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产品内分工体系的稳定性研究
一、分工体系稳定性的理论渊源
一个分工体系是否稳定，取决于这个体系所面临的风险。分工虽然能提高经济效益，但随着分工程度的提高，整个分工体系的不同参与者之间的信息更加不对称，互相依赖程度也不断提高，系统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增强。风险和不确定性成为分工体系不稳定性的来源。目前，关于分工体系稳定性的研究，主要从分工体系面临的风险角度进行研究。总结起来，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分工面临的风险。
1．信息不对称
社会分工专业化水平提高以后，不同参与者的信息构成整个社会的庞大信息量，而每一个参与者对这些信息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二者之间会有差别。对于决策所需要拥有的信息不完全就会引发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会引发机会主义行为，造成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样会带来交易失灵或增加交易成本（杨小凯，2002）。
国内学者王长元（2000）较深入地探讨了分工与风险之间的逻辑关系。他认为，伴随分工演进与发展过程，效率与风险始终并存。随着分工不断深入，带来效率的增加，但同时风险也在增加。专业化的不断提高虽然可以提高效率，但是同时也增加了分工各主体（交易各方）的相互依赖程度，一旦有某些分工主体出现波动，其他主体也面临风险。同时，当分工水平越来越高、越来越深入，不同参与者的个体信息也越来越多，整个社会的知识量会迅速扩大。虽然整个社会的知识量大量提高，但是个体知识量相对减少，会形成信息不对称问题，进而引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2．资产专用性
一般而言，分工与专业化程度提高以后，参与者所用的资产专用性程度也会提高，交易双方匹配容易失灵，也会引发风险和不确定性（Klein,1978;Bonus,1985；威廉姆森，2004；盛洪，2006）。根据威廉姆森的看法，资产专用性越强，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越高。市场交易费用的提高源于垄断的压力、违约风险和市场波动：资产专用性越强的企业，其重置成本就越高，此时买方的市场垄断能力越强，生产者受到的压力就越大；再者资产专用性越强的企业调整生产方向的自由度越小，它将随时面临需求波动引起的资产调整风险；若交易处于双边垄断的局势，则双方都会面临中断交易的违约风险。Richardson（1960）通过研究交易双方对资产的共同产权控制的程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如果该程度很低，为防止事后“勒索”，有风险的一方会选择生产率水平低但容易流动的分工类型。这其实就是一种与资产专用性有关的损失或风险。
3．协调失灵
当分工与专业化水平提高以后，参与的各主体之间依赖性会越来越强，如果不能有效协调交易双方的关系，也会给分工各方带来风险，从而引起不同方经济利益的折损（布坎南，2002; Yang & Wills,1990；杨小凯和张永生，2003）。协调失灵是指由于参与交易各方不能协调其他方的行动，引起整个分工均衡时的效率低下，损失交易各方的利益（托达罗和史密斯，2009）。因此，分工的结果有两面性，虽然能提高经济效益，但也增加交易风险。一旦交易失败，就会带来经济损失。Yang和Wills（1990）认为分工是由不同环节的参与者高度依赖的生产组织，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体系中的其他参与者就都会受影响，严重的就会导致整个经济系统的失灵，引发经济危机。并且，分工和专业化水平越高，需要交易的次数就越多，总的风险会大大增加（杨小凯和张永生，2003）。
4．其他理论
也有学者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来研究分工的风险与不稳定性问题。如陈平（2002）借鉴控制论、物理学里面的生态约束下非线性动力学系统的稳定和演化理论，来解释劳动分工的起源和制约。他认为“劳动分工发展的复杂性和社会演化的不对称性，可以用开放系统下生命有机体的自组织过程来理解”。分工系统同样存在“稳定性与复杂性之间的此消彼长”。随着社会分工与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分工系统越来越复杂，系统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系统结构的稳定性会随之减弱。但是生物学家不这样认为。从现有的生态系统发展的结果来看，社会系统是从简单逐渐走向复杂，这就说明复杂的系统应当比简单的系统更稳定。从进化论来看也如此。
