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同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不同，近代中国是在内忧外患之中进入20世纪的，与之相应的是，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至此亦开始酝酿一个大的转型。这正是吴趼人在《历史小说总序》中所言：“年来吾国上下，竞言变法，百度维新，教授之术，亦采法列强；教科之书，日新月异。”[1]中国文论的发展也被裹挟进这个过程，在这个特殊的过程中，中国文论方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学科的建构，揖别旧习学科研究理念，超越传统学术阈限，建构新的体系范畴，进而突破既有学科逻辑、知识结构、术语概念、导入方式、话语形态等的桎梏不断走向现代化、学科化、系统化。赖大仁曾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中国文论历经了一条“破、引、建三者交织互动”的发展路径，所谓“破”，他认为，就是破除既往“文艺为政治服务”之类比较单一、僵化的理论模式，寻求文论观念的变革；所谓“引”，就是引进西方各种现代文论资源，拓宽理论视野获得启示借鉴；所谓“建”，就是在破除旧的理论观念和模式的同时，寻求新的理论观念与范式的重建。[2]他的这个归纳很有道理。其实，就20世纪中国文论的整个流程来看，这个归纳也同样适用。20世纪中国文论沿袭的也一样的是这样一个流程。只不过它要破除的是中国传统文论的禁锢，所引进的也同样是西方的各种文论资源，不过，它想建构的则是具有现代性和当代意识的中国新文论系统。就其具体呈现来看，这个过程尤以20世纪80年代至今为甚。在这样的一个“破、引、建三者交织互动”的历史流转中，作为与西方文论迥然相异、自成统系且具有显著的独立自足性和文化自洽性的中国传统文论不断地被超越、遮蔽，乃至边缘化、他者化，最终至于在某些文论叙事中被彻底悬置。在这种意义上，有的学者提出中国文论的失语问题，这自然不是惊人之论，而且，这种失语现象近乎是与20世纪中国文论的现代化、当代化进程成正比例的。
一方面求新，另一方面绝后，20世纪中国文论与其传统性之间的这种血缘背离既造成其急于摆脱中国传统文论而在确立自身、建构自身上采取了急行冒进的策略，又使其由于失去传统的依据而与自身的历史脱节，进而陷入一种无根的焦灼，这种征象在20世纪中国文论走马灯似的理论迁移中均有体现。尤其是在20世纪前后期文学革命和解放思想这两次浪潮的旋涡中，中国文论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学科重心，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漂移。整体上看，重新建构文学的本质、追问所谓的科学的文学研究方法、研讨文论学科的内部规律、建构科学的文论体系等几乎是20世纪中国文论发展的主题。这些主题不仅伴随了20世纪中国文论学科自草创到成熟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也深度地参与着20世纪中国文论思潮的更迭、演变，并成为其流传和迁移的内在推动之力。从20世纪伊始的社会进化论、经济基础决定论、机械反映论、主情论、人生论、人的文学论到其后的政治意识形态论、阶级论、审美论、人学论、主体论、活动论、生产论、非理性主义文论、反本质主义文论、文化论、重写文学史及文学史的本体、方法论等，20世纪的中国文论不断地实践着、重复着自己在理论立场上的调整和转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中国文论一直在流转中嬗变，在嬗变中突围，在突围中寻找自己的理论归宿，在寻找自己的理论归宿中迷失方向。从积极意义上看，20世纪中国文论一直在创新中游走，但从消极的方面看，这种不断挑战知识的稳定性的各种理论实验最终其实导致了文论秩序上的混乱。在总体性上，20世纪的中国文论的这种嬗变在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时间段中体现尤甚。虽然，时至今日，它们中的某些论见已经时过境迁，甚至也一直因为其鲜明的时代局限性饱受后学置喙，但是，无论非议如何，对其的研究和讨论则是非常必要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没有历史就不可能有现实，没有现实也不可能会有历史，更重要的是，中国文论的历史和现实已经如此，如果我们希望21世纪的中国文论有所发展、有所进步，就必须认真对待20世纪中国文论的历史遗产，因此，研究当代中国文论思潮与流派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论的历史与当下，进而实现21世纪中国文论的学科创新、知识创新、方法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于本书及其作为研究对象的当代中国文论，我们还需要说明的问题如下。
第一，本书的研究对象事实上为当代中国文论中的主要思潮，所以，“何谓思潮”需要我们在此做一简略的说明。就其具体的话语表现来看，思潮显然是一个被学界广为运用且流布甚远的范畴，但是，要清楚地说明这个熟识而又陌生的概念其实并非一件易事。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这个表述或许可资参照，他说：“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相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3]在此，我们暂不论梁启超的这个理解是否科学，但它至少道出了思潮形成的以下构成要件：其一，独思不成潮，一思潮之形成必有相当数量与规模的思考与之相呼应，必须得到社会层面的传播，也就是说，思潮非思想之个像，而是思想之群像；其二，思潮必为有一定价值之思考，且须与时代要求相适应，是特定时期时代要求的折射，所以，思潮往往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识性。在这种意义上，任何一个中国文论思潮的形成，首先应该引起当时学界相当一部分学者的关注、参与、争鸣和讨论，具有一定的规模效应。其次，它必须是与当时的时代相适应的，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学人的文论思考，体现出文论发展中的时代征候和要求，这也是我们在选择讲述对象时所依据的一个重要的择取标准和理论尺度。
第二，20世纪中国文论从外部来看，是一体化的，其在逻辑运转上也基本具备一以贯之的特征。例如，有人提出的现代性，实际上就是一个符合20世纪中国文论逻辑运动上的统一性的范畴。不过，就其内部的共生形态来看，20世纪中国文论的内在机制是非常复杂的，虽然每一个思潮都有着自己的理论诉求，而且这些诉求也确实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在深层次上，它们之间其实却是相互勾连，立体交织，难以完全进行有效的分割。例如，意识形态论与反映论虽然命名不一，但其在理论旨趣上却有着近乎共同的追求，而且，孤立二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会使另一方无从得到有效的阐释。文学主体论与文学本体论、文学人学论之间缠绕也是良多，如阎国忠就曾认为，“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论争不是艺术本体问题的论争，但却隐含着和指向着艺术本体的思考”[4]，更有学者甚至直接指出文学主体论就是“一种以人为文学本体的理论”[5]。而主体论把人作为文学研究的思维中心，提倡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都要以人为本、为中心、为目的，既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拓展，同时也直接为文学人学论的后一阶段的讨论开辟了致思向度。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不仅与人性论、方法论有着多重交织，而且同主体论也有不少的纠葛，如重写文学史讨论的开启者之一王晓明就指出，“其实‘重写文学史’背后有一个‘主体性’的问题”[6]。文学史的本体问题又与文学人学、文化诗学等盘根错节。非理性主义文论则与文学人学论、文学本体论、艺术活动论等之间有着太多的交集。文学史本体论与方法论乃至重写文学史之间也是有着多重的交织与连横。如此等等，均表明20世纪中国文论内在肌理的错综性和逻辑进路的曲折和复杂性，所以，要真正勾画20世纪中国文论的内在脉络的清晰化的显像，自然绝非一件容易的事。
