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意义：农民与国家的现代化

中国是世界上的一个早熟国家。早在秦朝就建立了完善的郡县制，国家通过田赋、劳役等手段影响着农民的生产、生活。但总体来说，农民的经济是独立的，身份是自由的，这一点不同于封建时代的西方，那时西方的农民高度依附于农奴主，在身份上是不自由的。在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的多数时期，“王权止于县政”，县以下基本上依靠乡绅治理，可以说乡村基本上是自治的。正如韦伯所说：“城市是没有自治的品官所在地，乡村是没有品官的自治区。”因此，这时农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疏离的，多数农民“只知有宗族，不知有国家”，国家政权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是阻隔的，正如黄仁宇所说的“潜水艇三明治”结构，这一结构阻碍了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上层政权无法有效从下层人民中获得支持的力量，而西方随着现代国家的成形，国家政权可以从底层民众那里获得合法性和力量，从而使得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因为落后不断挨打，亡国灭种的压力，逐渐催生了国人的国家意识，也迫使先进的中国人探寻落后的原因，从“器物”（武器）层面一直追溯到政权的层面。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清王朝被迫实行变革，然而，羞羞答答的渐进改革由于缺乏诚意和不能满足国人急切求变的欲望，再加上上层王室的衰微和激进思想的传播，随着武昌的一声炮响，改良最终让位于革命。革命正如童话中魔瓶里的魔鬼，一经放出就很难收得回去。因此在此后近半个世纪里，中国一直是刀光剑影，军阀们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不断变幻着大王旗。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志于统一全国，两者系出同源，都属于列宁式政党。然而前者得到了城市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而后者的政治主张从一开始就为新兴资产阶级所恐惧，在城市里共产党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国民党所挤压，最终几乎彻底退出城市，然而，祸福相依，正是从城市的退出，使得共产党从偏僻的农村寻找到新的生存空间，也找到了自己的力量来源，这就是当时占中国人口90%的农民。共产党没有任何的资本，但通过土地革命这一利器，剥夺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从而为自己找到了最坚定的支持者。共产党以农村为起点，从偏僻的乡村一直走到天安门。

通过土地改革以及随后的合作化运动、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中国广大农民彻底被国家化，被整合进庞大国家机器之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打通了国家政权与底层农民的联系。这既是中国建设现代国家所需要的，为快速工业化，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条件，但是也使农民失去了经济地位的独立，进而在人身关系上只能依附于国家，其代价也是沉重的。

国家通过政党下乡、政策下乡、宣传下乡等一系列严密的政策、组织、制度安排，动员、组织、规制农民群众，逐步将其一步步地纳入国家体系，总体来说，由于强大国家机器的存在，农民处于被动的地位。但是，农民也是有主观能动性的，对于那些他们认为符合他们利益和愿望的政策他们是积极欢迎、主动参与；对于一些有疑问、拿不准的政策，他们是徘徊观望、走一步看一步；而对于那些确实不符合他们利益的制度安排，他们则或消极或积极去抵制、抗争。农民对国家的回应虽然总体被动，但其随着时间累计而形成的力量却非常巨大，可以说一部当代史的制度变迁史正是国家与农民之间冲击与回应的历史，它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走向，也影响着当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正如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评价马来西亚农民的抗争所言：“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形成的珊瑚礁一样，大量的农民反抗与不合作行动造就了他们特有的政治和经济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农民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政治参与感。打个比方说，当国家的航船搁浅于这些暗礁时，人们通常只注意船只失事本身，而没有看到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行动的大量聚集才使失事成为可能。”同样，中国农民也因其庞大的数量和异常坚韧、勤劳、理性的品质，给国家带来了更有力量也更具根本性的影响。

然而，这一冲击与回应的过程远未结束，甚至离真正的高潮还很远。它将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相伴随，直至农民取得完整意义上的同等公民权利之时为止。这个过程相当漫长，但也相当紧迫，因为农民虽然有足够的耐心，但等待和回应的过程也许并不平静，有时还不免有惊涛骇浪。所以，对于国家来说，适当的风险意识以及急迫感是必要的。从建设现代国家的高度，从宪政赋权的高度，畅通农民的表达渠道，积极回应农民的愿望和需求，逐步赋予农民平等的公民权，以维护他们应得的权利和利益确实至关重要。