二、产品内分工体系稳定性的相关研究
目前，直接从国际或区域分工角度研究产品内分工体系的研究较少。但是，产品内分工从管理学角度来讲就是供应链全球化，而管理学领域关于供应链稳定性的研究比较成熟。因此，接下来分别介绍管理学领域关于产品内分工稳定性的研究——供应链稳定性的研究，以及国际或区域经济学领域对此问题的研究。
（一）供应链稳定性研究
供应链的不稳定因素来源于企业面临的风险，因此，供应链稳定性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关于供应链风险管理的，包括供应链风险的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预警、供应链风险规避等。
1．供应链风险的识别
风险来源于不确定性，供应链的风险主要来源于信息的扭曲和需求的不确定性和。早在20世纪60年代，Forrester研究了由于需求不确定性和信息扭曲引起的“牛鞭效应”（Bullwhip effect）：需求的波动在传递中会有放大效应，这种放大是沿着供应链向上游企业逐级进行的。后来，学者Lee Hau, Sterman, Frank Chen, Towill等对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Lee Hau等（1997）认为“牛鞭效应”是由于系统参与人为响应需求变化、降低生产成本引起的，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所做出的理性行为。Sterman（1992）则认为对反馈信息的错误理解和参与人的非理性行为导致该现象的产生。Towill（1996）等学者则采用控制系统工程的方法研究了如何度量“牛鞭效应”。
其他学者按照不同的标准给供应链面临的风险进行了分类。一类基本按照风险来源是来自企业内部还是外部来区分的。如Richard Brenehley（2003）将供应链风险分为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其中，内部风险又具体包括财务风险、治理风险、运行风险和产品市场风险。外部风险具体包括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环境风险、社会风险和法律风险。Helen Peck（2003）将其分为环境风险、节点企业风险和供应链网络风险。Kleindorfer（2005）则将其分为两类：正常活动中断导致的风险以及供应与需求协调失灵导致的风险。
第二种是以生成的风险特征为依据进行划分。如Hallikas等（2004）按照供应商网络结构将供应链风险分为：市场需求不足、订单履约差错、成本管理和定价以及应对缺乏适应性。市场需求不足指供应商对上一级供应商的需求判断不准确导致太低或不恰当的需求。订单履约差错指在旅行客户交货任务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对缺乏适应性是因为企业在变化或发展户所进行的投资本身携带风险。供应链中的每个企业的投资是以自己的视角与目标而非原始设备制造商的期待来进行。Peter Finch（2004）将供应链风险分为人为风险、信息风险等。国内也有不少学者遵循此类分析方法。张炳轩和李龙洙等（2001）则将供应链风险定义为技术风险、利润分配风险、合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等。徐红晖（2003）将供应链风险分为管理因素和自然灾害两种。桑圣举、王炬香和杨阳等（2006）则认为供应链的风险可分为契约风险、信息风险、合作风险、道德风险以及外部环境风险等等。
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对供应链风险分类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缺乏统一逻辑框架，相互之间仍存在交集，并未形成一致观点。
2．供应链风险评估
供应链风险的评估主要指如何度量供应链的风险。一类是从风险发生的概率角度进行度量。从这个角度的度量方法有评分法（Prater,2001）、概率统计法（Hallikas,2004）。国内学者赵棍和刘永胜（2009）则构建了基于合作风险、自身风险和系统风险的三维评价模型。但这些评估方法比较单一，没有对整个供应链系统风险进行评估。另一类是度量风险确实发生变为危害时导致的后果。如Crockford（1986）, Micthell（1995）以及Willimas（1998）等，他们认为不能光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大小度量供应链风险，还应该结合风险转为危害时导致的后果来度量，也就是同时考虑二个维度的度量方法更合理。国内学者对供应链风险的评估侧重于评估方法的研究。刘嘉和吴志军（2005），舒良友（2007），马林等（2004）对基于供应链风险的制造商、供应商面临的风险进行了评估。而张彦如、陈敬贤（2008）则利用模糊理论从系统上、整体上评估供应链风险。
