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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同理心研究历史

两汉之际，表面上的现象是：王莽取代了西汉，且建立了新朝；短短十几年之后，刘秀又灭亡了新朝，在洛阳重建了汉朝，于是出现了东汉或曰后汉。这是我们学到的历史事实。但真正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依据事实追问：为什么王莽能够不费一兵一卒，完全和平地、几乎没有受到阻碍地取得政权？为什么他取得了政权之后，反而引发了普遍的反对？

认识历史时，“为什么”比“是什么”更重要。“是什么”只要照抄留下来的史料就可以了，但要回答“为什么”，必须动用一项特殊的能力——同理心（empathy），它是一种设身处地去想、去感受、去体验的能力。我必须将自己化身为生活在西汉政治社会环境中的人，甚至化身为王莽，才有机会解释为什么是王莽，为什么他是用这种和平的方式结束西汉的。

用这种方式学历史，能给予我们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难得训练。自我灌注了许多想当然在每个人的身体里，会让人不假思考地认定所有人都和自己一样。历史却鲜活地、无从否认地显现给我们看：人是那么不一样，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自己。不摆脱被想当然拘束了的想法和感受，我们就无法进入历史，更无法了解为什么会发生那些事，那些人为什么会做那样的选择。在历史上，无论是刘秀、阮籍、李白、王安石，还是李莲英，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他们都和我们大不相同。要了解他们怎么会成为被记载的历史人物，我们必须先将自我暂时搁置，试着进入他们的情境和心灵里。

我们用这种方法来理解历史，理解历史人物，也就能用这种方法来理解现实，理解周围的人。一个人最痛苦的事，经常来自其最大的盲点，那就是无法与他人沟通。我们以为自己在和这个人沟通，但为什么无法获得真正的了解呢？很多时候，那是因为我们不自觉地认定他和我是同样的人，我说什么话，表达什么意思，他就会按照我的意思，有我预期的反应。但我们错了，从最根本处就错了——他不见得是和我同样的人。只有当我们懂得将自己的立场和角度换作他的，也就是设身处地将自己当作他，我们才能找到真正有效沟通的方法。

再说一遍，历史能给予我们的，不是可直接模仿的行为，而是对更深层的人类心理、人类个性和人类反应的认识，我们能从中积累智慧。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我试图带领大家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方式，会明显地向思想史倾斜。我的本位是思想史的概念，也就是持续不懈地探索事件与人物背后牵涉的思想。一个人脑袋里想的，决定了他外在的行为。行为只是思想的一部分，思想既比行为广泛，也比行为根本。进入观念和价值判断等思想层面，我们才能真正解释历史中的种种“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