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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科学发展观伦理审视的现实依据

第一节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异化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改造自然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人类依靠科技创造了无数奇迹。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十分迅猛，其威力日益强大，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空前提高，以至于人类越来越依赖科技并习惯于生活在科技所创造的环境中。然而，科技异化问题也日趋严重，已经影响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科技异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不容回避的问题，伴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而日益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无论是凭借科技而强盛的发达国家，还是急于依赖科技发奋图强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科技异化存在的威胁。我们再不能对科技问题盲目乐观，对科技异化熟视无睹，更不能以掩耳盗铃的方式逃避科技异化。我们应该全面考察科技异化现象、深入分析科技异化的根源，揭示科技异化的实质，警示人们在研究和应用科技的活动，防止科技异化的不良后果，以便尽可能地减少科技异化的出现和降低科技异化的影响程度，将科技尽量纳入有利于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轨道。

一科学技术的进步

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为人类造福是发展科技永恒的主题。在科学技术的实际应用过程中，正像人们所要求的那样，科技成果确实导致了人类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作为生产力中的渗透性因素，科学技术进入生产过程，渗透进生产力各要素中并不断推动它们的变革，由此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空前大发展。以此为基础，人类得以不断为自己创造出数量日益增长、品质日益精良的物质产品，不断提高着自己的消费水准和更新着自己的消费结构。科技成果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则拓展了人类的活动空间，开辟了新的人类交往方式，丰富了人类的生活内容，增进了人类健康，延长了人类寿命。可见，正是科技成果的应用，使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逐步变成现实。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是毫无疑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看到了科学的这一历史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

（一）科技革命六次浪潮的特点[2]

科技革命是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合称。一般来说，科学革命是指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质的飞跃，它表现为新的科学理论体系的诞生；技术革命是指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新飞跃，它表现为生产工具和工艺过程方面的重大变革。科学革命是技术革命的基础和出发点，科学革命引起技术的进步；而技术革命是科学革命的结果，先进的技术及其应用成果反过来又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过去500年，世界上先后大约发生了五次科技革命，包括两次科学革命和三次技术革命。目前，第六次科技革命正向我们走来。每次科技革命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8世纪60年代，以轻工业为主导，以蒸汽动力为主要标志。其中以瓦特的蒸汽机（1785年）、富尔顿的轮船（美，1807年）、史蒂芬孙的蒸汽机车（英，1814年）为代表。这次科技革命使生产劳动从手工工具向机械化生产飞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使人类从农业经济社会步入工业经济社会。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大生产。

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以电力的广泛应用、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创制、新通信手段的发明为显著特征，如以西门子的发电机、格拉姆的电动机、卡尔·本茨的内燃机驱动的汽车、莱特兄弟的飞机、贝尔的电话、马可尼的无线电报等为代表。用电力作为新能源逐步取代蒸汽动力，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更快发展。

经过两次科技革命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无比巨大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

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代表，包括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高新技术。具体表现：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速度加快；科学技术密切结合，相互促进；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相互渗透。

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在20世纪后期，以系统科学的兴起到系统生物科学的形成标志，以生物技术为重点，以发展新能源为核心任务。系统科学、计算机科学、纳米科学与生命科学的理论与技术整合，形成系统生物科学与技术体系，包括系统生物学与合成生物学、系统遗传学与系统生物工程、系统医学与系统生物技术等学科体系，将导致的是转化医学、生物工业的产业革命。发展新能源被看成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核心任务。从战略的眼光来看，新能源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发展方向，促进新能源经济的发展，可以推进能源结构乃至经济结构的转变，对国民经济产生深远影响，也是未来世界各国的竞争重点，能源工业未来的方向将是从能源资源型走向能源科技型。美国利用经济低迷的时机，大力发展新能源，如果成功了，未来的能源格局可能将被美国所主导。以生物技术为重点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已经实现或者即将实现：塑料将不以石油为原料而完全以玉米替代；建筑材料将由洋麻等纤维类作物替代；石油的枯竭也不再可怕，因为用秸秆完全可以替代；2050年人类的寿命有可能达到120岁；5亿亩的不毛之地、盐碱地将会成为植物的生长乐园。

第五次科技革命就发生在当前，是以电子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开启了第五次科技革命之门，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全球正处于半个世纪以来的又一次重大技术周期之中，不久的将来，移动宽带会覆盖到所有人群，而现在正处于从导入期到拓展期的转折点。爱立信总裁兼CEO卫翰思（Hans Vestberg）说道：“手机就是当年的电灯泡，未来我们可以想象到的，就是几乎所有设备都会接入网络。”

第六次科技革命是即将发生的科技革命，从科学角度看，可能是一次“新生物学革命”；从技术角度看，可能是一次“创生和再生革命”；从产业角度看，可能是一次“仿生和再生革命”；从文明角度看，可能是一次“再生和永生革命”。

现代科技革命通过对生产力的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工具）的品质及组合方式进行改造和综合，使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到生产力诸要素之中，从而使生产力系统发生革命变革，并使生产力系统结构空前优化。因此当代社会，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并成为“第一生产力”。

（二）科技革命的贡献

科技革命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从总体上看，现代科技革命正以惊人的速度和神奇的力量改变着整个世界，特别是改变着人类社会。它促使社会形态发生变化，推动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发生根本性变革。

1.科技革命促使社会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革

科技革命必然带动产业革命，进而促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如第一次科技革命使英、美、德、法、日等国家由农业国变为以轻纺工业为优势的工业国。第二次科技革命使欧美国家形成了电力、电器、石油、化工、汽车、飞机等一系列新兴产业，重工业取代轻纺工业成为主要产业。20世纪中叶以来发生的现代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结构的变化，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前两次科技革命所无法比拟的。现代科技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高新技术开发的生命力持久旺盛，科技成果转化的周期越来越短，往往一种新技术出现就会产生一种新产品，造成一个新市场，形成一种新产业，并且他们之间相互影响。现代科学技术强大的渗透扩散效应，使得各种高新技术产业层出不穷，形成了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空间科技产业、海洋技术产业六大现代化高新技术产业群。特别是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形成了一个以现代信息产业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新的产业革命。[4]

2.科技革命对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

现代科技把人们带入了信息时代。伴随科技迅速发展而来的是“知识爆炸”，要求人们不断更新和充实知识，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学习已日益成为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需要终身学习。现代信息技术为人们提供了处理、存储和传递信息的手段，给学习、工作带来极大便利。现代化的交通、通信等手段，为人们的交往提供了方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人们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增多，为人们自由全面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使人们能更多地从事科学、艺术、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创造性活动。

3.科技革命对人的思维方式的变革

实践对认识具有决定作用，能够引起变化的最切近的基础是实践。科技革命首先通过改变社会环境来促使思维方式的发展，如扩大人们的交往，开阔人们的视野。现代科技革命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新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手段通过影响思维主体、思维客体和思维工具，引起思维方式的变革。在现代科技革命条件下，人们具有了新的知识理论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能够运用新的理论工具和现代化技术手段，去研究一系列新现象、新领域、新课题。

4.科技革命对社会制度的影响

科技革命与社会制度密切相关。马克思、恩格斯曾就科技革命对社会制度的影响作过形象的描述：“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5] 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资本主义的每次重大历史进步都是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取得的。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促使资本主义摆脱了封建主义的羁绊，在世界上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促使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电子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促使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信息革命为标志的目前仍在蓬勃发展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促使资本主义呈现出向国际垄断过渡的趋势。

科技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同样科技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息息相关。第一次科技革命诞生了科学社会主义，第二次科技革命发展壮大了科学社会主义，第三次科技革命即现代科技革命，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走向低潮，直至苏东剧变和解体，而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却重新崛起。

二科学技术导致的异化

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享受着科技带来的各种好处的同时也经常受到技术的操纵或奴役，即科学和技术在某种意义上使人不再是科技的主体，反而使人被科技牵着鼻子走，或者遭受着科技的损害而浑然不觉。

19世纪是“科学的世纪”，科学理论获得巨大进步，科学的技术化和社会化成为这一世纪科学的重要特征，科技与工业生产的关系日益紧密，科技逐步引导生产；随着科学团体和组织的发展和规范化，科学日益成为一种社会建制，其社会化和大众化程度得到了极大提高。与此同时，科技广泛地应用到工业生产，导致了科技成果——机器与工人的对立，农业机械化引发的土壤贫瘠和环境破坏也开始出现，科技成果在工业特别是化学工业上的应用意味着科学技术军事化的隐患已经存在。20 世纪科技迎来了革命的时代，科技的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科技的社会功能空前强大，科技异化的特征也日益突出，一方面，科技异化日益广泛，涉及物质生产、环境、战争、网络和人的精神世界等众多领域；另一方面，科技异化的程度不断深化，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存。

其实，科学技术就是一把“双刃剑”，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颓废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6] 所以，科学技术也是一把悬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一）科技异化的内涵及特征

