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元化相互交织和互为推动加速了全球网络的形成，使世界成为一个巨大的网络空间。各种要素资源网包括人流、物流、资本流、技术流和信息流在全球网络空间中充分流转和合理配置。城市成为承载这些要素流转和配置的主要载体，并在全球网络中形成了一个个重要节点。根据这些节点的等级高低、能量大小、联系紧密程度等，全球网络演化成一个多极化、多层次、立体式的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其中，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具有控制力和影响力的主要节点城市就是世界城市。因此，国家中心城市的概念在国外学术界相对应的是世界城市的相关研究。
一 国家中心城市内涵
城市体系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各种不同性质、规模和类型的城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城市群体组织，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相互关联、起各种职能作用的不同等级城镇的空间布局总况。城市体系研究主要包括城市职能分工、城市规模分布、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基础设施共建与共享、生态安全协调与保障、制度合作与交流等。职能分工、规模分布与相互作用是城市体系研究中城市之间关系分析的重要内容。目前的城市体系研究主要有城市等级体系和城市网络体系。
1.城市等级体系下的国家中心城市
城市等级体系下的国家中心城市研究强调城市的集聚性，侧重通过对城市相关指标存量的判断来确定城市的中心性。20世纪70年代，世界城市或国家中心城市主要被纳入城市等级体系理论的研究中，主要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他基于中心地方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提出了世界城市的判别指标并以等级性规则确定了世界城市体系的空间秩序安排。[1]具体而言，城市等级体系就是依据城市的存量数据对城市体系进行排序得出城市竞争力大小的层次性，突出的是城市等级与竞争关系。在其城市等级思想的指导下，弗里德曼指出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系统的中枢或组织节点，它集中了控制和指挥世界经济的各种战略性功能，并采用主要的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国际性机构集中度、商业服务部门增长率、重要的制造中心、主要交通枢纽和人口规模7个存量指标进行分析，将世界城市体系中的30个世界城市划分为四个等级。
继弗里德曼之后，西方学者在城市等级体系的理论框架下对世界城市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各有侧重点地从功能的角度给出了世界城市的定义。Hall[2]认为世界城市是那些已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产生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一流大都会，并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存量指标如政治、贸易、交通设施、金融、文化、科技和高等教育等，分析了伦敦、巴黎、鹿特丹—阿姆斯特丹、鲁尔区、莫斯科、纽约和东京等世界城市。Cohen[3]提出世界城市是指跨国公司战略决策所形成的国际性协调和控制中心。伦敦规划委员会[4]指出，世界城市应当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强大的财富创造力、就业增长力和满足高质量生活的吸引力。萨森[5]指出全球城市应作为后工业化时代金融和专业服务业的生产场所，该研究的关注点从跨国公司完全转移到了先进生产性服务业上来。
总体而言，早期对国家中心城市或世界城市的研究是基于城市等级体系展开的，对城市中心性的等级衡量主要依赖城市相关集聚性指标存量数据的测度。与国外研究不同的是，中国城市体系的等级结构明显受制于城市行政职能级别，中国城市体系的等级结构与其行政职能级别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城市等级也越高。但无论如何，城市等级体系都是把城市体系当作静态的、相对孤立的系统，得出的是一种等级或者位序分布规律，侧重于竞争与等级关系。这正是城市等级体系最主要的缺陷，明显存在城市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研究缺位。事实上，城市是在整个城市体系中存在与发展的，城市之间的联系是城市体系结构与动态变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在城市等级体系下研究国家中心城市也是片面的。
2.城市网络体系下的国家中心城市
