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为什么当时宣称有权向其他大陆传播文明和行为规范的是欧洲各国，而非欧洲大陆整体？
——约瑟夫·罗特，1937
欧洲似乎是一个由旧式的国家和传统民众所构成的大陆，但它在很多方面又是崭新的。在震撼的政治变革中，欧洲大陆不断地构造和重塑着自身。诸如普鲁士这样的邦国仅存在于历史记忆的版图中，奥地利、马其顿王国历时不过三代。我的祖母在华沙出生时，那里还是沙皇俄国的领地，奥地利属于哈布斯堡家族，萨洛尼卡则由奥斯曼帝国掌管。曾经，德国的领土直达北极圈，英国统治着爱尔兰，法国则占据着阿尔及利亚；在欧洲范围内，最接近今天民主政体的民族国家是巴尔干半岛的君主国；在欧洲任何国家的成年人，无论男女，都没有普选权；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议会权力超越君主。简而言之，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比如民族国家这种观念的出现，与1914年欧洲大陆旧秩序的坍塌紧密相关。从本质上讲，这种观念是旧秩序崩溃后，欧洲各国一系列内政外交尝试基础上的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动员了6 500万人，其中800万人死亡，2 100万人受伤。这次战争席卷了欧洲大陆4个古老的帝国。捷克历史学家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描绘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欧洲变成了一个“巨大墓地上的实验室”。俄罗斯艺术家伊尔·李斯特斯基（El Lissitsky）写道，世界大战迫使我们审视所有的价值观。德国皇帝遭到流放，俄国沙皇及其家属被处决，陈旧的政治制度成为废墟。在这些废墟的基础上，政治家们向民众许诺：赋予大众权利，动员大众参与，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和人民的国家，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开明的威尔逊描述了一个“因为民主而安全”的世界；列宁希望建立一个从贫困中解放出来的公有社会，消除过去的等级制和剥削制度；希特勒则构想着一个排除异族元素的好战种族，通过纯正的血统和统一的目的，将其驶入帝国主义的命运轨迹中。自由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都视重塑社会、为欧洲大陆和世界创造新秩序为己任。关于现代欧洲走向的意识形态间的斗争，贯穿了20世纪绝大部分时间。
从短期来看，无论是威尔逊，还是列宁，都没能按照他们的理想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遍布欧洲的共产主义革命并没有成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仅限于苏联；自由民主的危机随着另外一个独裁政府的出现而加剧。20世纪30年代末期，国际联盟的崩溃使得德国的权力扩大，希特勒的政权看起来像是欧洲未来的代表。纳粹政权在全体公民中施行的种族福利政策违背了保护个人自由的民主理念；其宣扬的达尔文的优秀种族统治世界的理念则背离了民主观念中平等的原则；其建立一个在德国领导下的经济体的建议，打破了欧洲国家间平等协作、贸易自由的信条。然而，在斗争的过程中，各种意识形态命运变化的速度令人吃惊。20世纪40年代是一个分水岭，纳粹主义的乌托邦达到了顶点，其后则迅速陨落。在其妄图主宰的历史面前，法西斯主义成为第一个被定性为失败的意识形态。
从长期看，其他的原因也佐证着20世纪40年代的重要性。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各帝国、国家之间的战争在欧洲大陆内外达到了顶点，残酷的战争带来的残忍记忆，使欧洲大陆的人们对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感到厌烦。在战争年代，群众运动、军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热潮就已经开始衰退。这些意识形态的信奉者因为愤世嫉俗而消极避世，抑或因为感到厌倦而回归现实。人们开始重新发掘民主的价值——它为个人、家庭留有的私人空间。在1945年结束与希特勒的战争后，民主重新在西方世界焕发了生机，社会责任中的公共意识开始萌发。此时，民主面临的竞争来自东方的苏联，而非西方世界内部。苏联红军在摧毁了纳粹德国的帝国梦之后，将共产主义的苏维埃政权带到了东欧。
在欧洲未来走向的问题上，尽管冷战是意识形态层面斗争的最后阶段，但是至少在欧洲大陆上，冷战避免了真正的战争，这与之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截然不同。尽管危机一直存在，但是总体上讲，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能够做到和平共存。尽管双方都以对方的最终灭亡为目标，但在维持欧洲大陆的和平稳定这一前提下，两种意识形态都接受了对方存在的权利。这两种体系都在为一场不可能真正爆发的战争而武装着自己，并且在公民福利、经济增长和物质繁荣这些问题上相互竞争着。两种体系最初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是只有一种体系证明了其能够适应资本全球化带来的压力。1991年苏联解体，不仅宣告了冷战的结束，也为从1917年开始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纪元画上了句号。