1.科技异化的内涵

异化概念由来已久，科技异化概念是对异化概念的延伸和扩展。国外学者对科技异化现象研究的较多，研究的角度各不相同。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认为科技是一种统治力量，变成了意识形态，从而成为控制社会的新形式。海德格尔则从抽象的“座架”上来分析科技异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科技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强求人、限定人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它主导人、主宰人和控制人，人失去了一切的独立性、自主性、价值和尊严，而成为由技术意志来塑造的可加工的物质。霍克海默的观点是：科技已日益成为超出人类控制的，甚至是支配、统治人类与社会的外在力量；科技已不再是给人类带来自由和解放的伟大工具，它导致了人的物化和自由的丧失，造成了精神的空虚和人格的分裂；人不再是掌握、控制科技的主人，而被迫成为适应科技社会要求的工具。“人类已经被一种虚幻地、自满自足地考虑实践构造的科学遗弃了；这种科学所从属并为之服务的实践，就好像某种在科学界限之外的东西一样；这种科学满足于思想与行动的分离。”[7] 埃吕尔认为，技术由于系统化而具有了自主性，成了社会衡量一切的标准，决定着社会的特点，因而也决定了技术化社会中的人，人的自由、自主性和主动性就越来越少，人被降低为技术动物。总之，科技已成为一种与人相敌对的甚至控制人与社会的异己力量，如马克思所说的“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立”[8]。国内学术界多将科技异化理解为“科技的负面效应”、“科技的双重价值”、“双刃剑”等，并从这些方面规定科技异化，甚至将科技异化与这些词语相等同。所谓科技异化，是说科技发展所导致的异化，就是指人们利用科学技术改变过、塑造过和实践过的对象物，或者人们利用科学技术创造出来的对象物，不但不是对实践主体和科技主体的本质力量及其过程的积极肯定，而是反过来成了压抑、束缚、报复和否定主体的本质力量，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异己性力量，它不但不是“为我”的，而是“反我”的。[9] 这说明科技异化在我国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成了学术讨论的一个热点，同时也表明，科技异化问题的研究有待于深入，有关科技异化这一概念的理解和应用不是十分准确。因此，对科技异化的概念及其基本内涵作准确规定和说明十分必要。

我国的哲学大辞典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概念是：异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同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又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私有制是异化的主要根源，社会分工固定化是异化的最终根源。异化反映的是人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转而反对人们自己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达到最严重程度。阶级、私有制和僵死的分工的消灭是异化消灭的根本前提。[10] 科技异化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主体的科技活动及科技活动所取得的科技成果，背离主体人的需要和目的，成为人难以驾驭的力量，并反过来控制人、统治人、危害人的特殊现象。[11]

对科技异化基本内涵的理解，必须把握以下几方面：不仅要大量揭示存在于现实社会领域的诸多科技异化现象，同时要深刻认识科技异化的实质和根源，积极探索克服异化的途径；积极借鉴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的基本立场、科学方法来研究科技异化问题；正确对待科技异化问题：科技异化是科技发展和应用中的特殊现象，而不是科技发展的主流，不能因此否定科技对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价值和功能，更不能无限夸大科技异化问题而走向反科学；科技异化是特定条件的产物，并非科技的本性。科技异化是科技发展中不合理、不正常的现象，应该消除它存在的不合理条件，使之回归本真——造福人类。

2.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科技异化的新表现和新特征

一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科技异化跨越了国界和社会制度壁垒，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难题。二是科技异化领域由生产领域扩展到消费领域、由经济领域扩展到文化领域，人借助于科技提供的诱人广告、便捷信用卡等手段成为消费品的奴隶，在形形色色消费品的包围中失却了自由、独立和价值；借用科技所创造的有利条件，文化成了产业，艺术品降低为文化用品，文化被物化和商品化，文化的创造性沦为批量生产、快餐式消费和对感官刺激的追求。三是科技异化程度极大增强，科技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成了较普遍的现象，也是科技异化的最高形式，体现了科技异化的程度。

（二）科学技术异化对自然环境的破坏[12]

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人类俨然是大自然的主人，而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人类任意蹂躏的奴隶。人类滥用科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主要表现为：环境的污染、生态的污染和气候的恶化。环境的污染主要是指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污染。主要是由工厂排出的废水、废气及废渣，汽车的尾气，日常的生活垃圾，农药等造成的。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环境污染大有蔓延的趋势，不仅从陆地扩展到海洋，从平原扩展到高山，而且从赤道扩展到两极，从地球扩展到太空。其实，环境污染还远不止这些。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电脑和手机的普及率越来越高，辐射污染已初露端倪；转基因食品的盛行，已在悄悄地孕育着基因污染；而人们夜生活的日益丰富多彩，使光污染也尽显风流。纳米技术给我们带来何种污染，目前尚有还手之力；对于未知的污染，人类只有招架之功。环境污染使很多物种濒临灭绝，这使本来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生物圈正在走向单一。更可怕的是，这种恶性发展往往是不可逆的。如果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圈逐渐单调，生态日益失衡，那么人类今后的命运也可想而知。因为水圈和大气圈的污染，生物圈的失衡，以及各种开采活动对岩石圈的破坏，气候恶化也在所难免。气候的恶化主要表现在由温室气体而导致的变暖，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不断出现的全球性的疾病传播是大自然在关键时刻向人类敲响的一次次警钟。

如果人们继续无视科技对自然的破坏，那么“寂静的春天”将不再是人们对明天的寓言，而将是人类面临的残酷现实。美国著名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在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让世人意识到DDT以及其他化学农药的危害。卡逊告诫人们，继续滥用这些“死神灵药”将会使鸟语花香的春天变成未来“寂静的春天”。二战以来，化学工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被誉为现代科学奇迹的滴滴涕等化工产品的问世，杀虫剂等农药被广泛应用于农业。农药的使用虽然可以提高农作物产量，但它却给大自然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由于化学药品带来的严重污染，原本喧闹的春天却变成死寂的季节，死神的幽灵笼罩着人和动物，树上歌唱的鸟儿消失了，小溪由于鱼儿的死亡也失去了生命；果树也不开花结果了，成人和小孩都患上了奇怪的疾病，给人们带来利益的科学技术却给人类及美丽的大自然带来如此多的灾难。正是在人们的忽视中，一个狰狞的幽灵已向我们袭来，这个想象的悲剧可能会很快变成我们大家都将亲历的活生生的现实。

从世界范围来看，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在不断恶化，并且已经打破了区域和国家的界限，演变成全球性的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焦虑。当前人类面临全球性的十大环境问题是：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土地荒漠化、资源短缺、森林植被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水环境污染严重、大气污染肆虐、有机污染物的持久性。以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为例，在整个20世纪，人类消耗了142亿吨石油、2650亿吨煤、380亿吨铁、7.6亿吨铝、4.8亿吨铜。占世界人口15%的工业发达国家，消费了世界56%的石油、60%以上的天然气和50%以上的重要矿石资源，各国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13]

目前全球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为150亿立方米，静态保障年限也只有40年。当今世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除自然生态被破坏之外，社会环境问题加速了自然环境的恶性循环。例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污染。全世界已有约1100万种已知化学物，同时，每年还有约1000种新的化学物进入市场。化学物是当今许多大规模生产所必需的原料，但这些化学物在制造、储存、运输、使用和废弃过程中常常危害环境和生态。现在，全世界每年产生的有毒有害化学废物达3亿到4亿吨，其中对生态危害很大、并在地球上扩散最广的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最具代表性的是多氯联苯和滴滴涕。这类化学污染物从人类的工业和农业活动中释放，已广泛进入了空气、土地、河流和海洋。由于这类污染物能被海洋中微小的浮游生物吸收并积累，从而将其浓缩上百万倍。海中的鱼吃下这些浮游生物，又能将其浓缩，于是浓度增大到上千万倍。当大型海洋动物吞食了这些鱼之后，会使污染毒素的浓缩系数增加到上亿倍。这是因为污染毒素聚集在动物的脂肪里而很难通过躯体排出体外。通过食物链，这些毒素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了强烈的干扰，比如：多氯联苯的作用之一就是损害生殖系统。有人认为，多氯联苯是导致波罗的海海豹出生率下降60%—80%的罪魁祸首。这些毒素也引起人健康方面的严重问题。几年前科学家们发现，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的母乳里含有高浓度的多氯联苯，而鲸、海豹等海生动物正是因纽特人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当这些动物现在携带了很高的污染毒素时，因纽特人的生活不再安全。按同样的原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对陆地生态系统也有很大的干扰和危害，因而成为目前全世界关注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14] 在中国，环境恶化的现状也不容乐观。21世纪初困扰中国环境的十大问题是：大气污染问题、水环境污染问题、垃圾处理问题、土地荒漠化和沙灾问题、水土流失问题、旱灾和水灾问题、生物多样性破坏问题、WTO与环境问题、三峡库区的环境问题、持久性有机物污染问题。以水污染环境为例，中国七大水系的污染程度依次是：辽河、海河、淮河、黄河、松花江、珠江、长江，其中42%的水质超过3类标准（不能做饮用水源），全国有36%的城市河段为劣5类水质，丧失使用功能。大型淡水湖泊（水库）和城市湖泊水质普遍较差，75%以上的湖泊富营养化加剧，主要由氮、磷污染引起。《2010年中国环境年鉴》我国七大水系水质比较数据表以及我国近岸海域海水污染超标数据，说明了我国水环境污染的状况（见表2-1、2-2、2-3）。

表2-1 2009年七大水系水质类别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环境年鉴（2010卷）》，中国环境年鉴社2010年版，第677页。

表2-2 2009年重点湖库水质类别统计

资料来源：《中国环境年鉴（2010卷）》，中国环境年鉴社2010年版，第677页。

表2-3 2009年全国近岸海域海水主要污染物及超标倍数

资料来源：《中国环境年鉴（2010卷）》，中国环境年鉴社2010年版，第680页。

关于中国的生物多样性破坏问题。中国是生物多样性破坏较严重的国家，高等植物中濒危或接近濒危的物种达4000—5000种，约占中国拥有的物种总数的15%—20%，高于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在联合国《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列出的640 种世界濒危物种中，中国有156种，约占总数的1/4。中国滥捕乱杀野生动物和大量捕食野生动物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屡禁不止。[15]