城市网络体系下的国家中心城市研究强调城市的联系性，侧重通过对城市之间联系度的判断来确定城市的中心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如跨国公司的全球重组，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新技术在产业、交通等领域的运用，产业的国际转移趋势，文化的全球传播等，引起世界城市体系之间联系日益频繁，城市组织呈现网络化连接趋势。由此，对城市体系的研究逐渐由等级体系演变为网络体系。以泰勒为代表的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学者反对弗里德曼的城市等级思想，认为世界城市孕育和发展于特定的世界城市网络中，并且以网络化的形态存在。城市网络体系认为城市之间的联系是城市体系结构与动态变化的根本原因，城市地位主要取决于网络联系的强度。根据城市之间的网络联系强度来确定世界城市或国家中心城市的中心性是理论研究的重大进步。
继泰勒的研究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城市网络体系的全新视角审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组织结构问题。Castell[6]从全球化、信息化交互作用形成的全球城市网络角度来界定全球城市或网络节点城市，由网络流量和影响范围决定节点城市的层级，认为城市间的网络关系决定了各个城市的地位，而非由其内在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Taylor[7]和英国Longhborough大学地理系学者所组成的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在对“流动空间”和“信息城市”[8]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城市网络”概念，强调城市间的网络作用和合作关系，强调生产性服务业是其网络节点形成的基础。Pflieger[9]同样指出“城市作为网络存在于网络之中”，Batty[10]也强调应从流的体系和网络理解城市体系，不能仅将其当作空间中的地点。然而，即使在城市网络体系之下对世界城市的研究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实证研究中单纯强调城市之间的联系度忽略城市存量也会影响对世界城市的准确定量。
结合中国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需要将国家中心城市纳入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的研究框架之下。因为从2011年后中国各行业与各主要经济体的关联程度及其变化来看，中国已经通过产出供给和投入需求的两个渠道非常深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之中[11]。国内学者普遍认同城市网络体系中的国家中心城市应在全国城镇体系中发挥核心控制作用，具有较强的集聚度和联系度、中心性和连通性，是国家城市体系中的“塔尖城市”。陈江生[12]等以东京和伦敦为例进行研究，认为国家中心城市是在全国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的城市。周阳[13]认为国家中心城市是指国家重点城镇群（城市域）的核心城市，全国性或国家战略区域的经济中心。朱小丹[14]指出国家中心城市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有着全国性的重要影响，并能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与交流的主要城市。王旭阳[15]认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含义在于对内具备引领、辐射、服务、集散功能，对外在接入全球城市网络体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姚华松[16]认为国家中心城市是一个国家的城市发展水平的最高代表，是联系国内外的重要门户，是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重要载体。
以现有的研究为基础，本书将国家中心城市的理论机理向前推进一步，以期弥补城市等级体系和网络体系框架下世界城市实证研究的不足，创新性地将代表城市自身发展程度的集聚度与城市之间的联系度相结合，共同测度国家中心城市的中心性。集聚度表现为集聚具有全国战略意义的相关要素，并非单纯对城市相关指标存量的考量；联系度也非省内或区域之间的联系，而是强调在全国范围的城市网络中的联系和辐射作用。本书将国家中心城市定义为：在一个国家内，在一些重大功能上能够起到决策、控制、管理、服务全国的城市。
二 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
国家中心城市的本质在于城市功能的发挥。在理论上，国内外学者对国家中心城市的相关研究侧重于城市功能的讨论；在实践中，确定国家中心城市的核心问题也在于城市是否具备国家中心的功能。
关于国家中心城市的具体功能构成，国外学者主要从世界城市的角度进行探讨。弗里德曼认为世界城市的形成体现在城市的“全球控制力”上，具体表现为企业总部、国际金融、全球交通和通信、高级商务服务等少数关键部门的快速增长上。萨森[17]指出，全球城市服务功能的发展会因为全球投资和贸易的迅速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对金融和特别服务业的强大需求而进一步壮大。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数字化和网络化成为基本的社会交往方式，世界城市更需要发挥全球信息中心的功能。Castells S. Graham和S. Marvin[18]、Malecki[19]的研究都一致认为世界城市应该在全球信息网络中充当主要节点，并支配互联网的全球地理结构。Hall[20]、Friedman[21]一致认为政治要素应该成为世界城市的首要职能，世界城市由于其特殊性需要肩负世界经济中心和国家行政中心的双重角色。