所有的意识形态都习惯于将自己勾勒的乌托邦作为历史的终结，无论是共产主义、全球民主化还是希特勒梦想的千年帝国，都拥有这一共性。它们同时印证着伊尼亚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所描绘的“历史只认同胜利一方的价值观”。人们从过去找寻现实，例如他们认为民主深深地根植于欧洲土壤，因为冷战的结果印证了他们的这一假设。今天我们需要另外一种历史，相比于政治需要，这种历史更贴近现实，它将现实视为前人在各种不确定因素中进行斗争而产生的一种结果。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结束时，民主在欧洲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20年后却名存实亡。尽管1989年被视为民主对社会主义胜利的标志，但是之前如果没有共产主义在战争中打败国家社会主义，这种胜利也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民主对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并非是一种必然，即便在今天，欧洲到底能够建立何种民主的范式依旧没有确定。简言之，我将要讲述的故事是从主流史学的夹缝入手，探求未被关注的线索，而非论述民主胜利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前进性。
意识形态并不能引领历史的发展，它仅仅是信仰和政治行为的一种载体。如果历史没有按照我们预期的规律发展，并不代表它从一开始就欺骗了我们。受挫的共产主义曾经被描述为“短暂的幻象”，但是在“葬礼”上的演讲并不是历史性的分析。1945年之后，法西斯主义也被辩解为一种异常的政治状态：疯狂的独裁者蛊惑他的民众，进而将他们引向厄运。但是，战争给欧洲大陆带来的创伤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几个疯狂的独裁者，欧洲在精神层面的创伤也不能仅仅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精神状态上溯源。无论效果如何，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为解决大众政治、工业化和社会秩序等问题付出了切实的努力；而自由、民主也并非一个万能的答案。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写道：过去被证明是正确的东西，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把它们称为人类的遗产，进而不加选择地加以采纳，也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将被时间淹没的已死的负担，诚如此，其带来的后果是我们无法承受的。
尽管大部分人不愿意承认，但是国家社会主义不仅符合德国，也符合整个欧洲历史的主流。苏维埃政权在改造这个欧洲大陆上因饱受战乱而异常贫穷的国家的过程中，尝试着建立起一个新型的低资产的社会，将这个因战乱而四分五裂的国家整合起来，并且由国家主导，在几年之内加速其工业化进程，这些尝试是一种全盘否定过去的改造方式。纳粹主义则没有显得如此激进，其国内形势更为稳定，并由此走向了对外扩张的道路。纳粹主义带有革命感修辞的宣传下，掩饰的是德国一脉相承的理念和制度。这种以种族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建立，在欧洲大陆上掀起了一股潮流，这种体系仅仅受到了来自欧洲最为发达的经济体微不足道的挑战。但是这个拥有坚实社会基础的国家却选择用武力推翻凡尔赛体系，即便是苏联也未曾采用这种方式。这不仅成了第三帝国在20世纪被视为对民主最大挑战的原因，也是欧洲民主观念内容发生变化的原因。20世纪30年代，民主的观念按照纳粹宣扬的方式进行了实践。
我们也需要用另一种视角来审视20世纪，即相较于法西斯主义，我们应该给予共产主义更多的关注。马克思史学，以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极端的年代》（Age of Extremes）为代表，弱化了法西斯主义的地位，认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才是主线。如果我不选择这种史学观念，那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共产主义对民主的重要影响，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对民主的威胁更大，因此这种影响是直接体现的。从一个更为本质的角度讲，20世纪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真理，即政治并非经济的附庸，我们应该从一个严谨的视角去审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非将这种分歧简单地视为不同阶级利益斗争的产物。换言之，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
确切地讲，纳粹宣扬的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因此经过种族净化的德意志帝国需要进行一场战争来证明这个假设；同时这个虚构的世界对欧洲民主也是一个潜在的噩梦：纳粹为自身冠以帝国主义的头衔，而将欧洲其他地区视为非洲。纳粹宣扬的这种新秩序在1945年之后被人们迅速遗忘。博洛尼亚的城市议会熔化掉了墨索里尼骑在马背上的青铜塑像，将其重铸为两位贵族出身的游击队员雕像；法国盛赞反抗维希政府的经历，而奥地利则无中生有地将自己宣传为纳粹德国的第一个受害者，并建立了“为奥地利自由而奋斗”的反纳粹纪念碑。这些都是欧洲各国从历史中发掘出来的故事，它们选择性地忽略了不美好的记忆，而将民主自由的胜利视为一种必然。
