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资料和思路
在目前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领域中，宋明理学已成为一门显学，论著众多，成果斐然。就人物研究而言，宋明理学史上的重要人物，
早已成为学者的关注对象，有大批的研究成果问世。但从整体上观察这些研究成果，学术界的偏向还是很明显的，他们的研究兴趣大都集中在朱熹、王阳明等重量级人物身上。与此相比，周敦颐研究则较为冷清，专著的数量不多，还有进一步开掘的余地。本书所做的研究工作，就是意图改变这一状况。以下就本书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思路略微进行阐述。
（一）有关周敦颐和宋明理学的研究资料
首先是关于研究资料的问题。周敦颐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多，但版本流传的情况颇为复杂。周敦颐的著作主要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此外还有为数不多的诗文。周敦颐的作品，最早流传的是《通书》，有胡宏的“长沙本”和祁宽的“程门本”等；南宋时期，朱熹整理周敦颐的著作，将《太极图说》和《通书》合为一本，名为《太极通书》；朱熹的弟子度正，搜集了周敦颐的一些遗文，并撰写了周敦颐的《年表》。宋代以后所编纂的各种版本的《周濂溪集》，基本上都以度正所编的本子为基础。
周敦颐遗著，宋代时有好几种刻本，目前所存的有两个本子。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云：“今存宋刻二本，藏北京图书馆……一本题《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凡十二卷、年表一卷。另一本题《濂溪先生集》不分卷，存卷首、目录、家谱、年谱、太极图，原为傅增湘藏书。”[16]粟品孝的论文《现存两部宋刻周敦颐文集的价值》，也对这两部书有详细描述：“其实，宋刻周敦颐文集不但传承至今，而且还有两部，现均藏于国家图书馆。一部已残，题《濂溪先生集》；另一部则完好无缺，题《元公周先生濂溪集》。表面上看，这两部宋刻本目前的命运差别很大，《濂溪先生集》独藏于国家图书馆，而《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则已有《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宋集珍本丛刊》和《中华再造善本丛书》等影印本和岳麓书社已出的两个整理本。但实际上，这两部宋刻本迄今为止都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利用，其应有的价值还远未得到揭示。”[17]
《宋人别集叙录》说：“《濂溪集》元代殆无刊本。”[18]但元代黄瑞节编有《朱子成书》，其中卷一和卷二为《太极图》 《通书》和《通书后录》，基本上包含了《濂溪集》的主要部分。《朱子成书》刻于元代，有朱熹和张栻等人对《太极图说》较为详细的“解义”，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19]
明代的《濂溪集》版本甚多。据《宋人别集叙录》所记载，明代《濂溪集》刊印情况大致如下：
明刊盖以嘉靖本为早。嘉靖刊有三本。
一本为黄敏才江州刊本，刊于嘉靖十四年乙未（一五三五），卷首有胡安之序，又王汝宪序、林山跋。……是刻题《濂溪集》，凡六卷，卷一度正撰年表，卷二《太极图说》《通书》《拙赋》《养心亭说》及诗十一首，卷三以下皆附录。……今北京图书馆等有著录，日本静嘉堂文库亦藏一部。又有递修本及嘉靖三十七年（一五五八）丁永成重刻本，重刻本今唯见杭州图书馆著录。
今陕西省图书馆著录《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十卷，亦刊于嘉靖十四年。此本与上述江州本书名、卷数皆不同，未见，情况不详。
嘉靖间另一本，乃道州守王会所刻，今未见著录，仅存一序……末署嘉靖甲辰（二十三年）。傅氏《经眼录》曾著录此本，为徐梧生（坊）遗书，乃《濂溪集》三卷，十行二十一字，黑口，双阑。
万历三年（一五七五），道州推官崔植又刊成《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十卷，《世系遗芳集》五卷。……是刻底本乃周氏家藏本及江州本。所谓《世系遗芳集》，载敦颐父及元、明以来诸孙事迹文字。此本今大陆未见著录，台北“中央图书馆”有旧钞本，而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内阁文库及东京大学皆藏有原刻本。
万历四十年，有顾造刻《周子全书》七卷，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今北京图书馆等有藏本。
万历四十二年，周与爵重刊崔氏本，卷数与崔刻同，周氏有跋。此本十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国内有著录。