正如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所说：“当人类向着他所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他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种破坏不仅仅直接危害了人们所居住的大地，而且也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他生命。”

（三）科学技术异化造成了人的异化

一种技术体系一旦被人类创造出来，它反过来可以把人技术化。人创造出工具本来是为了自身的解放，但后来人却成了工具的奴隶，被自己创造出来的技术体系重新塑造。在科学技术创造的现代社会中，人“没有感到自己作为类存在物而自由自主地生存和发展，而是日益感到人的创造物以一种外在、异己和敌对的力量反作用于人自身。人日益被自己有机身体延伸的工具体系——科学技术所确立和建构的物质社会和物质力量所支配、所统治。科学技术愈来愈成为统治人的物质力量，它不断强化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的统治。科学技术异化已不再是一个偶然或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一般异化状态，它使人在生产实践、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和生命意义等方面全面走向失落”[16]。

首先，科技异化使人在生产实践中丧失主体性、创造性和发展的全面性。科学技术运行机制自身具有机械性、自动性、程序性等特征，它要求人们必须按照其固有的系统和规律去组织社会生产，从事实践活动。人尽管发明和创造了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一旦运作起来，人就会被纳入一个技术共同体、成为技术系统的一个要素或零件而受制于它。科学技术硬性化地要求人们按照技术系统所要求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去发挥人的作用。在机器大生产中，人失去了主体性而成为机器的附属品；人也失去了自主活动的自由而成为机器的奴隶。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揭示的：“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因为是否是奴隶，‘既不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而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作为一种工具，一种物而存在，是奴役状况的纯粹形式。”[17] 同时技术革命推动形成的机器化大工业生产，又使人的活动和能力呈片面化、畸形化发展趋势。每一个人都被牢牢固定于某一特定的分工角色上，成为机器化大工业生产体系中的一个“部件”。在工厂中，工人不能生产一件完整的产品，不能接触到生产的全过程，而是终生束缚于特定的生产位置上，从事一种机器操作，重复同样的动作，单纯地运用身体的某一局部的功能，这不仅扼杀了人的创造性才能，而且使人丧失了自己发展的全面性，成为从事机械、单调活动的无以展现自身各种创造才能的局部的、片面的、畸形的人。

其次，科技异化使人趋向同质化，变成单向度的人。高科技不仅控制了社会物质生产的一切过程，而且使人们社会生活方式趋于同质化。恰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描述的，现在的工人和他的老板可以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打扮得一样漂亮，也拥有高级轿车，还阅读同样的报纸。科学进步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同质化，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阶级界限，促进了人们与现存制度的统一与融合。但技术进步带来的物质丰富，使“人们用钱买来的物品设施控制了人的需求，并造成了人的功能的僵化”[18]。人们把追求外在的物质欲望的满足作为生活的全部内容，“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落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19]。在这样的社会控制体系里，对外在物的欲求成为人的唯一需求，在片面的物质贪欲中“人成了物”，人的存在“仅仅是一种材料、物质的存在，它自身没有自己支配自己运动的规则”。[20] 随着这些生活现象的广泛接受，人们就自然“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想法、热望、奋斗目标，凡其内容超越现制度下的思想行为领域的都不是被驱除，就是被缩减到使其就范于现制度下的思想行为领域”[21]。人们的意识形态已严重地受到商品交换逻辑的影响，个体已变成了受技术理性支配的单向度的人，变成了被剥夺了劳动目的性的、片面追求物质的、“标准化”的人，而不再去思考自身和改善自身，情感、灵性、自由被压抑，这样，人最可贵的第二向度即否定的和批判的观念和意识必然逐步被剥夺和趋于消失。总之，技术通过为大众提供越来越丰富的物质产品来满足大众的需求，既使人们个人的生活方式被纳入社会同一范式之中，又使人们耽于声色，膨胀物欲，迷恋世俗生活，从而削弱了人们的批判意识和反抗意志，使人们成为被物欲主宰的、缺乏批判意识的单向度的人。

最后，科技异化使人的生命物化。所谓人的生命物化，是指人的生命所包含的自然（物欲）与精神之间原有平衡的被打破，人的精神受制于人的物欲以及人的精神的被排斥、被压抑直至丧失的一种存在状态。在技术时代，机器化大工业生产带来了空前丰富的物质财富，利润成为生产的唯一目的。对物的至上追求和崇尚，促使人把天地万物都纳入技术生产系统，成为技术生产得以运行的动力因素，人只不过是技术生产的一种人力物质，是生产产品的消费者。工业技术发明降低了人的手工艺术的重要性，人越来越只被当作劳动力来使用，从而逐渐形成把人作为社会精神存在物和作为生产者分裂开来的观点。人之所以为人的至关重要的精神存在，则被技术的效益和功利等物性原则完全掩盖和湮没。物不仅成为人生命活动的唯一目的，而且成为人至高无上的主宰。人与物的关系完全被颠倒，不是物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存在，而是人为了生产出更多的物而存在。人们对物的追求如此狂热，以致作为目的本身的人则被逐出人的活动之外。人不过是物的表征，而不再是他自身。人生命目的的物化直接导致人的物质欲望对人的精神存在的僭越，精神让位于物欲，物成了精神的主宰。这种主宰甚至渗入到精神内部，致使精神本身物化、功利化。人的精神中凡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部分，如“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等因其有用而受到关注，获得充分发展。反之，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部分，如形而上学的沉思、信仰以及艺术情感等则被视为无用而遭拒斥，终至枯萎退化。

对物质的崇尚，以及对物欲的追求使科学技术的应用必然涉及人、人与人之间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但人们的幸福感日益变成不是自身精神的满足和富足，而是以掌握和控制的物质资源为衡量尺度，人的欲望在科技的推动下无限地膨胀。以科技知识为主体的知识经济具有很强的竞争性，要想在竞争中获胜，就要不断创新，稍有不慎就处于劣势，这种危机感无疑将加快人们的生活节奏和工作节奏，如不少人在双休日仍加班加点。长期以来，人们的精神必将处于一种紧张状态，生活得特别压抑。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坐上了急速奔驰但不知驶向何方的科技之车，想下也下不来。人类创造出科技，本想生活得更舒服，却受到了科技的奴役，这似乎是一个悖论。

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使人们获取的信息量增多、视野更开阔，但也有人沉迷于网络而不可自拔。以电脑网络为代表的高新科技诱使人满足于虚拟世界，传统的社会交往活动将日趋减少，这将改变人类的社会属性。甚至有人沉迷于那个虚拟的世界，不愿步入现实世界。尤其是一些缺乏辨别力的孩子整天泡网吧，以致耽误学业，甚至有因为没有钱泡吧而走上犯罪道路的。诸如此类的科技应用，很可能使人们原有的丰富多彩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动方式以及思维方式陷入另一个歧途。

（四）科学技术异化使人的内在价值变异和道德缺失

首先，作为人的内在本质的需要蜕变成单纯的物欲。需要作为人的内在本质，具有自身的丰富性和全面性。在技术时代，高生产的物质社会需要人们进行高的物质消费。于是商业利益集团利用各种方式去诱发人们的物质需求，并通过社会各种传媒铺天盖地的广告冲击和刺激，把大量的物质需求强加给人。人们被迫变成了为商品而生活，追求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落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等现代技术的享受，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消费已不再是满足人的需要的手段，人们是以自己手里的钱而不是根据自己的真正需要来获取消费品，他们获取消费品不是出于使用的愿望，只是为了占有它们。人们在消费中已丧失了人的感觉、感情、判断力、意义和创造力，逐渐失去了真实的自我，而变成了物质欲求的奴隶。这使得人失去了通向自由全面发展的未来向度，而仅仅强化了物质社会整体对个体的内在价值存在的压迫和强制，使一切个体失去完整真实的自我，成为片面的与物质社会直接同一的、为物欲主宰的单面人。这也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批判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异化。其次，体现人的独存价值的人的个性日益受到技术的吞噬。技术时代，机器化大生产使得人的个性所赖以确立的个体理性正在逐渐被社会技术理性所蒙蔽，一切个人的知识、能力、观察力和创造力等都必须在技术共同体之内去框定，必须根据技术理性的标准去培育、确立。技术理性完全剥夺了个体理性内在价值的质的丰富性，使个体的人不计自己的意志、人格、情感而完全服从、恪守同一的技术规则和操作标准。其后果就是导致人的“平均化、机械化、大众化”，使人的个性丧失，个体的人消失在技术类型之中。

科技的发展，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空前的进步的同时，给人类全球的文化、伦理等方面也提出了“挑战”。人类文化和人类的伦理道德观念是在历史当中形成的，有其地域性、民族性、种族性、伦理性的要求。但是随着科学技术这把“利刃”的“袭击”，人类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地域性的文化习俗正在被全球化的文化所侵蚀（尤其是指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发达国家自身的文化侵蚀伴随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别的国家也在进行着渗透。难道全球的人类有着共同的生活习俗和方式才是科技应该带给我们的吗？难道不应该在这科技发展过程中对文化习俗进行捍卫吗？科学和理性的发展，杀死了上帝这一令人振聋发聩的声音，同时宣告了人类在道德上可以自立标准的道德虚无主义或道德相对主义时代的来临。

