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起源和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诞生是文论史上的伟大变革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1688年英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在这两个欧洲重要国家确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为德国和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大了交往范围，生产和文化都成为世界性的，历史成为世界史。资本主义不仅造就资产阶级，也造就了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各种怀疑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涌现。这是一个科学地认识历史的时机已经成熟的时代，也是一个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的成熟时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与以前的学说具有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根本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吸收人类全部知识的基础上产生并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2]。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是这样。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文化实践活动，从现在可以寻觅的历史资料来看，早在中国先秦时代、西方古代希腊，就有对文学艺术的认知和论断，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中外历代文论家构建了各种文艺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同时，以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对文学艺术的论述为标志，树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丰碑。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同样，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诞生是人类文论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因为它诞生了批判吸收人类全部文艺理论知识的基础上产生的先进的文艺理论体系。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劳拉问过父亲，您最喜欢的箴言是什么，马克思的回答是：“怀疑一切。”[3]“怀疑一切”是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名言，来自笛卡尔关于认识真理时正确审视前人知识成果的科学原则，其含义不是对前人知识报以虚无主义态度，而是在自己对这些知识成果没有重新研究与考察之前，不迷信盲从，“凡是我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的东西，我决不把它当成真的接受”[4]。这是西方理性认知在认识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批判性思考、知性不惑的特征。马克思作为一个严谨的理论家，对西方从古希腊以来所积累下来的全部知识进行了批判性考察，从认识基础上做了彻底颠倒，把知识的根源从内在心灵世界转移到人类以物质生产为根本的社会实践活动基础上，把推进历史前进的花环从少数王公贵族、财富大亨身上剥离，戴在千百万劳动人民头上，创建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世界观，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创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壮丽日出。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的科学性，首先在于他们对前人关于人类、社会以及文学艺术的全部知识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考察。西方文论发轫于古代希腊，经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走到了18世纪启蒙主义文论和18世纪到19世纪的德国古典美学与文论。其间最重要的文论家是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18、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阶段的康德、黑格尔等几位赫赫有名的哲学家。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资料显示，他们对这些哲学家的理论都很熟悉，都有系统而深刻的研究。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5]。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西方文论主要是哲学家引领的文艺理论。这些理论家都以自己的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哲学体系来解释文学艺术。马克思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在此以前一切西方哲学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即这些哲学研究对象的理论出发点进行了否定性批判，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6]。这一观点锋芒所向，不仅是针对西方哲学而言，而是对包括西方文论在内的西方整体知识体系的批判，开辟了将西方传统哲学理论思路进行彻底变革的理论道路。马克思在此后创建马克思主义，完成了这个彻底变革。从文艺理论而言，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过去西方文论的思维路径、言说方式。马克思指出，过去的唯物主义哲学在研究文学艺术等一切对象时，都没有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而唯心主义哲学则根本“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无视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践活动这个基本事实。文艺活动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基本事实被传统西方文论遮蔽了，马克思去掉这个遮蔽，把研究文艺的立足点放置在对人的实践活动的感性存在和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基点上，一改传统西方文论以唯心主义哲学主导，在主观内心世界寻找文艺问题的根源的错误方向，批判了传统唯物主义哲学没有从文艺活动的实践活动出发、割裂文艺感性基础的僵化体系，用新的世界观来研究文艺，实现了文艺理论的伟大变革。

马克思恩格斯年轻时参加过“青年黑格尔小组”，不久就从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他们创建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面前耸立着一座理论山峰，就是盛极一时的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在大学开设“美学或艺术哲学”的课程，其讲稿在他逝世后由学生整理出版，这就是收入黑格尔哲学全书的《美学》。翻检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论述，他们对黑格尔的《美学》评价甚高。恩格斯认为，在西方所有时代中，黑格尔是最有学问的人，他的哲学全书包含精神现象学、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而精神哲学又分为各个历史类别来加以研究，如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等。“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历史领域中，黑格尔都力求找出并指明贯穿这些领域的发展线索；同时，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各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7]同时，恩格斯又指出黑格尔美学文论的根本缺失在于黑格尔的文艺理论同他的哲学一样，其形式“抽象和唯心”，文艺实践活动客观存在的“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8]。黑格尔的文艺理论是古希腊罗马以来西方文艺理论的一个划时代的知识汇聚，而他对西方文艺丰厚的知识积累，对辩证法的精深运用，对文艺发展演变的宏伟历史感，这一切都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方文论全部知识批判吸收的历史前提。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文艺理论，辩证法与唯物主义长期处于分离状况，在文论中有突出贡献的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都有唯心主义的外壳，亚里士多德游移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间。马克思科学地剥离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外壳，把辩证法的内核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正确的思想理论，以此作为研究文学艺术的思想利器，在人、社会、历史的交互视野中，在人类社会全部历史发展的背景下，对文学艺术的产生、发展、性质、功能、特征以及具体的艺术活动过程进行分析，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科学回答，扭转了西方美学文论长期以来脱离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脱离审美和文艺实践活动的方向，在西方思想史、美学史、文论史上进行了伟大变革。