天启四年（一六二四），李塖慈刊《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十三卷，有李氏刊板序。[20]
《濂溪集》在清代的通行本为张伯行刻印的“正谊堂本”。《宋人别集叙录》云：“该本原刻于康熙四十七年（一七○八），同治时刊入《正谊堂全书》，洪氏《唐石经馆丛书》、民国间《丛书集成初编》皆据以刊行。张伯行序称底本得于京师报国寺，经其订讹编次。所刊为《周濂溪先生全集》十三卷。”[21]另外，清代《四库全书》中也收有一部《周濂溪集》，是乾嘉学者朱筠的家藏本。清代学者还先后编辑过三部《周子全书》，分别是董榕、邓显鹤、贺瑞麟所编，其中邓显鹤所编本较为全面，梁绍辉先生在《周敦颐评传》一书中赞誉为“堪称有周子书以来第一善本”[22]。
现代人所编的周敦颐著作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华书局版的陈克明点校本《周敦颐集》。陈克明在《校点说明》中称，中华书局版《周敦颐集》所用底本为五种：（一）明嘉靖五年吕柟编《宋四子抄释》内《周子抄释》（简称吕本）;（二）清康熙四十七年张伯行编《周濂溪先生全集》（简称张本）;（三）清乾隆二十一年董榕编辑进呈本《周子全书》（简称董本）;（四）清道光二十七年邓显鹤根据《道州濂溪志》原本编辑《周子全书》（简称邓本）;（五）清光绪十三年贺瑞麟编《周子全书》（简称贺本）。中华书局版《周敦颐集》以“贺本”为基础，并参照其他各种版本互校而成。此外，中华书局版的《周敦颐集》还有三个“附录”：一是传略、墓志铭和年谱；二是各种版本的序跋；三是毛奇龄《太极图说遗议》等研究资料。陈克明点校本《周敦颐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删除了历史上各种《濂溪集》通常会有的“诸儒议论”“发挥”以及历代封谥等内容，显得比较简洁。
周敦颐著作在不同时期的各个版本，据《宋人别集叙录》说：“综观上述各本，尽管卷帙多寡不尽相同，其实周氏诗文原作并无多少增益。因其‘在宋代已勉强缀合’，后来编刊者以尊道学之故，遂尽量搜采附录以多其卷数，然而‘大致亦不甚相远’（《四库提要》语），正文文字亦少有差异。明乎此，则可不被众多卷数不同之版本所困惑。”[23]此说有一定道理。但历代不同的周敦颐著作版本，也有一定的差异。大致来说，早期版本内容比较丰富，后期则删削甚多。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为证，张栻的《太极解义》久已遗佚，但宋版的《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和明版的周木重辑本《濂溪周元公全集》中保存有两种完整的张栻《太极解义》（“初本”和“定本”），现代学者据此得以辑佚、复原张栻的《太极解义》，从而得以了解南宋湖湘学派对于周敦颐《太极图说》的看法。[24]各个时期的《濂溪集》，虽然周敦颐本人的诗文数量没有增损，但“诸儒议论”这一类栏目保存了历代理学家对于周敦颐思想、学术的看法和意见，其中有不少内容是这些人文集中所没有的，可以起到补充文献的作用。因此，历代不同版本的《濂溪集》，在文献学上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参考的文献资料大约分成三个部分，一部分是周敦颐的基本文献，以《濂溪集》为主；第二部分是宋明理学的基本文献，以历代理学家的文集为主；第三部分则是年谱、史书等背景材料。
第一部分，有关周敦颐本人的基本文献有七种：（1）宋版《元公周先生濂溪集》。此书有《中华再造善本丛书》的影印本。湖南省濂溪学研究会整理并校点过这个本子，由岳麓书社在2006年9月出版。（2）元刊黄瑞节编《朱子成书》（一）、（二），日本内阁文库本。（3）明代（弘治年间）周木重辑《濂溪周元公全集》[25]。（4）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张伯行编《周濂溪先生全集》。（5）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董榕编《周子全书》二十二卷。（6）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邓显鹤编《周子全书》九卷。（7）中华书局1990年版陈克明点校本《周敦颐集》。
第二部分，宋元明清理学家的文集也是此项研究的基本资料。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主要取自中华书局版的《理学丛书》，中华版《理学丛书》未收录的，则以“四库全书本”为研究素材。此外还有少部分当代的点校本，如《朱子全书》和《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等。
第三部分是有关周敦颐和宋明理学发展演变的背景材料，如史书、学案、年谱等，大致有中华书局版的《宋史》《元史》《明史》，以及黄宗羲、全祖望等人编撰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徐世昌等编纂的《清儒学案》全八册。此外，王懋竑撰《朱熹年谱》、束景南撰《朱熹年谱长编》、许毓峰编纂《宋周濂溪先生惇颐年谱》、姚名达撰《程伊川年谱》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二）研究思路