三科学技术异化的反思

关于科技异化的实质，西方学者主要认为是技术本身的异化，我国大多数学者将其理解为社会异化、人的异化。对这一问题的分歧与人们对科技异化根源的认识不同有关。有的学者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科技异化源于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异化问题内在于科技本身；有的学者认为科技异化的根源是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社会关系，以及受社会关系影响的人对科技成果的滥用；有的学者从近代以来的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上寻找根源，认为过度强调工具理性造成了科学至上主义的霸权，从而使科技失去了人文价值关怀导致了异化；有的学者从社会价值观上分析，认为科技异化的主要根源在于价值观上的个人主义、生活上的享乐主义、发展观上的经济主义等。

科学技术异化的根源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人类自身，其实质是人类自我异化的一种形式。只有通过发展而不是摒弃科学技术，加之于对人的心灵的关怀和人类文化的弘扬，才能最终扬弃技术异化，促进人的本质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一）科学至上主义是科技异化的认识论根源

科学，对很多人来说，似乎是一个全方位的、永恒的真理。不管是什么，只要是“科学”的，就是绝对正确的，使科学无形中变成了人们终极的价值观。事实上，科学若被当成文化冲突的最高仲裁者，科学也就被异化了。当各种社会观念都要在科学的祭坛上被决定生死存亡时，科学不是被抬高了，而是被扭曲了。因为科学的本质是“求真”，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充当价值冲突的最终裁判者。

近代西方科学产生之前，人类文化中“真”与“善”两种价值标准是统一的。这样，人类的伦理道德才具有意义，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才得以维系。过分夸大科学，使伦理失去了应有之义。近代西方科学发展的一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它破坏了人类文化中“真”与“善”的统一，使“求真”为核心价值的科学，与“求善”为核心价值的宗教和市俗伦理分道扬镳。把“求真”与“求善”重新统一起来，结束人类社会道德虚无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状态，是人类今后需要解决的一大课题。正如爱因斯坦曾真诚地告诫人们：“我们这一时代的一大特征就是科学研究硕果累累，科研成果在技术应用中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大家都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但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22]

科学万能论和科学至上主义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和将要遇到的所有难题。这种结论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因为科学本身是无目的的，就是探索未知，而技术是有目的的，和人的利益相关。关键是人类的选择问题，把科学研究成果用于造福人类，就是善的，把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杀人技术，就是灾难。所以不能简单地判断和评价科学的作用，更不能相信科学至上主义。其次还因为社会的文明进步不仅需要科学进步对技术进步的驱动，同时不能缺少道德的关怀、价值的定位、法制的规范、民主的信念与合作的努力等因素。

（二）科技异化罪不在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本身是科技异化的根源，是西方哲人反思科技异化根源的一般结论。其典型的代表有：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和《人和技术》等书中指出，科学技术以全新的方式为人类营造了一个全新的技术社会，但在技术社会中“世界的主人正在变成机器的奴隶”。雅斯贝尔斯则认为，在现代，技术连同官僚统治和西方世界的精神危机导致了现代人的异化，导致了人的“平均化、机械化、大众化”，“个别的人已消失于类型之中”，“个人不成其为个人”。海德格尔认为，在现代技术时代中，“人变成被用于高级目的的材料”，技术中的艺术性消逝了，思维的能力衰退了，人的本质没落了。因此，他告诫人们：正是技术使人成为自己的敌对和异己的非自然存在物。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霍克海默指出，作为西方现代化重要资源的科学技术虽然曾把人从野蛮中拯救出来，但又使人再一次沉沦到新的野蛮中去。马尔库塞更直接指出：“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23] 哈贝马斯则赋予科学技术以一种“原罪”的性质，明确指出当今理论界的主要任务是批判科学技术，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代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这些西方学者尖锐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对整个社会所造成的普遍异化现象，对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病、认识技术文明的负效应，具有借鉴意义。但他们由于唯心史观的认识论根源，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的根源在于科学技术本身，主张以对科学技术本身的批判来代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这就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和本质，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痼疾产生的深刻根源，这也决定了他们难以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正确答案。

科学技术是“人为”的，人是科技的主体，没有人就没有科学技术。德国物理学家卡尔·弗雷德里希·冯·魏扎克有一句名言：“自然比人类更早，而人类比自然科学更早。”科学技术是人的创造物，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手段和工具。就本质而言，科学技术是人类的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它从来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人类，成为自主自律的力量。科学技术的主体只能是人，而科学技术只是人的制造物，是客体。科学技术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能危害人类。科学技术是为善还是为恶都取决于人，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24]

（三）科技异化是劳动异化的表现

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科学技术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尤其自近代以来，科学技术成为人类改造自然的非常重要的生产劳动工具系统，正如邓小平所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通过人类劳动发挥工具系统的作用的，这就决定了对科技异化根源的探究应该从人类劳动本身。“科学技术异化的最本质根源就在于人的对象化劳动的异化，就在于人自身的异化。技术异化是人类自我异化的产物，是人类自我异化的一种形式。”[25] 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作为类存在的本质，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人通过劳动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于外部世界，并不断扬弃对象化，从而实现人的本质复归。正是人的劳动的内在本质，是科学技术异化的最深刻的根源。因为人在自己的对象化活动中，一方面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通过对象化产物的占有、使用和支配，来肯定和确认自身的内在价值，创造、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在本质力量；另一方面，人所创造的属人世界一旦形成，便成为一种独立于人之外的力量。人类创造的文明物成为一种压抑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人的对象化存在也就成了一种异己存在。这种异己存在不是来自自然，也不是来自神，而是人类社会自我异化的结果。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对象化劳动的异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与他相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抗”[26]。

（四）科技异化的根源是社会制度

科学技术异化的直接原因在于劳动异化，而劳动异化的根源则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人的工具，它的产生和应用、特征和功能、影响和后果，同发明和使用它的人的动机、利益，同这些利益所依附的社会制度是分不开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劳动活动本身蜕变成外在的、强制的、自我折磨和自我牺牲的谋生活动，它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即人与人的冲突与背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则是异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看不到人的存在，而只有物的统治。也正是由于这个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科学技术从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丰富和发展自身本质力量的工具体系，异化、蜕变为统治人、奴役人的技术锁链。因此，只有从人的对象化活动出发，才能揭示科学技术异化的深刻根源。西方学者以对科学技术本身的批判来代替对制度的批判显然是片面的。

面对科学技术异化的现实，我们要持唯物辩证的态度来看待科技异化。既不能持技术悲观主义态度，因科学技术的异化而摒弃科学技术，否认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也不能持技术乐观主义态度，看不到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放弃对技术异化的人文批判。在我们看来，科学技术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丰富和发展自身本质力量的工具体系，在人类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出现异化是一个客观趋势，必然会通过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异化来克服，因为科学技术的异化与扬弃科学技术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而且人的自我异化是人类通向未来更高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只有通过技术异化所产生的社会，通过这一普遍异化的“炼狱”，充裕的社会财富和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形成。“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27]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广泛应用，科技正日新月异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与生活。然而，科技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其异化现象也随之伴生，并且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极大的威胁，诸多问题造成了人类生存的危机，尤其是环境污染、生态危机、资源浪费等问题威胁着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应对科技异化进行哲学的反思，正确认识和对待科技异化问题，探寻消除科技异化的途径，采取积极的措施，最终实现科技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第二节自然环境的改善与退化

一自然环境的特点

生态平衡（ecological balance）又称为“自然平衡”，是指在一定时间内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和环境之间、生物各个种群之间，通过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使它们相互之间达到高度适应、协调和统一的状态。也就是说当生态系统处于平衡状态时，系统内各组成成分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能量、物质的输入与输出在较长时间内趋于相等，结构和功能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在受到外来干扰时，能通过自我调节恢复到初始的稳定状态。在生态系统内部，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和非生物环境之间，在一定时间内保持能量与物质输入、输出动态的相对稳定状态。

生态系统的平衡往往是大自然经过了很长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动态平衡。一旦受到破坏，有些平衡是无法重建的，带来的恶果可能是人的努力无法弥补的。因此人类要尊重生态平衡，绝不要轻易去干预大自然，以免引起这个平衡的破坏。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和物质循环在通常情况下（没有受到外力的剧烈干扰）总是平稳地进行着，与此同时生态系统的结构也保持相对的稳定状态，这叫作生态平衡。生态平衡的最明显表现就是系统中的物种数量和种群规模相对平稳。当然，生态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即它的各项指标，如生产量、生物的种类和数量，都不是固定在某一水平，而是在某个范围内来回变化。这同时也表明生态系统具有自我调节和维持平衡状态的能力。当生态系统的某个要素出现功能异常时，其产生的影响就会被系统做出的调节所抵消。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和物质循环以多种渠道进行着，如果某一渠道受阻，其他渠道就会发挥补偿作用。对污染物的入侵，生态系统表现出一定的自净能力，也是系统调节的结果。生态系统的结构越复杂，能量流和物质循环的途径越多，其调节能力，或者抵抗外力影响的能力，就越强。反之，结构越简单，生态系统维持平衡的能力就越弱。

一个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是有限度的。外力的影响超出这个限度，生态平衡就会遭到破坏，生态系统就会在短时间内发生结构上的变化，比如一些物种的种群规模发生剧烈变化，另一些物种的生态平衡则可能消失，也可能产生新的物种。但变化总的结果往往是不利的，它削弱了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这种超限度的影响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是长远性的，生态系统重新回到和原来相当的状态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造成不可逆转的改变，这就是生态平衡的破坏。