保证欧洲文明优势地位不受损害的代价，就是要不停地重新勾画思想上的边界。所谓的欧洲共同体完全忽视了欧洲大陆一半的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前欧洲的概念相当于今天的西欧，东欧只能绝望地宣称自己位于欧洲的中心，来宣示自己脱离了野蛮。这种地域划分的习惯直到今天还存在于西欧人的观念中。一流的英国历史学家认为波斯尼亚战争是“只有人类学家才能理解的原始的部落战争”，他们更倾向于将南斯拉夫划入野蛮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范畴，而耻于与之并列于当代欧洲。即便是20世纪战争带来的惨痛经历，也没能改变欧洲人自欺欺人的心理。
我将个人对欧洲的地理观念定义为实用主义。本书的重心，是欧洲内部的事件和斗争，而非欧洲的国际地位。当然我们不能脱离欧洲海外帝国主义这一背景来研究希特勒在欧洲大陆的野心，也不能在冷战研究中忽视美国的存在。苏联这一欧亚大陆上最大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欧洲的关系若即若离。因此欧洲在实际边界的划分上具有弹性。东欧的历史不是西欧的分支，巴尔干半岛的地位亦不亚于斯堪的纳维亚。
像往常一样，我对欧洲地理划分持不可知论的态度，将令关注政治、宗教和文化地理边界的争论者以及那些组建欧洲共同体的信徒感到失望。但这与围绕着“欧洲”这一不明确概念的现状相吻合。法西斯主义，相比于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是一种更为欧化的意识形态，其信条不仅明确地反对美国所倡导的民主自由，也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所引领的共产主义。随着冷战的结束，“欧洲”概念含糊不清的状况也未得到解决，它究竟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还是苏联西部的领地？这两种定义都难以反驳，亦难以令人信服。欧盟可能是欧洲未来的发展趋势，抑或是欧洲自欺欺人的延续，但是目前这还无法证实。考虑到欧洲分化的历史及其不确定的现状，我们应该抛弃形而上的观念，放弃寻找一个不可知的欧洲的努力，相反，我们应该找寻欧洲本来的样子。
最终需要回答的，也是这段历史的核心问题，即整个欧洲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指引人们的行动，引领机制的变革，指导政策的制定以及巩固社区、家庭及个人之间的联系。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1954年写道：“每一种社会秩序都是一种潜在解决问题的方式，这种问题并非涉及科学，而是关乎人类共同的生活。民主所需要的微妙艺术，是否还适用于欧洲大陆？人们是否仍旧保留固有的价值观？”阿隆提及的“关乎人类共同生活”的问题，将是本书的主题。当然，面对阿隆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也必须自省，什么才是欧洲固有的价值观？民主只是其中的一点，而其他的价值观也是客观存在的。20世纪的欧洲历史就是这些价值观相互斗争的历史。
在此我由衷感谢那些对本书提供帮助的学者。我同时感谢在英国大学的艰难岁月中，帮助过我的那些机构和个人。这本书是在苏塞克斯大学独特的氛围中写作而成的，我也要感谢欧洲研究学院的学生与同事们，以及历史系和国际关系系的团队，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尤其是克里斯托弗·索恩、阿拉斯代尔·史密斯、奈吉尔·卢埃林、罗德·凯德温、约翰·劳尔和帕特·塞恩。
同样感谢鲍勃·康纳、肯特·马利金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国家人文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给予我开展这项研究的机会，以及伯格基金会（Annenberg Foundation）为我提供的资金支持。我非常感激普林斯顿大学希腊研究项目和迪米特里，他们为我提供持续的帮助；感谢维也纳人文学科研究所（Institut für die Wissenschaften vom Menschen in Vienna）让我在安静的环境下完成这本书的撰写；感谢芭芭拉·波利蒂和瓦尔特的热情帮助。这本书的部分材料出自《代达罗斯、外交和治国方略》（Daedalus and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我在此感谢编辑们允许我在这本书中使用这些材料。
德布在这本书的写作之外给予了我信心。她、尼科斯、戴维·莫泽尔、迈克尔·平诺克、吉安、帕特·塞恩、约翰·汤普森和约翰娜·韦伯给予了我鼓励和支持，对我的工作提出了很多修改建议。我父亲的回忆录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彼得·曼德勒给予我珍贵的友谊，不仅限于学术方面。史蒂夫·科特金给我提供了很多前期的成果，并且让我利用它们。我衷心感谢这些人。这本书献给我最了不起的祖母鲁斯·谢弗以及我深深怀念的爷爷，弗鲁玛和马克斯。20世纪欧洲的故事，也是他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