周敦颐作为“北宋五子”之首、理学开山、“道学宗主”，在理学历史上享有崇高的声誉。但在近现代以来的理学史研究中，周敦颐的研究一直是相对薄弱的环节。对于周敦颐的关注，一般也集中在“太极图来源”“周程授受”等具体问题上，对周敦颐的思想及其在理学史上的真实影响则少有人理会。近现代以来的周敦颐研究，在“太极图来源”等问题上吸引了大批学者参与讨论，并得出了比较可靠的结论，这是近现代学术界在周敦颐研究方面取得的最大成绩。此外，还有一部分著作深入阐述了周敦颐本身的哲学思想。但是周敦颐与宋明理学各派系之间的关系，周敦颐作为“宋学”之鼻祖，是如何在整体意义上影响了宋明理学的发展，“濂学”对于宋明理学有何积极的意义和消极的效应，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过系统有效的梳理，这不能不说是理学研究领域一个有待填补的“空白”项目。
本书研究的思路主要有三条：一是进一步探索和解决周敦颐研究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二是从横的方面来看周敦颐与理学“三系”的关系；三是从纵的方面来看周敦颐对理学发展历史的影响。
首先，就周敦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而言，最突出的是“太极图渊源”和“周程授受”问题；其次则是周敦颐的思想属性问题，也就是关于《太极图说》的哲学思想是本体论还是生成论。对于这些问题，本书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新的看法。
其次，是周敦颐思想与理学“三系”的关系问题。这里所说的理学“三系”，是指在传统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之外，加上以张载为代表的气学一系，这样就形成了“理学”（程朱）、“心学”（陆王）、“气学”（张载）三个不同的系统，但在广义上都称之为理学。周敦颐的思想，由于朱熹一系的长期尊奉，也就一直被视为“理学”（狭义的程朱理学）系统的代言人，他的《太极图说》也被视作程朱理学的经典教科书。但事实上，周敦颐思想不仅对程朱系的“理学”有深刻影响，阳明和他的弟子龙溪也多次讨论过《太极图说》，并由“太极”发展出“心极”的概念，明代心学的“主静”不能不说也是渊源于濂溪。在“气学”系统中，明人罗钦顺反对过《太极图说》，似乎对周敦颐的思想没有好感；但在王夫之那里，周敦颐却是可以与张载相提并论的“气学”思想家，认为《正蒙》几乎就是《太极图说》的翻版。由此而言，“气学”一系实际上也以周敦颐为先驱者之一。一言以蔽之，周敦颐的思想对理学“三系”造成的影响是极为广泛而深刻的。
最后，是周敦颐对理学历史发展的影响。周敦颐虽然是“北宋五子”之首，但在北宋时期并不知名，南宋时期，由于湖湘学派的胡宏、张栻等人的宣传，最后则是出于朱熹的推动，周敦颐才最终登上了“道学宗主”的圣坛。从历史影响而言，周敦颐是北宋时期最早的一批理学家，与张载、邵雍同为理学之先驱人物，同时周敦颐又对二程有特殊之影响。但在南宋之后，周敦颐已成为“北宋五子”中最具权威的人物，思想影响力历经元明两朝而不衰。南宋到明代是理学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通过朱熹学派的持续努力，形成了有关理学历史的“道统观”和理学哲学的“太极论”，而周敦颐思想则为朱子学的“道统观”和“太极论”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源，有其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清代初期，随着朱子学权威的衰落，很多学者开始质疑周敦颐《太极图》在来源上的正当性（“出于异教”）以及义理上的合理性，周敦颐的“道统”地位也开始发生动摇。清代考证学的发源，与清初学者考辨“易图”、质疑周敦颐有很大的关联，由此而言，周敦颐实际上是清代学术发端的重要“导火索”之一。
总的来说，本书的研究思路认为，周敦颐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承前启后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他的《太极图说》和《通书》，继承了汉唐儒家、道家的“元气宇宙论”思想，同时又萌发了新的思想线索，为儒家哲学从生成论转向本体论奠定了基础。宋元以后，理学思想逐渐固定化，而固定化的标志就是“道统论”和“太极论”；明末清初，随着“道统论”的衰落，《太极图》连带受到质疑，周敦颐的历史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因此可以确定认为，周敦颐对宋明理学所发挥的最大影响，就蕴含在“道统论”和“太极论”中，甚至清代学术之转型也依然与此有关；以周敦颐为聚焦点的理学“道统论”和“太极论”，塑造了宋代以后中国文化的整体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