讨论。迄今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系统哲学与方法，已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产生积极影响，系统方法也在经济科学、领导科学和社会管理等领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些已经为学术界所公认。那么，在史学研究中，是否还需要讨论可否借鉴或运用系统哲学与方法的问题呢?笔者觉得，只要仔细或稍微留意一下相邻学科的实践，正视邻近学科发展借用系统哲学与方法所取得的经验，这个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人文学科性质相近，对于借鉴系统哲学与方法从事科学研究，历史学恐怕不能例外。当然，在具体的研究中，在两者的结合中，历史学要体现自身的个性，这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如果拒斥系统哲学与方法，就不能视为发展科学所应该具备的态度和原则立场了。
其三，批判地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史学研究成果，丰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
在历史理论方面，西方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堪称其代表。从克罗齐到柯林伍德，他们围绕着史学认识论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虽然从理论体系上说，仍不逾唯心主义历史观之轨范，但是，在一些具体的史学认识上，仍不乏借鉴意义，有些想法甚至有合理的内核。譬如，关于历史研究与现实性问题的看法，关于历史发展过程与隐藏在其后的人们思想过程的看法，关于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与史家主体的能动作用的看法，关于史学认识中介的看法，等等，都闪烁出智慧的光焰。
在史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方面，法国的新史学堪称其代表。自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新史学愈益成为一股世界性的史学潮流。它关于史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与研究课题的选择，就具有积极的启发性，因而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譬如，对实证研究的重视，对比较方法的推崇，对计量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的尝试，以及开辟地区史研究和跨学科研究领域，等等，突破了传统史学的学术路径。法国新史学已经引起世界各国史学界的重视。美国史学家斯多雅诺维奇曾在《法国史学方法:年鉴史学模式》一书中断言:显然，年鉴学派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做出的贡献，在20世纪任何国家里，没有一个学术团体能望其项背。这虽过于夸张，但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只要我们及时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最新史学成就进行甄别、扬弃，就能充分吸收有益的文化营养，壮大自己。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19世纪由其创始人紧随历史前进的步伐，进行艰辛的理论创造的成果。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将在新时代，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创始人的科学精神鼓舞下，由其传人们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推向前进，使之永葆青春。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
[2]参见黎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0页。
[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1页。
[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页。
[6]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1页。
[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09页。
[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4、100、104、118—119页。
[10]参见［德］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32页。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4、100、104、118—119页。
[1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4、100、104、118—119页。
[13]同上。
[14]参见［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谢诒征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3、104—105页。
[15]同上。
[1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8页。
[1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2、73、105页。
[18]同上。
[19]同上。
[2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7、118页。
[21]同上。
[2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3页。
[2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18页。
[24]同上。
[25]同上书，第16、18—19、18页。
[26]同上。
[27]同上。
[2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3—84页。
[29]同上书，第41、29、36页。
[30]同上。
[3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6页。
[3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43页。
[3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5、144页。
[34]同上。
[35]参见《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页。
[3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
[37]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585—586页。
[38]参见《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8页。
[3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7页。
[40]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64页。
[4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4页。
[4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
[43]关于这一点，本书后文有专论。
[4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32页。
[4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363、50页。
[46]同上。
[4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页。
[48]同上书，第81页。
[4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7页。
[5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82页。
[5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4页。
[52]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586、587页。
[53]同上书，第587页。
[54]参见《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7、674页。
[55]同上。
[56]参见［美］E．威尔逊《到芬兰车站》，纽约，1941年版，第203页。
[57]参见［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7页。
[58]参见［法］勒高夫等《新史学》，姚蒙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5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5页。
[6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