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往往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通常是人为因素强化了自然因素，引起生态平衡的失调。作为生物圈一分子的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力目前已经超过自然力量，而且主要是负面影响，成为破坏生态平衡的主要因素。人类对生物圈的破坏性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规模地把自然生态系统转变为人工生态系统，严重干扰和损害了生物圈的正常运转，农业开发和城市化是这种影响的典型代表；二是大量取用生物圈中的各种资源，包括生物的和非生物的，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森林砍伐、水资源过度利用是其典型，例如：由于人为破坏植被而造成的山洪暴发、水土流失、干旱、风沙灾害等，已经成为当前自然界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的重要表现；三是向生物圈中超量输入人类活动所产生的产品和废物，严重污染和毒害了生物圈的物理环境和生物组分，包括人类自己，化肥、杀虫剂、除草剂、工业三废和城市三废是其代表。

由于人类的盲目自大，破坏了生态平衡，屡屡招来毁灭人类自己的生态灾难。人类对自然的不合理利用主要表现为：乱砍滥伐、乱捕滥杀、过度放牧等导致植被破坏，食物链破坏；工农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主要包括工业上“三废”的排放，农业上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等，所以生态平衡的破坏人为因素是主要的。

破坏生态平衡的诱因归结为三类：一是破坏环境。由于环境是生态系统的成分之一，它的改变会影响生态系统的稳定。由于破坏环境打破生态环境平衡的例子很多，诸如：湖沼富营养化的形成；日本汞中毒事件；氟化物破坏了臭氧层；阿斯旺水坝生态环境恶化；“六六六”、“DDT”施用后的恶果；地球的“温室效应”等。二是破坏植被。以森林为主体的植被是陆地生态平衡的杠杆，地球上由于破坏植被导致的生态灾难最多，如1934年发生在美国西部的黑风暴，毁掉耕地4500余万亩；1963年发生在苏联农垦区的大风暴，毁田3 亿多亩；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塔尔平原，因森林破坏沦为沙漠，沙漠面积达65万平方公里；中国黄河流域生态条件的变坏，源于其中上游森林植被的破坏；东北林区生态条件变坏，主要原因是对西南林区和东北林区森林的不合理采伐和过度采伐。三是破坏食物链。破坏食物链打破生态平衡的例子如：因过量捕杀害虫的天敌引发林木病虫害；印度曾大量捕杀水獭使病鱼增多，鱼产量下降；牧业发达的澳大利亚，因牛粪覆盖草地成灾引发蜣螂解救的例子更为新鲜。当然在生物圈内往往是几种诱因并存的。

千百年来，人类不断向大自然索取，人类的生产活动日益强烈地干扰着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平衡，尽管人类常常获得征服自然的胜利，但是自然界已经开始对我们人类进行报复。一个人的身体机能失去平衡，就要得病甚至死亡；一个地方的生态失去平衡，别的地方也会品尝苦果；整个生态失去平衡，人类整体的生存环境就会恶化……中国是一个生态灾难多发的国家，中国感受最早最深的生态灾难是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气候变坏、洪水泛滥、库坝被淤等。科学家们预言：“生态危机将成为 21 世纪人类共同面临的最大危机。”这就告诉人们，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人口压力的加大，保持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只有这样才能从生态系统中获得持续稳定的产量，才能使人与自然和谐地发展；另一方面，人类可以在遵循生态平衡规律的前提下，建立新的生态平衡，使生态系统朝着更有益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二世界及我国自然环境存在的问题

（一）21世纪初世界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28]

1.全球气候变化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1900—2000年），全球表面平均温度上升了0.3—0.6摄氏度，海平面上升了10—25厘米。目前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已由工业革命（1750年）之前的 280ppm 增加到了近 360ppm。1996年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发表的评估报告表明：如果世界能源消费的格局不发生根本性变化，到21世纪中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将达到560ppm，全球平均温度可能上升1.5—4摄氏度。

2.臭氧层破坏和损耗

自1985年南极上空出现臭氧层空洞以来，地球上空臭氧层被损耗的现象一直有增无减。到1994年，南极上空的臭氧层破坏面积已达2400万平方公里。现在美国、加拿大、西欧、俄罗斯、中国、日本等国的上空，臭氧层都开始变薄。在对消耗臭氧层物质（ODS）实行控制之前（1996年以前），全世界向大气排放的ODS已达到了2000万吨。由于ODS相当稳定，可以存在50—100年，所以被排放的大部分ODS目前仍留在大气层中。在它们陆续升向平流层时，就会与那里的臭氧层发生反应，分解臭氧分子。因此，即使全世界完全停止排放ODS，也要再过20年，人类才能看到臭氧层恢复的迹象。

3.酸雨污染

现在“酸雨”一词已用来泛指酸性物质以湿沉降（雨、雪）或干沉降（酸性颗粒物）的形式从大气转移到地面上。酸雨中绝大部分是硫酸和硝酸，主要来源于人类广泛使用煤炭和石油作为能源，它们燃烧后向大气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欧洲是世界上一大酸雨区，美国和加拿大东部也是一大酸雨区。亚洲的酸雨主要集中在东亚，其中中国南方是酸雨最严重的地区，成为世界上又一大酸雨区。由于欧洲地区土壤缓冲酸性物质的能力弱，酸雨使欧洲30%的林区因酸雨的影响而退化。在北欧，由于土壤自然酸度高，水体和土壤酸化都特别严重，有些湖泊的酸化导致鱼类灭绝。美国国家地表水调查数据显示，酸雨造成了75%的湖泊和大约一半的河流酸化。加拿大政府估计，加拿大43%的土地（主要在东部）对酸雨高度敏感，有14000个湖泊是酸性的。水体酸化会改变水生生态，而土壤酸化会使土壤贫瘠化，导致陆地生态系统的退化。

4.土地荒漠化

荒漠化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环境与社会经济问题。1991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全球荒漠化状况的评估是：全球荒漠化面积已近36亿公顷，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4，已影响到全世界1/6的人口（约9亿人），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荒漠化扩展的速度是，全球每年有600万公顷的土地变为荒漠，其中320万公顷是牧场，250万公顷是旱地，12.5万公顷是水浇地，另外还有2100万公顷土地因退化而不能生长谷物。亚洲是世界上受荒漠化影响的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区，其中，遭受荒漠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依次是中国、阿富汗、蒙古、巴基斯坦和印度。

5.水资源危机

世界上许多地区面临着严重的水资源危机。根据国际经验，每人每年1000立方米可重复使用的淡水资源是一个基本指标，低于这个指标的国家可能会遭受阻碍发展和损害健康的长期性水荒。然而，目前世界上约有20个国家已低于这一指标，它们主要位于西亚和非洲，总人口数已过亿。另一方面，由生活废水、工业废水、农业污水、固体废物渗漏、大气污染物等引起的水体污染，使全球可供淡水的资源量大大减少了。世界银行的报告估计，由于水污染和缺少供水设施，全世界有10亿多人口无法得到安全的饮用水。

6.森林植被破坏

由于推测的难度，全世界的森林面积尚无准确数值。但据推算，地球上的森林面积约为30—60亿公顷，约占陆地面积的20%—40%，其中约一半是热带林（包括热带雨林和热带季雨林），另一半以亚寒带针叶林为主。从森林植物的干重测定值来看，热带林是亚寒带针叶林的两倍，所以，热带林占陆地总生物量的很大部分。但在工业化过程中，欧洲、北美等地的温带森林有1/3被砍伐掉了，所以近30年来，发达国家对全球的热带林进行了大规模地开发。欧洲国家进入非洲，美国进入中南美洲，日本进入东南亚，大量砍伐热带林，他们进口的热带木材增长了十几倍。森林大面积被毁引起了多种环境后果，主要有：降雨分布变化，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气候异常，水土流失，洪涝频发，生物多样性减少等。

7.生物多样性锐减

科学家估计地球上约有1400万种物种，但当前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损失的速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快，比如鸟类和哺乳动物现在的灭绝速度可能是它们在未受干扰的自然界中的100—1000倍。主要原因是7种人类活动造成的：（1）大面积对森林、草地、湿地等生境的破坏；（2）过度捕猎和利用野生物种资源；（3）城市地域和工业区的大量发展；（4）外来物种的引入或侵入毁掉了原有的生态系统；（5）无控制旅游；（6）土壤、水和大气受到污染；（7）全球气候变化。这些活动在累加的情况下，会对生物物种的灭绝产生成倍加快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次评估生物多样性的结论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5%—20%的动植物种群可能受到灭绝的威胁。

8.海洋资源破坏和污染

据估计，全世界有9.5亿人把鱼作为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但近几十年来，人类对海洋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和对海洋日趋严重的污染，有可能使全球范围内的海洋生产力和海洋环境质量出现明显退化。1993年，在全世界捕捞的1.01亿吨鱼中，有77.7%来自海洋。当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2/3以上的海洋鱼类已被最大限度或过度捕捞，特别是有数据资料的25%的鱼类，由于过度捕捞，已经灭绝或濒临灭绝，另有44%的鱼类的捕捞已达到生物极限。而另一方面，人类活动产生的大部分废物和污染物最终都进入了海洋。全球每年有数十亿吨的淤泥、污水、工业垃圾和化工废物等被直接排入了海洋，河流每年也将近百亿吨的淤泥和废水、废物带入沿海水域，引起沿海生境改变，使动物的栖息和繁殖地遭到破坏。海洋污染的主要来源和比例约是：城市污水和农业径流排放占44%，空气污染占33%，船舶占12%，倾倒垃圾占10%，海上油、气生产占1%。