传统西方文论由于主要是哲学家文论，而这些哲学无论是唯物主义或是唯心主义，都没有正确地把文艺看作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缺少对文艺实践活动具体深入的研究，因此理论脱离文艺实践的问题相当突出。美国文论史家韦勒克说，“文学史上始终存在着理论和实践的巨大鸿沟。三百年来（指从15世纪文艺复兴到18世纪启蒙运动——引者注）人们翻来覆去说的是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看法，辩来辩去还是这些看法，而且把它们编入教材，铭记于心——而实际的文学创作却完全独立地走着自己的路”[9]。这种状况使马克思恩格斯面对的当时西方文论的全部知识只是西方思想史、哲学史的一个分支，是西方某些哲学派别对文学艺术所做的脱离文艺实践活动的纯粹理论阐释。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有极高文学艺术素养的理论家。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回忆道：马克思“能背诵海涅和歌德的许多诗歌，并且常在谈话中引用他们的句子；他经常研读诗人们的著作，从整个欧洲文学中挑选诗人；他每年总要重读一遍埃斯库罗斯的希腊原文作品，把这位作家和莎士比亚当作人类两个最伟大的戏剧天才来热爱他们。他特别热爱莎士比亚，曾经专门研究过他的著作，连莎士比亚作品中最不惹人注意的人物他都很熟悉”[10]。海因里希·格姆科夫在《恩格斯传》中说，青年恩格斯酷爱文学，深入钻研了歌德的许多诗歌，并以自己的文学才华，写作了不少诗歌。当然，他并没有去做专门的诗人，但是对于文学作品的高度鉴赏力却保持了一生。[11]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个人都有诗人的文学才华，都曾经有成为诗人的意愿，但是他们毕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人类解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之中，都没有写出文艺理论的专门著作，而在他们留下来的文献遗产中，则有大量关于文艺的论述。苏联理论家里夫希茨根据苏共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出版的第一版和第二版两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底本，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两卷本，苏联国家艺术出版社1957年第二版，中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60—1966年分为四册出版，中文字数总计为1235万字）。在这上千万字的文艺论述中，有大约四分之三的篇幅是对从原始艺术开始，到古希腊罗马文艺，再到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及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的文艺思潮、作家、作品等具体文学实践活动的论述，涉及的国家有希腊、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俄国等，几乎遍及欧洲各主要国家。而他们对专门的西方文艺理论专著发表的意见却寥寥无几。文艺实践是文艺理论由之产生的本源，回到理论的本源之地，对具体的文艺创作、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等活生生的事实的评头论足，条分缕析，是文艺理论创新活力所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是以渊博的世界文学艺术知识为基础的。他们的每一部重要理论著作几乎都可以看到对文学作品的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商品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中的酒店女店主快嘴桂嫂说，“我是个老老实实的女人，从来不会藏头盖脸的”。马克思用不同于“快嘴桂嫂”的面目一清二楚来比喻商品价值对象性被遮蔽、不易察觉的特征，说明“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12]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用四分之一以上篇幅对法国作家欧仁·苏1842年出版的小说《巴黎的秘密》做了深刻剖析，第一次阐明不能以主观理念只能以客观的社会生活实际作为衡量文艺作品价值的尺度。他们对欧洲从古希腊以来一直到19世纪文学的若干具体论述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不仅指明了艺术在人类社会中是被社会存在决定和制约的意识形态形式，而且通过希腊神话和史诗成为希腊乃至欧洲文艺发展的深厚土壤这一事实，阐述了艺术作为精神生产的发展与物质生产发展有不平衡的特征，有自身相对的独立性。这些科学论断都大大超越了以往文艺理论的视野，成为文艺科学的新成果。他们留下的这些文艺理论遗产，非常明确地以文艺实践活动事实为基础，以文艺实际创作活动为中心，以西方文学艺术实践发展的历史脉络为主线，广泛研究欧洲广大地域中各个国家的代表作家、作品，在精细地研究文艺活动的事实基础上，进行文论的论述与建构，扭转西方文论长期以来主要甚至单纯以哲学理论为先导，按照哲学思想框架、概念，人为地强制解释文艺实践活动的理论路径，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从文艺实践出发，在一切文论的真正源头上进行文论探索和建构的正确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与此前世界各国的文艺思想有一个重要界限，就是他们有不同于以往文论家的新的研究对象。在他们的时代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自己的文艺，这个新的时代和新的文艺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所面对的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不是说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文论没有这个对象，这个对象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一切没有无产阶级立场、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论家对此是视而不见的，不予重视与研究。马克思创立的新的世界观有赋予无产阶级伟大的历史使命，通过社会革命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这一理论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当时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社会主义文艺的现状，要求现时代的文艺作品表达无产阶级干革命、求解放的心声，动摇现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深刻地表现时代发展的趋势。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织工发动武装起义，进军时歌唱一首诗歌《血腥的屠杀》又名《织工歌》，反映织工对厂主的憎恨和他们的反抗情绪。马克思立即看到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具有让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阶级本质的重大作用。1859年马克思恩格斯对斐迪南·拉萨尔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的评论，1888年恩格斯对哈克奈斯《城市姑娘》和考茨基夫人《旧与新》等小说的评论，都是对当时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文学的评论，他们看到了这些作品与资产阶级文艺的区别，但是又看到这些作者在创作思想上还没有确立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原则。他们的评论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原则方法，对西方文论和世界文论都是重要的推动和发展。无产阶级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未来，不仅需要用血与火的斗争实践来夺取胜利，而且在革命中也需要用文艺作品来讴歌自己的伟大斗争。过去不是没有底层被压迫人民的文艺作品存在，但是这些作品从来就不会进入文论家的法眼，成为文艺理论研究的对象。这一点彻底颠覆了过去时代文艺理论的价值取向，成为建设和发展新的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服务的文艺的指南。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西方文论全部知识批判吸收的前提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论新的理论道路。这个理论道路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文艺活动，开辟了新的理论立足点、新的阐释体系，并且扭转了传统文艺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方向。面对文艺活动实际，提出和分析问题，特别是面对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新现实，创新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原则方法，为人类文艺理论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