3．供应链风险预警
供应链风险预警机制是指事前监测和控制供应链风险的一种监管办法。目前关于供应链风险预警体系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关于供应链风险预警体系结构研究（如楚杨杰，2006；刘永胜、杜红平，2006；梁燕华等，2006）、供应链风险预警评价方法研究（如Tae Yoon Kim和Kyong Jooh,2004; Juliana Yim,2005；马丽和张光明，2008；刘晓明，2008；等）、供应链风险预警策略研究（如雷战波、袁彩燕和刘二鹏，2004；赵吉博，2005；等）。
目前供应链风险预警体系的研究还只是在理论阶段，但对其系统的管理理论研究还不太深入，在实际运作中并没有建立起有效供应链风险预警机制。
4．供应链风险的降低与规避
供应链存在风险，研究风险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或规避风险。如何减低或规避风险一直是供应链管理领域的热点。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是关于需求波动和信息扭曲引起的“牛鞭效应”的解决办法。关于“牛鞭效应”，学者们基本认为采取销售数据信息共享、交换库存信息等措施能够有效地减少“牛鞭效应”，但不能完全消除该效应。如Frank Chen等（2000）构建了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构成简单的两级供应链，通过分析指出共享用户信息能够大大减少“牛鞭效应”的影响，但不可能完全消除。美国供应链管理专家David Simchi-levi, Philip Kaminsky, Edith Simchi-levi等（1999）分析了牛鞭效应产生的原因，还给出度量该效应的方法，提出了消除其负面影响的措施。
二是关于供应链合作关系的研究。供应链上各企业的稳定合作能有效降低风险，如何维护稳定的企业合作关系呢？一是维持稳定的战略联盟关系。Yoshino和Rangan（1995）认为目标明确、保持独立、共享利益、拥有核心资源等条件的满足有利于维护战略联盟的稳定关系。Bimbirg（2002）则认为回报的对称性、绝对与相对投入的程度、双方的信任程度等会影响战略联盟的稳定性。国内学者单泪源和彭忆（2000）则利用博弈论对战略联盟的稳定性进行分析。认为盈利结构是影响战略联盟的重要因素。二是增加各企业签订的合同的柔性。美国学者Yehuda Bassok和Ravi Anupindi（2005,2008）对合同设计中的柔性提出了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方法，如最低购买价值数量合同、带期权的分期承诺合同等，这些合同的创新点在于将数量柔性作为一种商品，使得供应商和采购商共享合作利润和共担风险。三是建立供应链风险管理的系统模型。如Lonsdale（1999）提出了管理供应链垂直关系的外包风险管理模型。Lindroth（2004）提出了三维供应链风险初步分析框架。Peck（2005）提出了四阶段的供应链风险管理框架，强调对供应链风险范围和构成要素的鉴定。Hallikasa（2004）则将反馈机制纳入风险管理的范畴。
应该说，管理学中关于供应链稳定性的研究比较成熟，从研究视角来看，基本是基于供应链中涉及的企业的视角，比较少从整个系统整体的角度去研究。而且，对于当前区域或国际上愈演愈烈的全球化供应链的研究比较少。全球化的供应链与境内供应链以及区域性跨境供应链相比环境更复杂，面临的风险因素更多，风险的预警、控制和管理会更加困难。这是未来有待逐渐深入研究的领域。
（二）产品内分工体系稳定性研究
供应链的全球化是产品内分工引起的，供应链的稳定性理论是从管理学角度分析企业进行供应链风险管理而言的。目前，关于产品内分工体系的稳定性的研究相对于管理学角度的供应链稳定性的研究而言是比较贫乏的。
在跨境产品内垂直专业化分工下，供应链的节点企业分布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不同企业受到的影响从宏观来看就会通过一国或地区的进出口部门从而影响到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当整个产品内分工体系不稳定时，这些节点企业所在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也会面临波动。在产品内分工中，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供求交易体现为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地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中间产品进出口贸易关系，因此，产品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面临的不稳定因素是通过贸易在一国或地区与他国或地区之间传播的。