国内学者结合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以及国家的宏观战略布局，也提出了国家中心城市的具体功能。周阳[22]将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归纳为控制管理、协调辐射、城市服务和信息枢纽等。朱小丹[23]以广州为例，强调了国家中心城市的高端要素集聚功能、科技创新功能、文化引领功能和综合服务功能。田美玲等[24]将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概括为管理集聚功能（政治管理和商贸集聚）、空间辐射功能（区域增长和区域开放）、社会服务功能（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综合枢纽功能（交通枢纽和信息枢纽）、生态文化功能（生态保护和文化创新）等。姚华松[25]分析了国家中心城市的国际商贸会展中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引领辐射中心，国家门户和交通信息枢纽等功能。王缉宪[26]拓展了城市中心性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内涵，提出门户设施与跨国交通枢纽对提升城市中心职能的重要性。尹稚等[27]对美国和欧盟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研究，归纳出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应包括政治、国际交往、金融、交通枢纽、科技创新、文化创意和生产制造等。王新涛认为国家中心城市应该是全国或区域的经济增长中心、组织管理中心、文化交流中心、金融创新中心、交通物流中心，同时往往也是所处大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从城市综合服务层面看，教育和医疗也应该纳入国家中心城市的主要城市功能加以考虑。鲁世林[28]认为国家中心城市和高等教育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可以优势互补、共谋发展，通过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推动教育中心的发展。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书梳理并讨论了国家中心城市的综合服务能力，具体表现为政治、金融、科技、交通、教育、医疗、文化、信息、贸易（物流）、国际交往十大功能。在梳理国家中心城市十大功能时，没有包括其经济功能，一方面，考虑到国家中心城市经济功能所涉及领域的广泛性，很难通过几个指标来准确界定；另一方面，国家中心城市的十大功能已经包括了金融和贸易领域，而这两大领域恰是经济功能的主要表现方面，可以将金融和贸易功能合并来表现国家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因此，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中不再单独设置对其经济功能的研究。
三 国家中心城市的构建原则
国家中心城市，不仅体现在人口数量和地域面积，更需要这座城市有能力承载起“引擎”性质的国家中心职能。在我国，国家中心城市的设置改变了传统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的城镇体系格局，成为全国城镇体系最高位置的城镇层级。在评价国家中心城市应有的功能时，也有学者清醒地提出国家中心城市的首要功能不是持续放大集聚功能，过度依赖“虹吸效应”；而是注重非核心功能的有机疏散，通过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城镇之间的科学分工和区域的协调发展。[29]2007年原建设部进一步明确：国家中心城市是全国城镇体系的核心城市，在我国的金融、管理、文化和交通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中心和枢纽作用，在推动国际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门户作用。根据《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年）》，国家中心城市应分别在国际贸易与合作、国家城镇化发展、交通与信息网络建设、文化事业发展、全国性市场建设与体制改革等方面发挥重要的职能作用。结合国家层面的文件以及现有文献，本书提出国家中心城市应该在同时具备集聚度和联系度的条件下发挥城市功能属性。
1.国家中心城市的集聚度