第三，本书既为研究当代中国文论思潮，其研究的对象当然是集中在与现代相区别而言的当代文论领域，但是，何为当代，这也是一个无法说清楚的问题。通常，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一般以1949年这个政治学的地标为界限，此前归于现代，此后则属当代。这种区分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其缺陷在于不仅撕裂了文学发展的整一性，更重要的是，它是以突出文学对政治的过度依附为指针的，这自然会造成对文学自身的品性的无视。在文论研究中，模仿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这种分期做法的观点也时有所见。不过文论界也有学者是从中国文论的性质上来理解当代问题的。如像杨春时认为的那样，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文论只不过是仍然行进在现代性路途中的文论，尚处在前现代状态，所以，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尚且要假以时日，讨论其当代性显然还为时过早。杨春时的看法基本上是一种否定中国当代文论的观点。此外，基于对上述政治标准第一的分割方法的反拨，文论界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真正的当代应当自改革开放始，因为只有到此时，中国文论才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有一个深刻的反思，中国文论在一定意义上也才走向真正的自觉。在此，我们也打算扬弃以1949年为标界这个通常的做法，而从文论的自觉性出发来对中国文论的当代性进行界定，在这种界定的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文论的逻辑起点是在意味着中国政治思想解放的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远在1949年后面的时间节点上，正是如此，我们的研究范畴主要集中于新时期的中国文论。
第四，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国内出版的一些重要的研究当代中国文论的著述中，不少研究者都将研究视域主要集中于对狭义的文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对于文学史理论的问题则多有忽略，这实际上是很不正常的。党圣元在《新世纪文学史理论研究的格局、问题意识及方法范式》一文中就曾这样指出，“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自觉而独立的学科，虽然已有百年的发展历史，而且在观念和方法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步，积累了大量的思想资源，但是关于本学科的理论模式也就是‘文学史理论’或曰‘文学史学’的研究和探讨却一直开展得不够。过去，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很少关注文学史理论问题，各种文学概论或文学理论著作或教科书中鲜有专门讲述文学史理论的章节，则说明文学史理论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尚不能成为一个‘问题’。由于以往的研究中对于文学史学缺乏自觉的理论建构意识，所以至今我们还没有一种较为系统而完整的文学史理论。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文学史学日益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包括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两个领域的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文进行讨论，尤其是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开始有人关注文学史理论问题，另外，我们也不得不指出，截至目前，这一讨论主要集中在文学史观念和方法论两个方面，然而我们知道文学史理论或曰文学史学的义界并不仅仅包含观念与方法这两个方面，其内涵除此二者之外还有许多。如果这种研究讨论仅停留在观念和方法论的范围之内，那么便不可能达到对文学史理论本体进行全面观照的理论学术层面。文学史理论所指述的对象是关于文学史研究的一般性原理和原则，就其性质而言，应该属于文学理论的范畴。”[7]而在新近发表的《论文学史本体》中，党圣元又重申，“以往，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很少关注文学史理论问题，在各种文学概论、文学原理以及其他文学理论著作中，鲜有专门讲述文学史理论的章节，则表明文学史理论在以往的文学理论研究中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8]。我们非常赞同党圣元的观点，文学史理论应该而且也必须进入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来，这不仅对文学史理论本身的健康发展大有裨益，就是对文论自身的完善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把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界关于中国文学史问题的讨论也纳入当代中国文论思潮的论域中来。实际上，文学史理论或问题的论争并非仅是文学史学科的问题，它必然会延伸到文学理论乃至哲学、史学等学科，当然，在学科壁垒不断强化的今天，这种做法是否会得到学界认可，我们尚存疑虑，也有待于学界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但我们的主要意图是在引起文论研究者对文学史理论问题的关注和参与。
[1]吴趼人：《历史小说总序》,《月月小说》1906年创刊号。
[2]参见赖大仁《当代中国文论面临的问题及其理论反思》,《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4]阎国忠：《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
[5]严昭柱：《关于文学本体论的讨论综述》,《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6期。
[6]王晓明、杨庆祥：《历史视野中的“重写文学史”》,《南方文坛》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