目前，关于产品内分工体系稳定性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垂直专业化分工（产品内分工的另一种描述）引起的分工体系的不稳定。垂直专业化分工引起经济波动的研究起源于贸易对经济冲击的跨境传播的研究。因为传统理论最开始研究的是双边贸易额与经济周期之间的联系。Kindleberger（1962）和Meltzer（1976）最早发现了双边贸易额与经济周期协同的关系。后来很多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关系。比较有名的有Frankel和Rose（1998），以及后来的学者如Clark和Wincoop（2001）, Baxter和Kouparitsas（2005）, Calderon、Chong和Stein（2007）等等。但是这种关系背后的机制却一直没有被解释清楚。不仅如此，Kose和Yi（2001,2006）提出了一个“贸易—协同之谜”（a trade-comovement puzzle）：标准的国际或区域经济周期模型并不能说明贸易与经济周期协同之间的关系。至此，很多学者开始试图寻找这种关系背后存在的机制。
随后的研究几乎都无一例外的考虑到了垂直专业化（也称纵向联系）的作用。Kose和Yi（2001）修正了标准的Backus, Kehoe和Kydland（1995）国际或区域经济周期模型，引入了一种简单的垂直专业化形式。但是，由于资源会从生产率低的国家或地区向高的国家或地区转移，提高贸易强度对经济周期的协同的正影响是无效的。后来Kose和Yi（2006）继续扩展了这个模型，他加入了“第三方国家或地区”，但是这对于解决“贸易—协同之谜”帮助依然很小。
2008—2009年全面爆发的金融危机期间，世界实际贸易值下降15.8%，世界实际GDP值下降3.7%。全球贸易的大幅度下降引起了人们对于垂直专业化分工影响贸易“崩溃”（collapse）的关注，同时，也让一些学者继续深入的考察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在传播经济波动时的关键影响。学者们的研究观点总结起来主要为两点：一是垂直专业化分工使得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的冲击产生放大作用；二是垂直专业化分工会加强贸易与经济周期协同之间的正向关系。
1．垂直专业化分工使得金融危机对全球贸易的冲击产生放大作用
较早关注到垂直专业化分工会引起冲击对贸易的放大作用的是Deardorff, Cheng和Kierzkowski（2001），他们通过亚洲金融危机中垂直专业化分工引起贸易的变化发现，垂直专业化分工网络虽然可以有效提高生产效率，也存在潜在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引起贸易的信贷成本上升导致的，一但危机爆发，贸易信贷融资成本上升，贸易额就会大幅度下降。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更多学者关注到这个问题。Rudolfs Bems, Robert Johnson和Yi K.M.（2009）认为垂直专业化提供了一个真实的冲击传递机制，这种传递机制有助于引起贸易的广泛下降。垂直专业化传递机制是复杂的，在以下方面它可能帮助产生大规模广泛的贸易崩溃：首先，可能会出现国际（或区域）生产链的再国有（或区域）化（可能是由保护主义引发的）。其次，不断增长的垂直专业化意味着更多的跨境交易会在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发生。如果这些阶段的替代弹性很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受到的冲击会被迫迅速传递到其他生产阶段所在的国家或地区。第三，如果需求冲击集中于垂直专业化的产品领域，贸易对于需求的变化是高度敏感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国际或地区间投入—产出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Bems和Johnson等（2010）也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下的纵向联系能够潜在的放大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全球供应链被打乱，因此，与生产相关的更少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生产变得去垂直化，贸易对负向冲击的反应与标准贸易渠道相比可能会被放大。而且，一定程度上冲击非对称性地作用于更多纵向联系的产业（行业），这样贸易对于冲击的反应也会被放大。Ferrantino和Larsen（2009）, Athukorala, Kyoji和Yuan（2009），以及Giovanni和Levchenko（2010）, Johnson和Noguera（2011）, Bems, Johnson和Kei-Mu Yi（2011）等，他们的研究结论也基本支持上述观点：即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越高的部门，受到外部冲击时贸易萎缩得越严重。