9.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污染

全世界已有约1100万已知化学物，同时，每年还有约1000种新的化学物进入市场。化学物是当今许多大规模生产所必需的原料，但这些化学物在制造、储存、运输、使用和废弃过程中常常危害环境和生态。现在，全世界每年产生的有毒有害化学废物达3亿—4亿吨，其中对生态危害很大、并在地球上扩散最广的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最具代表性的是多氯联苯和滴滴涕。这类化学污染物从人类的工业和农业活动中释放，已广泛进入了空气、土地、河流和海洋。由于这类污染物能被海洋中微小的浮游生物吸收并积累，从而将其浓缩上百万倍。海中的鱼吃下这些浮游生物，又能将其浓缩，于是浓度增大到上千万倍。当大型海洋动物吞食了这些鱼之后，会使污染毒素的浓缩系数增加到上亿倍。这是因为污染毒素聚集在动物的脂肪里而很难通过躯体排出体外。通过食物链，这些毒素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了强烈的干扰，比如：多氯联苯的作用之一就是损害生殖系统。

（二）21世纪初困扰中国环境的十大问题[29]

1.大气污染问题

2000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995万吨，居世界第一位。据专家测算，要满足全国天气的环境容量要求，二氧化硫排放量要在现有基础上至少削减40%。此外，2000年中国烟尘排放量为1165万吨，工业粉尘的排放量为1092万吨。大气污染是中国面临的第一大环境问题。

2.水环境污染问题

中国七大水系的污染程度依次是：辽河、海河、淮河、黄河、松花江、珠江、长江，其中42%的水质超过3类标准（不能做饮用水源），全国有36%的城市河段为劣5类水质，丧失使用功能。大型淡水湖泊（水库）和城市湖泊水质普遍较差，75%以上的湖泊富营养化加剧，主要由氮、磷污染引起。

3.垃圾处理问题

中国全国工业固体废物年产生量达8.2亿吨，综合利用率约46%。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年产生量为1.4亿吨，达到无害化处理要求的不到10%。塑料包装物和农膜导致的白色污染已蔓延全国各地。

4.土地荒漠化和沙灾问题

中国国土上的荒漠化土地已占国土陆地总面积的27.3%，而且，荒漠化面积还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中国每年遭受的强沙尘暴天气由20世纪50年代的5次增加到了90年代的23次。土地沙化造成了内蒙古一些地区的居民被迫迁移他乡。

5.水土流失问题

中国全国每年流失的土壤总量达50多亿吨，每年流失的土壤养分为4000万吨标准化肥（相当于全国一年的化肥使用量）。自1949年以来，中国水土流失毁掉的耕地总量达4000万亩，这对中国的农业是极大损失。

6.旱灾和水灾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国年均受旱灾的农田为1.2亿亩，90年代上升为3.8亿亩。1972年黄河发生第一次断流，1985年后年年断流，1997年断流天数达227天。有关专家经调查推测：未来15年内中国将持续干旱。而长江流域的水灾发生频率却明显增加，500多年来，长江流域共发生的大洪水为53次，但近50年来，每三年就出现一次大涝，1998年的大洪水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7.生物多样性破坏问题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破坏较严重的国家，高等植物中濒危或接近濒危的物种达4000—5000种，约占中国拥有的物种总数的15%—20%，高于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在联合国《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列出的640种世界濒危物种中，中国有156种，约占总数的1/4。中国滥捕乱杀野生动物和大量捕食野生动物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屡禁不止。

8.WTO与环境问题

中国加入WTO面临两方面环境问题。一方面是国际上的“绿色贸易壁垒”。由于中国目前的环境标准普遍低于发达国家的标准，中国的食品、机电、纺织、皮革、陶瓷、烟草、玩具、鞋业等行业的产品将在出口贸易中受到限制。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市场对中国的矿产、石材、药用植物、农产品、畜牧产品的大量需求，可能会加重中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破坏。同时，中国可能成为国外污染密集型企业转移的地点和大量的国外工业废物“来料加工”的地点，这会极大地加重中国的环境问题。

9.三峡库区的环境问题

三峡工程是中国目前正在实施的巨大的水利工程。该工程于2003年开始发电。三峡建成后对地质环境、水资源环境、生态环境（涉及库区两岸和整个上游地区）的影响，以及如何有效防治库区污染是摆在三峡建设者面前的大课题。三峡工程已成为世界瞩目的环境问题。

10.持久性有机物污染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难降解的持久性有机物污染开始显现。国际上签署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其中确定的首批禁止使用的12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中国的环境介质中多有检出，而中国是公约的签字国。这类有机污染物具有转移到生物体下一代体内，并在多年后显现其危害的特点，也被称为“环境激素”或“环境荷尔蒙”，危害严重。目前这类有机污染物广泛存在于工农业和城市建设等使用的化学品之中。

三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反思

中共十七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新目标”与“新要求”，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初步概括为五层意思：第一是对传统的发展模式的反思。总结我国当代建设与发展的“困难和问题”的第一条教训就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正是在这种深刻反思的前提下才有极为重要的理论认识与建设模式的超越，这就是“建设生态文明”提出的现实背景与缘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有关“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也带有积极的建设性的“后现代”性质。第二是两个立足点。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是以人民群众与民族的生存发展为其宗旨，以人民、民族与人类的福祉为其旨归，是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原则的体现，是社会主义人文精神的当代发展。第三是三个关系。报告中涉及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三个极为重要的关系。一是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报告一方面将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另一方面将“保护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明确提出要“又好又快发展”。这就使生态文明建设与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发展统一起来，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生态文明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报告一方面将发展从依靠资源环境消耗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另一方面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也要很好地利用科技的手段，“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实用技术”，这就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科技很好地统一起来。三是生态文明建设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新贡献”，一方面说明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另一方面说明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所应具有的国际生态责任。第四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三个重要措施。生态文明建设要从法律政策、体制机制与工作责任制三个方面着手。第五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涉及的五个重要转变。在经济层面的产业结构上，要“由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在增长方式上，要由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向“可持续”与“又好又快”转变。在消费方式上，要由盲目追求物质需求、铺张浪费、互相攀比向节约、适度转变。在理论观念上，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里的“生态文明观念”应该包含当代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与生态文学等。在发展目标上，要使我国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

人类是大自然的子孙而不是大自然的主人，人类若想保持生态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自然规律。人类无度地征服自然，只会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一旦生态环境受到破坏，人类的文明也就随之衰落。

1.遵循生态规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30] 这句经典论断清楚地告诉我们：自然界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人类能够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人类不能不顾自然规律，为所欲为。否则，最后受伤害的还是人类自身。因此，我们在建设生态文明的时候，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自然界的运行规律，以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共存为价值取向，进行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效地解决人类各项实践活动需求同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矛盾，建立生态运行机制良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最终确保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创新发展模式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

构建生态文明社会，应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必然选择。循环经济是按照生态规律，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保证。它倡导的是建立一种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求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其特征是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废弃物的低排放，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可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既是缓解能源资源约束矛盾的根本出路，也是从源头上减少污染、减轻环境压力、改善生态环境的治本之策。循环经济必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一种新的经济形态。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绝不能再走过去那种以高投入、高消耗为特征的传统工业化的路子，而只能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努力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生产模式、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努力做到节能降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废弃物和污染物的排放，要求产业结构和地区布局进行有效、合理的调整，实现企业之间、产业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资源的循环往复利用，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路包括以下几点：（1）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科技创新是关键。目前，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空间还很大。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这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素质和发展能力的关键。因此，必须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通过科技创新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2）坚持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是关系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核心的问题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讲发展不仅要看经济增长指标，还要看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我们绝不能再走人口增长失控、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道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仍然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如果在发展中不注意保护环境，等到生态环境破坏了以后再来治理，那就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甚至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3）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和监督工作。法制是发展循环经济、建设和谐生态的根本保障，法律的缺位会导致管理和监督无法可依。循环经济作为新型的经济运行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在建设节约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必定会发挥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无论是循环经济的理论和实践，还是循环经济的立法和法治建设工作，在我国都有了新的实践和突破。2008年8月2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最终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该法于2009年1月1日起已开始施行。该法确立了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和政策框架，既把握住了我国资源和环境问题的实质，又创设了与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规律相一致的体制和机制。但该法还需要国家以及有关部门制定配套的行政法规、规章和标准才能发挥最大效力，从而有力地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低碳经济的特征是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对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挑战。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工业化进程滞后、低碳技术创新不足、对外引资的战略等决定了高碳经济的现状短期内难以改变，为了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如实施低碳发展战略，调整产业与能源结构，加强低碳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建立碳交易市场，促使企业承担发展低碳经济的社会责任等。

3.加强生态道德教育，营造建设生态文明的良好社会环境

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应大力加强生态道德教育，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道德保障。生态道德是建设生态文明的精神依托和道德基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先导。很难想象，一个生态文明观念淡薄的社会，会是一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想社会。因此，要大力加强生态教育，必须把道德关怀引入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不断增强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感，养成良好的“生态德性”。在生态道德建设中，必须首先破除人们长期固守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强调人对自然也有一个道德责任问题。为此，我们应通过各种宣传手段来传播绿色理念，加强生态伦理教育，帮助人们树立崇尚自然、热爱生态的道德情操，唤起人们关爱生物、热爱生命的道德良知，真正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第三节社会环境的完善与挑战

一社会环境的构成分析

唯物史观认为，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正如恩格斯所描述：“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31] 在这个普遍联系的统一体之中，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存在，每一事物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都会受到一定条件的制约。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环境是指人们所处的各种社会条件的总和，也就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社会的主要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文化关系，所以，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构成社会环境的主要因素是指社会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思想文化环境。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也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会受到国际国内各种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当代中国的发展应积极应对国际国内的新变化提供的机遇和挑战。

