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统一战线是政治合作的形式

政党关系是现代民主国家一个至关重要的关系，政党之间的政治合作是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政治力量的整合过程。统一战线在中国就承担了这样的功能。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将统一战线的内涵进一步丰富发展，认为统一战线可以整合的社会政治力量包括阶级、阶层、政党、集团乃至民族、国家，只要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以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和共同利益达成政治联盟。因此，统一战线实际上不仅解决了共产党自身内部的合作，也解决了政党之间的合作，且孕育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政党关系和政党制度。

首先，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前中期的磨砺，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理解和认识更加理性，对如何建立统一战线的思路更加清晰。延安时期，为了抗日的目标，中共主动提出建立国共第二次合作基础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对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发动的三次反共逆流，以及始终不放弃的反共防共政策，中国共产党坚持领导权原则和独立自主原则，依据“孤立顽固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巩固进步势力”的方针，采取联合与斗争的政策，将国共合作从破裂的边缘拉回正轨，巩固和维持统一战线和抗战大局。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树立起清正廉洁、天下为公的新型现代政党形象，“以自身代表国家和民族，首次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中心，成为民族的脊梁，所以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成就就是成为民族性的政党”^[5]，与国民党的腐败和内耗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这为中共领导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其次，在统一战线中，中共始终非常重视对民主党派的统战工作，并取得了重大成效，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中共积极支持帮助民主党派建立发展，为民主党派提供政治指导、组织协助、舆论支持和经济援助，与民主党派联合寻求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路径，与民主党派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不仅有助于推动全民族抗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也使中共与民主党派建立了合作共事的关系，共同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发展。

此外，在探索处理与同盟者之间的关系，在处理党际关系时，中共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内部各党派、各政治力量之间的平等性和民主性，妥善处理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凡与我党共事的党外人员，在法律上是与共产党员完全平等的。”^[6]“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7]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正式的组织机构和活动形式，而是采取遇事协商的办法，这便为后来我们党与各民主党派构建新型的政党关系、建立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积累了经验。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民族一百多年被外族欺凌的历史宣告结束，和平、民主成为人心所向的历史潮流。然而，国民党政府虽宣称将实施宪政，还政于民，但它独占胜利果实的言行，继续一党专政、排斥异己的政策使中国在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又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面对这一新的历史课题，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政治力量开始寻求政治上的解决方案。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努力在构建的统一战线中推进民主政府建设，力求以民主推动抗战。1944年，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联合政府主张，实际上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逻辑发展的结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8]，并表现出建设联合政府的极大诚意，受到各民主党派的支持，但这一推动建设中国政治合作新形式的主张，被国民党政府拒绝，谈判走向破裂。后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经过反复比较考虑，最终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并肩合作。

中共中央1948年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和召开，标志着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党际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初具形态。在此基础上，中共通过人民政协与各民主党派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建立了新中国，开辟了一条经由统一战线、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实现人民民主的独特道路，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竞争性民主的、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合作之路。这条道路“不但符合中国传统政治理念，而且符合中国现实政治国情”^[9]，成为中国政治合作的主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