2．垂直专业化分工会加强经济体之间经济周期协同关系
关于这个结论，细分起来，又可以解释为两方面：从国家或地区层面来讲，两国或地区之间垂直专业化水平越高，经济周期协同性越强；从部门层面来看，同一国家或地区不同部门在面临危机冲击时，垂直专业化水平越高的部门受到的冲击越大。Burstein、Kurz和Tesar（2008）发展了一个国际或区域经济周期模型，该模型演绎出垂直专业化生产共享的贸易程度与国际经济周期协同之间的正向联系。他还利用美国跨国公司与其海外附属机构之间的1990—2006年的贸易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那些参与与美国之间垂直专业化生产更多的国家或地区表现出与美国制造业产出有更紧密的相互关系。更多的研究是针对行业（或部门）层面的。Julian di Giovanni和Andrei A Levchenko（2009）利用行业层面（或者称为部门层面）的生产和贸易数据来检验通过国际或区域贸易影响经济周期协同的各种渠道的重要性。Levchenko A A等（2010）研究了美国贸易受危机冲击的情况。通过细致的行业分析，他发现，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程度越高的部门或行业，产出和贸易萎缩程度越高。
上述研究主要是从实证角度检验了垂直专业化程度对经济周期传导的关键作用。理论方面的贡献者主要是Burstein、Kurz和Tesar（2008）。后来又有些学者想从理论模型角度证实这个结论的存在，效果均不是很理想。如Costas Arkolakis和Ananth Ramanarayanan（2009），在Backus等（1995）的国际经济或区域周期模型里引入了生产者的异质性，发展了两阶段生产模型。在每一个阶段，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垂直专业化程度是内生的。每个国家或地区都需要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投入品来生产出最终产品。由于国家或地区之间货物（产品）贸易范围更广泛时这种联系更紧密，因此，这种垂直专业化为模型提供了一个说明更高的贸易与更密切的经济周期关系之间的潜在机制。他首先考虑了完全竞争情况，如Eaton和Kortum（2004）的李嘉图模型一样，但数据检验不支持模型的结论。他又引入了不完全竞争模型，该模型源于Bernard、Eaton、Jensen和Kortum（2000），允许不同生产者的效率差异。在这个模型里，效率差异会引起可度量的生产率差异。该模型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均支持该结论——垂直专业化更高的部门贸易与经济周期之间关系更密切。Chin-Yoong Wong和Yoke-Kee Eng（2012）提出一个贝叶斯估计的考虑非连续交易的中间产品的两经济体三阶段新凯恩斯模型，并利用9个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生产和贸易数据进行实证，但是实证结果与理论模型演绎的结论不相符。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对生产与贸易中的垂直专业化的不合适的形式规定造成的。
三、文献简评
从以上关于产品内分工体系的稳定性研究论述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直接论述分析产品内分工体系稳定性的文献较少，但是，在管理学学领域，关于产品内分工引起的不稳定性的研究是比较成熟的，从供应链的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预警、风险规避等各个角度都有研究。但是，管理学关注产品内分工体系的不稳定性主要是从企业的微观角度，考察供应链上每个企业如何进行风险管理控制，将损失降到最小；而较少从整个供应链系统的角度来分析不稳定性。在分工领域，从分工体系的角度去看，如何维系一个分工体系的稳定运行？需要具备什么条件？现有产品内分工体系面临哪些不稳定因素？这些不稳定因素会对分工体系的运行以及涉及的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对于产品内分工体系中的每个国家或地区为维护经济稳定应该采取哪些措施……这些都是需要继续深入考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