二国际环境的机遇和挑战

当前，国际环境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趋势。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着我国人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给我国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这些变化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1.科技革命带来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

科学技术进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历史表明，科技进步不仅为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提供了有力的手段，而且还改变了各国实力的对比，推动了国际关系乃至人类历史的演化。当代世界科技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主要以信息技术为主导技术，涉及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开发技术、海洋开发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等新技术。

信息技术是新科技革命的火车头，新科技革命把人们带进了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已经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人类信息的传播方式。人类信息技术的发展从无线电广播到电视电话，再到Internet国际互联网的广泛运用，由于互联网具有信息容量大、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以及高度开放、全球交互，融声音、图像、文字于一体的特点，是一种极具吸引力和影响力的高科技媒体，截至2011年底全球网络用户总数已达到21亿，亚洲网络用户总数为9.222亿，欧洲网络用户总数为4.762亿，北美网络用户总数为2.711亿，中国互联网用户达4.85亿居全球第一。全球互联网还将继续发展。[32] 信息化虽然给人们的生活和交往带来了便捷，但信息安全的隐患、信息的真假难辨以及不健康信息的传播对青少年的危害等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2.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

经济全球化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当前，它已成为国际经济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成为各国政府进行决策的重要参考系数。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在国际分工深入、科技进步加快、国际竞争加剧的格局下，生产要素跨国自由流动数量增加、速度加快、范围扩大，致使世界各国、各地区在经济上的联系愈来愈紧密、相互依存性愈来愈强的一种趋势，是世界经济的一种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资源的配置已经超出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当代，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显现如下主要特点：（1）市场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市场经济大潮席卷全球，市场经济体制几乎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体制模式，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被卷进来。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成熟、不发达的，正在加快市场经济改革的步伐。（2）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经济全球化加快了南北交流、南南合作的进程，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公正、不合理，使得少数发达国家占据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主导权，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不能与发达国家公平享有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发达国家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在经济领域实行霸权主义和不公正手段，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3）“全球化”的实质是“西方化”。西方国家利用资本、技术、信息和组织的优势，借助全球化力图把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西方文化推向全球，构建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以实现其霸权野心。因此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过程，西方资产阶级所到之处不仅要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也千方百计地要把资本主义制度传播到所征服的国家。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以实现全球资本主义化，作为对外战略的一项主要任务。

3.国际格局的新变化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局部战争和冲突不断。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发展，各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多，各国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紧密，但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极力维护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推行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整体实力得到增强，中国的发展尤为迅猛，但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明显向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倾斜。

三国内社会环境的新变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增强，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同时，改革开放也给我国社会各个方面带来了深刻变化。多元化是其主要特征，具体来说，主要包括经济关系的多元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元化、社会生活方式的多元化等方面。

（一）经济格局的新变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利益关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成为我国新时期的重大国情。社会利益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包括：利益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差距扩大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矛盾成为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问题，协调利益关系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人们的利益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传统的“重义轻利”转向对利益的关注，利益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1.利益主体多元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的阶级阶层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利益主体多元化是一个重大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不仅原有的社会阶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出现了利益分化，还产生了诸多新的利益主体。主要有三种情况：

（1）原有的利益主体的分化。由于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原有的社会阶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各自都有了新的面貌和状况。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内部，由于所处的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进一步分化，利益群体更加多样化。例如，根据不同群体获得利益的不同，可以把劳动者再分为：知识分子群体、机关干部群体、企业经营者群体、普通职工群体、农业劳动者群体以及外来劳动者群体，等等。

（2）新的利益主体产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诞生了一批新的社会阶层，如：民营科技企业者、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者、自由职业者，等等，构成一些新的利益群体。

（3）特殊利益群体。在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占有方面拥有优势的少数成员谋取大量利益，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

2.利益来源多样化

利益来源取决于所有制结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制度变迁等多种因素。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利益来源也随之变化。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创新是利益来源多样化的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33]。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利益来源比较单一，主要是劳动收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利益来源日益多样化。不仅有劳动收入，还有财产收入、经营收入、身份收入等。财产性收入是指社会成员通过资产增值所获得的收入，主要有通过储蓄存款、股票、债券、私人借款获得的利息和红利，私营企业主经营私人资产所获得的利润，出租不动产的租金等；身份收入是指部分国家干部、知识分子、国家职工等凭借其优势身份所获得的部分货币和实物收入。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的过程中，由于体制的不完善而滋生的一些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而“设租”所获得“寻租”收入也构成了利益的来源之一。

3.利益差距扩大化

传统体制下，由于强调整体利益，各行为主体的个人正当利益要求被压抑和抹杀了，并在平均主义收入分配机制的作用下，其利益差异程度很小。

改革开放以来，各利益主体的自我意识日益觉醒，并通过各种方式表明和实现自身的利益要求，使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出现差别，并且这一差别呈现日益扩大的趋势。

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以甘肃省为例，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40.77元，为农村居民的2.49倍。1995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2151.52元，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58倍。2002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87倍。[34] 从全国来看，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 13785.8元和4958.4元，前者为后者的2.78倍。

从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呈长期扩大之势。2006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中部地区的1.51倍，是西部地区的1.54倍，是东北地区的1.52倍；2006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江西的将近3倍；2006年，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中部地区的1.58倍，是西部地区的2倍，是东北地区的1.39倍。[35]

从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来看，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行业之间利益差距逐步拉开，并呈现明显的扩大趋势。截至目前，行业间的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相差13倍之多。

4.利益关系的复杂化

改革开放之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缺乏独立的利益主体，利益差别不大，所以利益关系比较简单。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我国利益关系的调整主要是在中央与地方利益的收与放上做文章，但其主线是以国家利益为主，适当兼顾地方利益，因此，利益关系带有强烈的纵向权威性特点。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利益主体增多，利益来源多样化以及利益差别扩大化，我国社会利益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

（1）利益主体的多层次组合使得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主体多元化使利益关系形成一个多维的系统。就全社会的个人利益来看，会分别形成各阶层的群体利益，这些群体的个人利益的随机组合，就形成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体系；就全社会的企业利益来看，会形成一个由许多企业组成的企业利益关系体系；就全社会的部门利益来看，会形成一个由工业、农业、金融、外贸等部门组成的部门利益关系体系；就全社会的地区利益来看，会形成一个由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等地区组成的地区利益关系体系。而个人利益关系体系、企业利益关系体系、部门利益关系体系、地区利益关系体系的多层次交叉组合又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关系体系。

（2）利益关系调节方式的多维度使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关系调节方式主要包括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的脱节或重置是利益关系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有些领域，利益的计划调节已经完全退出，利益的市场调节却没有跟上；而另一些领域，利益计划调节还没有退出，利益的市场调节已经发挥作用，由此而造成了利益调节的混乱。因此，如何协调利益的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是非常重要的。

（3）利益关系的多重性使得利益关系复杂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社会利益关系的横向契约性质越来越清晰。同时，由于体制改革的渐进性，以及改革过程中制度惯性等因素的存在，社会利益关系仍然带有一定的纵向权威性。总体上而言，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关系呈现纵向权威性利益关系与横向契约关系互相交叉与渗透的特点，利益关系的多重性使得利益关系复杂化。

（二）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社会组织形式日益多样化。其突出表现是：从经济组织的所有制性质看，突破了原来国有和集体经济组织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一大批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包括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

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组织功能的分化，我国政府组织也不断分化，一批以功能互补为基础，承担崭新社会经济功能的社会组织形式产生了。比如各种中介组织、咨询组织，各种行业管理组织等。这样，我国政府组织的职能部门和管理方式已经和正在发生一系列变化：从行政上直接管理经济的职能部门的功能减弱了，用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职能部门的功能加强了。与此同时，政府将部分行业管理的职能转移给了有关社会组织，利用中介力量对经济进行间接的管理。

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一批适应生产社会化需要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的社会组织形式产生了。这些社会组织形式，突破了传统的界限明晰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组织和城乡组织的划分，满足了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分工协作的需要和人民群众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要。还出现了许多民间团体和社团组织，这些组织的活动方式、组织形式必然是以社会化和市场化为特征的。

（三）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

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广泛的对内对外开放政策使流动、开放成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潮流。统治我国几十年的户籍制出现松动。由于生活环境的开放，使社会生活方式由室内型走向室外型，由依附型走向自主型，由封闭型走向开放型。其次是物质条件更加富裕，也引起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由温饱型走向小康型，由产品型走向商品型，由节约型走向消费型。

社会生活方式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能否良性运行和充满活力，归根结底取决于它能否向人们提供符合人的本性与发展的生活方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强化了“物支配人”的生活方式，强化了个人的重要性。

四社会环境的挑战

社会环境是指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外部客观条件的总和。从它的内容看，可分为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

（1）社会经济环境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义与利之间的尖锐矛盾。应当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强化了人们的利益观、金钱观，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历史的进步，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强化超过了合理的限度，甚至把经济领域的特殊原则泛化到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势必引发道德危机。什么经济活动不容道德干涉，发展市场经济必然要以牺牲道德为代价的“代价论”等都是这种危机在理论上的反映。理论界关于“义”与“利”的讨论是实践中现实矛盾的直接反映。此外，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以及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等原因造成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矛盾等等，都有可能造成社会信用危机、社会成员重利轻义和心理失衡，从而使社会陷入道德虚无主义的偏执，对道德建设产生不利影响。

