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关于语素化普遍发生的时段

语素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经历了原有语言单位作为词的功能的减弱直至退位，而作为一个构词成分功能的逐步增强直至定型的发展。从汉语词汇系统整体发展来看，要揭示这样一个过程，最重要的是对汉语词汇史上语素化现象普遍发生的时段的确定，也就是要确定在汉语词汇系统发展的过程中语素化是从何时开始大范围、普遍发生的。我们认为，从总体上看，汉语词汇双音节化大量出现的时期也就是语素化普遍发生的时段。

上古汉语词汇以单音节为主，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主体就是在先秦或上古汉语词汇系统的基础上，经过一个双音节化的历史进程而形成的。由上古汉语单音节词为主向双音节词为主过渡，这个过程与语素的形成应该是同时发生的。没有双音节化，就不可能有语素这个要素的产生。因为只有当一部分单音节词的功能转换成不能独立的构词成分的时候，语素的形成才具备相应的基础和条件。这个历史过程发生的时段，我们认为定在中古比较合适。也就是说，语素化的普遍发生应该在汉语发展史上的中古时期。

我们对汉语词汇系统中语素化普遍发生时段的确定，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汉语词汇双音节词的普遍出现是在中古时期。所谓双音节词的普遍出现，是指上古汉语的词由单音节转换为双音节这个现象的普遍发生。程湘清在对《尚书》《诗经》《论语》《韩非子》中的双音词进行考察后得出结论，汉语词汇从以单音词为主过渡到以复音词为主的变化，虽从先秦就已开始，但其总体还是以单音节为主，上古汉语双音形式的数量相对较少。据程湘清统计，去掉专词、虚词等，单以一般双音词计，《论语》180个，占总词数的12%,《孟子》333个，占总词数的14.9%。而到了东汉的《论衡》，总字数21万，全书复音词总数达到2300个；南朝宋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全书6万余字，复音词总数达到2126个。[4]可见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双音词的数量增长迅速，并成为词汇丰富与发展的主要渠道。需要指出的是，双音节化与双音词不是一个概念，上古汉语的双音组合，严格说来很多只是短语。潘允中指出上古复音词的三个特点：一是两个语素仍保持它们的独立性，如“恭敬”，可合用，又可单用；二是语素次序不很稳定，如“恭敬”又可说“敬恭”；三是复音单纯词有时可以单个字出现，如蝴蝶—蝶梦，这是少数。[5]王力也指出：“汉语大部分的双音词都是经过同义词临时组合的阶段的。这就是说，在最初的时候，只是两个同义词的并列，还没有凝固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单词。”[6]同义词组合的不固定性，是先秦古籍中的常见现象，除上举诸例外，再如“心腹”（《左传·哀公十一年》）与“腹心”（《左传·成公十二年》）;“荡摇”（《左传·成公十三年》）与“摇荡”（《庄子·天地》），单音词之间的组合非常灵活。语素是构词的单位，上古汉语双音组合中的构成部分与我们所谈到的语素并不是一个概念。只有当双音组合逐渐凝固为词，其所构成的单位才可称得上语素。上述统计数据表明，这种由词向语素身份转变现象的普遍发生，应该是在中古时期。当一个单音词成为双音节词中的一部分，它的身份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就完成了从词到语素的身份转换。总之，词语从单音节向双音节发展为语素化创造了契机，只有双音节化普遍发生，语素化才有得以形成的丰厚土壤。

第二，双音词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从以语音造词为主到以语法造词为主的阶段，以语法造词为主是语素化发生的前提条件。语音造词产生的一般为单纯词，包括叠音词和联绵词，是上古比较盛行的造词方式，如《诗经》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周南·桃夭》）,“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周南·关雎》）,“绸缪束薪，三星在天”（《唐风·绸缪》）。这类双音节的单纯词，无法进行构词分析，也就谈不到语素的概念。语法造词是使用虚词和语序这两种汉语的主要语法手段来构成双音合成词，是一种“合成”的构词方式。用虚词方式构成的如“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尚书·召诰》）,“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孟子·梁惠王上》），是指在单音实词前后附加上虚词成分而构成双音词；用词序方式构词在先秦主要是联合式和偏正式，如“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孟子·离娄上》）,“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总的看来，由词的引申、转化、音变而产生新词，在上古是一种非常能产的构词方式，但到中古以后，就逐渐让位给合成这种方式了。这也是汉语词汇系统在历史发展中的一大变化。”[7]据程湘清的统计，《论衡》语法造词数占全书总词数的95.61%，语音造词数只占4.39%，同《论语》《孟子》相比，《论衡》的语音造词数所占比例分别下降了50%和64.9%。《世说新语》中全书复音词总数2126个，语音造词只有129个，语法造词1784个，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构词方式合成的综合式213个。语法造词的比例增长迅速，从而为语素化提供了前提条件。[8]

第三，从构词方式看，汉语的各种构词方式在中古时期已经基本具备，从而为利用语素构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先秦语法造词的方式以联合式和偏正式为主，只有极少数的动宾式和主谓式。而到了《论衡》中，现代汉语的各种构词方式已经基本具备，包括联合式、偏正式、补充式、动宾式、主谓式以及附加式、重叠式等。多样而完备的构词方式为语素化的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充分显示了中古汉语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的关键性地位。当然，这几种造词方式的发展并不平衡，由两个同义词复合而凝固成的合成词在中古产生得很快。《论语》和《孟子》中的联合式分别占一般双音词总数的百分比为26.7%和34.5%，而《论衡》中的联合式造词却达到全书复音词总数的61.04%。[9]联合式“这种词产生的原因，是随着语言的发展，汉语中同音词和一词多义的现象增加，同一个词的义位也逐渐增多。为了区分词义，就要用合成词把词义确定下来”。[10]联合式合成词的大量增加，适应了汉语词汇意义发展的需要，使汉语词汇在中古得到了稳定而快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