按照波特的定义，集聚是指在地理上一些相互关联的公司、专业化的供应商、服务提供商、相关的机构，如学校、协会、研究所、贸易公司、标准机构等在某一地域、某一产业的集中，它们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一种状况。而对于区域经济中心的城市来说，其突出特征在于它能够以其优势环境和条件，吸引众多企业和机构及社会经济各部门在相对狭小的空间内集聚，从而更加突出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集聚效应。空间经济学把产生经济空间集聚的内生力量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传统经济活动（包括商品与服务的生产与交换）产生的集聚效应称为“经济关联”；第二类是知识，这里的知识指的是广义的概念，包含了信息、技术及思想创造和知识传递（学习）所产生的“知识关联”，这两种关联或集聚效应是现实世界经济集聚度的主要来源。[30]因此，城市的集聚度体现在各种产业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产生的经济效果以及吸引经济活动向一定地区靠近的向心力，是导致城市形成和不断扩大的基本因素。
根据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及内涵，国家中心城市的中心性体现在对全国高端要素的集聚，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区域要素或一般要素的集聚。国家中心城市凭借其政治、金融、科技、交通、教育、医疗、文化、信息、贸易（物流）、国际交往等功能优势，成为全国经济社会的网络节点和中间枢纽。除自身资源优势外，还要通过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极化效应集聚全国性高端要素和战略性要素，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城市发展水平，带动和促进全国腹地城市的良性循环，实现强大的集聚度。本书在具体测度国家中心城市十大功能的集聚度时，着眼于国家中心城市对全国性高端要素的集聚，并非笼统地考察城市的相关存量。
国家金融中心城市集聚度主要测度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而非全部金融机构；国家科技中心城市集聚度主要测度国家级科研机构和全国性高级人才（如千人计划等）的集聚情况；国家交通中心城市集聚度主要测度全国性客、货运量而非区域或省内运量；国家文化中心城市集聚度主要测度具有全国性影响力及承载全国性文化活动的情况；国家贸易中心城市集聚度主要测度全国范围内城市之间的贸易及物流活动；国家信息中心城市集聚度主要测度全国高端电信基础设施及传播媒介；国家教育中心城市集聚度主要测度全国高端教育资源尤其是“211”与“985”高校的发展情况，这些高校的学生从全国而来毕业后也将服务全国；国家医疗中心城市集聚度主要测度集聚全国优秀医疗资源及人才并在某一方面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医疗资源情况；国家对外交往中心集聚度主要测度国际领事机构或国际组织在城市的集聚情况。
2.国家中心城市的联系度
弗里德曼认为世界城市的经济能力取决于它所关联的区域生产力和发展水平。中心城市首先通过自己的突出优势获得优先发展，对周边地区产生集聚效应，进而中心城市加速发展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对腹地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产生辐射效应并形成紧密联系；不仅如此，中心城市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企业经济成本的提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后迫使传统产业、部分资源、人口流向腹地。因此，在区域经济理论中更加关注城市辐射力的研究，中心城市产生的辐射力主要体现在该城市与其他相关城市和区域间的竞合关系上，最终表现为城市提供的产品、服务和市场对周围腹地和城市的覆盖范围，带动经济圈内腹地的经济发展。因此，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加强城市区域间的协作，有利于提高城市本身竞争力。
根据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及内涵，本书在城市辐射力研究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国家中心城市是随着生产要素集聚发展向全国腹地进行要素和能量输出，将商品、技术、信息、人才等经济要素，以及技术创新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传递辐射到其他地区，促进全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国家中心城市对全国腹地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应该包含其落后或淘汰产业向腹地城市的转移，甚至是对腹地城市的发展产生“虹吸效应”，牺牲腹地城市的发展机会换取国家中心城市的更快发展。因此，与集聚度相对应又区别于区域中心城市辐射力的研究，国家中心城市与全国腹地城市的关系表现为其强大的联系度。具体是指国家中心城市充分发挥其综合服务、产业集群、物流枢纽、开放高地和人文凝聚等功能，引领、辐射、带动全国经济发展，建成国家组织经济活动和配置资源的中枢，国家综合交通和信息网络枢纽，国家科教、文化、创新中心，在国际上具备影响力和竞争力。在国家中心城市联系度的测度中，强调国家中心城市在全国范围城市网络中的联系和辐射作用，非省内或区域之间的联系。