（2）从政治环境方面看，由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失调、漏洞，造成了政府工作人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腐化堕落以及奢侈浪费、公款吃喝、失职、渎职等违法乱纪案件大幅度上升，造成人民对党的不信任感。

（3）在社会风气方面存在许多社会病态现象，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违背道德或违反法律的某些畸形的丑恶的社会病。在我国，人们称之为“六害”的卖淫嫖娼、淫秽物品、赌博、拐卖妇女儿童、吸毒贩毒和封建迷信等丑恶现象一定范围内又死灰复燃。

（4）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思想领域的挑战。社会转型期，由于经济成分、分配方式、生活方式等多样化的出现，在意识形态领域，相应地出现了多种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长期并存，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现象，使人们必然面临多种选择，在选择面前就难免出现一定程度的困惑甚至混乱。思想文化方面存在的主要障碍一方面是教育普及程度低，教育发展水平不够高，特别是边远贫穷地区的教育问题更为突出，文盲、半文盲人数还在增加；另一方面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半封建的意识上，小农经济观念还束缚着一些人的思想。社会生活多样化带来的生活快节奏、方式变化大等特点，使人们对一些新现象、新方式、新思潮可能认识不清，这些现象必将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综上所述，在社会转型期，道德所处的各种社会环境要素都在变动之中，各要素都处于纷繁复杂的运动状态。这就给我们的道德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此，必须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改造不利环境、实现环境优化。

第四节人文环境的优化与问题

人文环境是人们在千百年来的社会实践中积淀而成的。它是经济与社会环境的产物，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外历史表明，一个社会的人文环境的优劣，是该社会文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决定该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人文环境的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尤其在思想道德建设、法律建设和教育科技建设上，问题突出，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并采取积极措施。

一人文环境分析

人文环境指由人类各种文化活动所形成的物质和精神境况。人文环境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适应与变革自然，特别是适应与变革社会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人文环境包括人们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环境。我们这里主要探讨的是精神文化环境。一个社会的人文环境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主流意识形态状况

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主流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鲜明地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和要求。在我国，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问题，并确定了这个核心价值体系的构成要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

2.道德状况

道德状况是指一定历史条件下由相应的道德体系、道德评价标准、道德舆论、道德行为所形成的氛围。道德状况是人文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决定着其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程度，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进步水平和道德自律水平。在当代中国，我们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建立起与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们觉悟程度相适应的道德评价体系，注意道德评价的层次性，把道德的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3.教育科技状况

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民族人文环境优劣的最重要的指标。科学技术与教育息息相关，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决定着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教育科技是人文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教育、科技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相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很不适应，必须进一步加大投入，加大建设和改善的力度。

4.文化习俗状况

习俗文化具有浓厚的地域、民族特色，并且深深地打着传统的烙印。习俗文化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素以“礼仪之邦”著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要大力弘扬健康、文明的文化习俗，摒弃那些愚昧、落后的文化习俗，提倡文明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

二人文环境的挑战与对策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我国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为个人成长提供了日趋优异的基础条件：满足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的资源日益丰富，实现个人潜能与价值的条件更加充分，进入社会结构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渠道逐渐增多等等。当然，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为个人成长提供的在生理素质、个性特征、教育方式、群体文化以及经济交往、政治参与等方面的状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趋势。

（一）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发展的不同步状态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相对较快，但文化发展的速度却没有跟上，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经济带来的观念巨变有向畸形发展的趋势，错误的价值观使人们形成片面追求个人私欲的利己主义心态、崇尚感官享受的享乐主义心态、“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心态。由于文化环境优化的迟缓，影响着整个社会环境的质量。

（二）社会管理水平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同步的状况

由于社会管理水平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造成的不良社会环境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社会治安管理的不完善。对于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社会的文化管理的不完善。文化立法不完善，尚欠科学，网络中不科学、不健康的信息垃圾充斥，使人们缺乏健康积极的思想文化环境。

（三）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文化堕距”现象的存在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影响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因素正变得更加复杂，主要表现在：第一，现代社会的结构分化。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表现就是社会结构的分化，随着社会系统在其结构与功能方面的日趋多样化，价值整合在社会整合中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同时其难度也进一步增大。因此，社会中的异质因素、冲突因素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无形之中变成了对个人成长的一种困扰。第二，“文化堕距”现象的存在。在通常情况下，一种新的社会文化体系的形成，比起一种新的社会体制、经济体制的建立会滞后一些，社会学家将此现象称为“文化堕距”。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一些原有价值观念的失效以及新的价值观念的尚未形成，势必造成人们心理上和行为上某种无所适从的状态。而这种“失范”状态对正处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的未成年人尤为不利。第三，多元时空时代诸种因素的复合影响。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十分特殊，各种特质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共同影响着人们的精神领域。此外，再加上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织，无疑使这个时代的精神世界变得极其复杂。而各种因素之间整合难度的加大，必然会导致人们精神上的紧张感与模糊性。

（四）经济发展的迅猛与伦理道德的滑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似乎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普遍价值观。然而，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利益是波动的，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不可能存在永久的最大利益。以利己主义为中心的价值观，势必导致价值认知和现实行为之间的矛盾，并滋长了社会的普遍浮躁心理，导致了社会责任心和公众意识的下降，在思想和行为的相互影响中形成了恶性循环和恶性发展。物质经济生活的满足和西方享乐主义的影响，使得社会出现了物欲化和粗俗化的倾向。物欲化对物质的过分崇拜，出现了重物质轻精神和重利忘义的现象。物质贪欲和拜金主义使得精神成为了物质的奴隶。其直接后果就是一些人变得贪婪无度，不择手段地去满足自己的非分欲望。粗俗化则漠视精神财富和文化精髓，以至于举止越来越粗，说话越来越俗，行为越来越荒唐，甚至以追求低俗为时尚……

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体现为社会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必须适应变迁的节奏，否则将被社会淘汰出局。一般情况下，社会发展越快，淘汰率越高；淘汰率越高，社会的“边缘群体”就越大。为了解决这一悖论，社会必须要有制度方面的作为，否则，社会的“边缘人”、“局外人”就会越来越多，人们所承受的心理压力、精神压力也势必越来越大，以至于由“启蒙”唤醒的“自我”常常无法容纳“他者”的存在。一些人为了当下的快乐，可以甩开历史的担当，可以抛弃社会的责任。在感官的放纵中体验时间穿梭的快感；在消费的激情中获得虚荣的满足，在“歇斯底里”的冲动中完成灵魂空虚的宣泄。现代人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大，交往的途径越来越多，但是，人与人之间这种身体的愈益接近，却无法阻挡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愈益疏远。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现代主义重视的是现在或将来，决非过去。不过，人们一旦与过去切断联系，就绝难摆脱从将来本身产生出来的空虚感。信仰不再成为可能。”现代人为了“自我”，从时间上切断与历史的联系以及与传统的联结；从空间上则力图摆脱社会的控制，推卸社会的责任，使得“自我”越来越失去根基。无根基的自我世界，必然是荒诞的、无意义的。“自我”在肉体上确立之后，精神却遭到了“放逐”。“自我”的空壳化便是生命无法承受如此之轻的代价。人们的精神家园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颠簸。现代人不仅在精神上遭遇信仰危机，而且在思维上也正在经历丧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考验。在物质利益支配价值观的现代世界，人们的是非判断变得不仅越来越不可靠，而且也越来越不可能。现代人所推崇的“个性”从来就不是一种从思维的独立开始，而往往是一种追随明星、迎合时尚的、肤浅的“标新立异”。这种“个性化”，以“主体性”的身份掩盖了“奴性”的实质。启蒙之后的“主体”虽然砸烂了旧的枷锁，但却套上了新的枷锁。“主体性的朝阳”刚刚升起，还未及形成旭日便进入了“主体性的黄昏”。

要解决以上问题，在宏观层面上，要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到具体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它必将有利于创造促进个人健康成长的制度环境和工作机制，从而更有效地防止他们之中产生结构性问题和文化性问题。首先，应高度重视社会、经济与文化、心理之间的全面协调发展问题，因为现代化是一种由多种因素构成的复合动力机制所推动的社会系统的整体性变迁，由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演进、心理变革等社会子系统的变化来具体地实现，这些社会子系统之间需要高度协调才能保证总系统的基本稳定与有效运行。其次，应建构一种多层次、多内涵的社会文化体系。由于人们心理上不同层次的需求有待以不同层次、不同形式、不同内涵的社会文化来加以满足，因此，针对人们心理上的不同需求状态的不同文化或要素也将能够形成对于人们的有效引导。再次，有必要探讨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化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应基于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理性文化与感性文化的地位与作用的科学认识，对它们在社会文化体系所占份额做出定位。在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感性文化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运作的同时，对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理性文化的弘扬需要更多地通过政府的支持来实现。最后，应对社会文化的建设质量建立起一套测量和评估的科学方法及其指标体系。这种指标体系主要区分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文化产业的绩效，二是文化事业的成效。在文化政策的制定中，文化产业必须将社会效益作为一个重要检验指标。总之，通过文化创新建立一种能够对于青年一代具有明确导向作用的社会文化体系，是时代呼唤的一项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5页。

[2]http://baike.baidu.com/view/69209.htm#1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4]徐顺梨：《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经济变革》，《求实》2000年第6期。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79页。

[7]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页。

[8][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

[9]李桂花：《“科技异化”释义》，《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0]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702页。

[11]陈翠芳：《科技异化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7年。

[12]孙博、李晔：《科学技术对人的“异化”》，《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