农民工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现阶段以及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的一个重要关系。我国真正的改革开放是从包产到户开始的，包产到户并非来自庙堂的顶层设计，而是来自底层农民的创造。在大集体时代，农民为了能够吃饱饭，在体制内社员与干部共谋采取了诸如瞒产私分、扩大自留地等手法。而自留地丰产的实践激发了农民的想象力，进而寻求包产到户。可以说“包产到户所以成为农民的选择，在开始阶段，本是出于一种规避风险的意识。经过一段群众与领导的博弈、互动的过程，终于演变为新的经营体制”。包产到户的广泛实行，使得农民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人民公社体制也就随之解体，农民也就获得了人身自由，使得农民的流动成为可能。而随着对外开放的实现，国际资本也为中国充裕的劳动力、低廉的劳动成本所吸引，纷纷来华投资办厂，直接促成了农民打工潮的形成。

一个现代国家、一个进步的社会的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应该是国家不断回应公民的愿望，不断调适国家的制度来满足公民的需求与愿望的。正如彼得·雷森伯格所言，Citizenship的传统“是公共的善一直都不得不与私人的善讨价还价和妥协退让的历史”。可以说，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一直得益于农民的“生产力暴动”，而值得庆幸的是，国家虽然有时并不情愿，但总体来说还是基本能够顺应农民的愿望和需求的，在“且战且退”的状态下，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回应农民的需求的。当然，有时也以积极的态度回应农民的愿望。比如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这样说：

现在，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开通，群众正在前进。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少同志对这一历史性变革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某些上层建筑的改革赶不上经济基础变化的需要。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农民已经高涨起来的积极性就可能重新受到挫伤，已经活跃起来的农村经济就可能受到窒息。

文件中就严厉批评了一些干部不能适应形势要求，认为这种上层建筑的改革赶不上经济基础变化的需要的现状可能会挫伤了农民高涨的积极性。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央的许多政策都是对农民创造的一种承认，或者说是一种“让步”。据统计，在从1982年起到2008年的10个涉农一号文件中，“允许”一词达38次之多。另外，同样表达对农民创造承认的词“可以”有87处。

在农民工问题上，这一特点表现得特别明显。如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历史看的话，韩长赋（2007）认为农民工政策经历了从“自由迁移”到“严格控制”、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从“消极应对”到“积极引导”三个大的制度变迁。如果不想追溯到第一个30年，而从第二个30年来研究农民工的政策变迁的话更有意义一些，因为真正的大规模的农民工的出现并对中国的发展造成真正的影响正发生在这30年。这30年里农民工经历了从“盲流”到农民工、“产业工人的主体”、“新市民”等角色标签的转换，这反映了他们的地位重要性的变化，也反映了国家对他们的重要性的认同。当然，这一切的改变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农民工地位的改变的过程也正是他们为争取、维护自身利益不断抗争的过程，也许这个过程并不激烈。

然而，除了抗争与冲突之外，在某种程度上说农民工和国家之间是合作者之间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一者改变另一者的单向度关系。有人说，有什么样的国家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反过来，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正体现了国与民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同构关系。现代国家的成长、公民社会的形成实际上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在这里，笔者提出一个“国民同构现代国家”的框架，这里的国指国家，这里的民指的是农民，具体在本书主要指农民工。国和民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虽然两者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但两者之间互相需要、互相依靠，在两者的磨合与调适的过程中，双方也在不断地改变自己，国家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定位和姿态，逐步放弃过去那种行政命令、价值观先导、以管理为职能的自负治理模式，而逐步选择市场引导、利益导向、注重沟通、管理与服务并重的友好型“善治”模式。而农民工也在不断改变着自己，从过去的麻木、愚昧、被动、自利、缺乏权利意识到积极参与、努力向上、崇尚责任转变。可以说，农民工的城市化的过程也是“一场文化、知识的启蒙运动”，农民工逐步摆脱鲁迅所痛恨的“看客”心态，不再是自外于中国成长现场“黄鹤楼上看帆船”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亲历者、推动者，他们观念的转变，现代意识、独立意识、参与意识的形成，也正是一个现代国家所需要的。可以说，农民工在改变着国家、国家也在改造着农民工，双方共同进步，共同推进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

亨廷顿认为“城市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农村革命的一种替代”。著名三农问题学者徐勇也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三农问题非常严重，但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其重要奥秘就是农民流动”。写作《中国农民工调查》的魏城认为1840年以来中国最重大的变迁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因为这一进程虽“未曾经历改朝换代，未曾闪现刀光剑影，但其意义却极为深远，因为只有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态的变化，才是最为深刻、最为实质的变化”。这一和平的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转移过程，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极大地改变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进程。

本书把研究的重点聚焦于广大的农民工，有几个考虑：一是这个群体庞大，截至2014年底已达2.74亿人，而且基本都是青壮年劳力；二是集中呈现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矛盾比较集中；三是农民工不仅影响着中国的现在，也必将影响并改变着中国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