国家金融中心城市联系度主要测度前十名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全国范围的联系度；国家科技中心城市联系度主要测度前十名的科技创新企业在全国的联系度；国家交通中心城市联系度主要测度城市的海陆空交通基础设施的等级，是否能成为全国性交通枢纽中心；国家文化中心城市联系度主要测度前十名的文化企业在全国的联系度；国家贸易中心城市联系度主要测度前十名的物流公司在全国范围的联系度；国家信息中心城市联系度主要测度前十名的信息咨询公司和媒体的全国联系度和影响力；国家教育中心城市联系度主要测度全国高端教育资源“211”与“985”高校接受访问学者以及对外联系的情况；国家医疗中心城市联系度主要测度优秀医疗单位接纳全国进修医生及对外联系情况；国家对外交往中心联系度主要测度城市通过举办国际重要会议及建立对外友好城市关系与国外城市建立联系的情况。
国家中心城市在集聚度和联系度的共同作用下发挥城市强大的综合服务功能，要求国家中心城市必须在政治、金融、科技、交通、教育、医疗、文化、信息、贸易（物流）、国际交往等一项或多项功能上具有突出优势，服务和带动全国腹地城市的发展。具体研究框架如图1—1所示。
图1—1 国家中心城市评价理论系统构成
四 国家中心城市评价体系的层级
国家中心城市的集聚度和联系度两方面评价缺一不可，城市集聚度的度量强调城市综合功能分析的数量维，城市联系度的度量则关注城市综合功能分析的质量维。基于前文的研究基础，本书将国家中心城市评价体系的测度结果分成国家中心城市（具有唯一性）、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国家潜在中心城市和非国家中心城市四个层级。
在中国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符合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及内涵，在十大城市功能中能够发挥对全国腹地城市的集聚度和联系度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中心城市应该满足决策、控制、管理、服务、辐射到全国范围，而不是区域性或地域性范围，即提供的制造、服务等具有唯一性。从唯一性的逻辑出发，重要的功能其替代弹性应为0。在具体测算中，国家中心城市具有唯一性，其城市集聚度和联系度的合成指数位于全国城市榜首。
除国家中心城市外，还有一些城市凭借较好的发展基础可能成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这些城市也是服务和辐射全国范围，根据其辐射全国的具体功能及集聚度和联系度的强弱，可以确定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在不同功能上的强弱程度。在不同城市功能中，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将配合国家中心城市加大对全国腹地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疏解国家中心城市由于全国高端资源的过于集中而产生的拥挤现象。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在不同功能上的替代弹性较小，是国家中心城市的重要补充和支撑。
在不同功能上弱于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城市自身发展积累相对较少，城市集聚度和联系度相对偏低，服务和辐射全国范围的能力较差，但又在区域范围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样的城市可以视为国家潜在中心城市。这类城市具备发展成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能力和潜力，在实际发展中，可以借助中部崛起、“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发展战略，加强其“互联互通”的能力建设，通过提升城市联系度水平，从而拉动其国家中心城市总体功能。
国家中心城市评价体系的最后一个层级为非国家中心城市，这类城市的发展基础较差，与国家中心城市集聚和联系全国的定位差距较远。在短期内，无法与国家中心城市、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及国家潜在中心城市相提并论，更无法起到服务和引领全国的作用。对于这类城市应该认清城市发展的现实，冲破传统思维定式，树立竞争意识和机遇意识，积极利用区域资源加强自身的建设与发展，而非盲目地参与国家中心城市的争夺，可以将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目标作为一项长期、系统的重大工程来实施。
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应该在以上理论基础上有序展开，使国家中心城市在不同功能上真正地成为全国中心，集聚全国高端要素并以反哺的形式联系全国腹地城市。国家中心城市评价体系的层次分级是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梯队补充，明确的城市定位可以避免出现争夺国家中心城市的混乱现象，导致无序竞争带来国家资源利用效率的低下。
（执笔人：倪鹏飞、王雨飞、杨东方、张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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