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笔端肤寸，膏润天下”

——刘禹锡对传统诗论的引申与发挥

刘禹锡论诗多及形式，这表明他对形式问题的重视。但重视形式，并不意味着偏废内容。事实上，刘禹锡对诗歌内容方面的问题，不惟时见论及，且亦独具卓识。诚然，他并没有高倡“汉魏风骨”，更没有像白居易那样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但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却也鲜明地表现出追步汉魏的倾向和“为时”、“为事”而作的精神。无妨认为，刘禹锡论诗多及形式的原因乃在于：“四海齐名白与刘”，既然同时且齐名的白居易已经系统、详尽地阐发了诗歌的现实主义原则，那么，为求互相发明，刘禹锡便着重论述诗歌形式方面的问题，以作为对白居易诗论的必要补充。这是首先应当说明的。其次，刘禹锡在论述内容方面的问题时，往往诗文并提，或以文概诗。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对诗文的形式要求是各异的，应当“分而论之”；对诗文的内容要求则是相同的，可以“混为一谈”。那么，对诗文内容方面的问题，刘禹锡究竟发表了哪些值得我们重视的意见呢？

其一，刘禹锡从现实主义原则出发，充分肯定了诗文的社会作用，反对“乐垂空文”，不重内容。《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云：

呜呼！咫尺之管，文敏者执而运之，所如皆合。在藩耸万夫之观望，立朝贲群寮之颊后，居内成大政之风霆。导畎浍于章奏，鼓洪澜于训诰，笔端肤寸，膏润天下。

刘禹锡认为，无论“在藩”、“立朝”、“居内”，诗文所能起到的作用都是不可估量的；从咫尺之管中流溢出的膏汁，可以使普天之内都得到滋润。这实际上是对曹丕《典论·论文》中“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说法的形象化阐释。而诗文要能经世、辅时，就必须有切实可行的内容。所以，刘禹锡又说：“古称言之必可行，非乐垂空文耳。”他还指出：

古之为书者，先立言而后体物。贾生之书首《过秦》，而荀卿亦后其赋。

这里，刘禹锡把文章分为“立言”、“体物”两大类。立言之文以讽喻劝惩为宗旨，如贾谊的《过秦论》；体物之文则以铺采摛文为能事，如荀卿的辞赋。刘禹锡认为立言之文比体物之文更为重要。所以，贾谊在编集自己的作品时，将《过秦论》冠之于前，荀卿则将辞赋系之于后。这表明，在刘禹锡心目中，内容也是第一位的。刘禹锡认为，诗人创作的目的应该是“上所以知君臣启沃之际，下所以备风雅诗声之义”。他说，自己“颛颛恳恳于其间”，便是“思有所寓”，即力求有所讽托，而“非笃好其章句，沉溺于浮华”。可知他是唾弃不顾内容、一味玩弄辞章、讲究形式的做法的。

其二，刘禹锡强调诗文是言志的工具，重申诗文家应加强自己的品德修养。《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纪》云：

心之精微，发而为文；

文之神妙，咏而为诗。

他认为，诗虽然比文更富情韵和意趣，形式也更为精练，却应当和文一样，抒写作者的胸臆，陶写作者的心声。只有当它们是自然而然地从作者的肺腑中流出来时，才当得起“神妙”二字。《献权舍人书》亦云：

乃今道未施于人，所蓄者志。见志之具，非文谓何？

这就更明确地提出了诗文是言志和载道的工具。这里的“道”，我以为不是指儒家的道统，也不是指抽象的理念，而是指作者自己的文韬武略。刘禹锡认为，久蓄于心底的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只有通过诗文才能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诗文应当抒写作者的理想和情操。这虽然是个古老的命题，但在积衰动乱的中唐，强调它，自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刘禹锡还认为，既然“言为心声”、“文以见志”，那么，诗文家就应当重视自己的品德修养。《唐故相国李公集纪》云：

天以正气付伟人，必饰之使光耀于世。粹和氲氤积于中，铿锵发越形乎文。文之细大，视道之行止。

《刘氏集略说》亦云：

道不加益，焉用是空文为？

这里的“道”，是指诗文家的品德修养。刘禹锡启发人们：“慧中”才能“秀外”；诗文家的品德修养如何，对作品有直接的影响。品德愈高尚，修养愈深厚，便愈能光大其作品。在这一点上，他与韩愈、柳宗元的主张是相同的。

其三，刘禹锡站在朴素唯物论的高度，指出了时代对文学的深刻影响。《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云：

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三代之文至战国而病，涉秦汉复起；汉之文至列国而病，唐兴复起。夫政庞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气分，太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后大振。

这就是说，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至为密切。时代的治乱和国家的分合对文学的盛衰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与他在《天论》中所表达的“生乎治者人道明，生乎乱者人道昧”的哲学思想是一致的。刘禹锡认为，“政厖而土裂”，必然“大音不完”；须俟“混一而后大振”。这不仅是对文学的看法，也反映了他政治上要求巩固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当然，把文学繁荣的原因完全归结于政治的安宁和经济的发达，这种认识未免过于机械。刘禹锡看到了时代对文学的深刻影响，却忽略了文学自身的特殊发展规律，因而作出“三代之文至战国而病”这一有悖于历史事实的结论。在同一篇文章中，刘禹锡还谈到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也有助于文学的繁荣：

初贞元中，上方响文章，昭回之光下饰万物，天下文士，争执所长，与时而奋，粲焉如繁星丽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之，五行而已。

唐代以诗赋取士，科举制度又盛极于德宗贞元之世，所以，“上方响文章”的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和提倡，无疑会使天下文士受到鼓舞，而“争执所长，与时而奋”，推动文学的向前发展。贞元、元和之际，文学之所以能再度繁荣，这也是原因之一。因而，刘禹锡的这一认识是可以成立的。在《唐故相国李公集纪》中，他也曾称赞说：“唐之贵文至矣哉！”看得出，他对唐代统治者的重视文学和文学之士是感受很深的。

其四，刘禹锡还注意到作家的遭际与创作的关系，强调“发愤而作”。《上杜司徒书》云：“悲斯叹，叹斯愤，愤必有所泄，故见乎词。”这本之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史记 · 太史公自序》云：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的这一观点为后代的许多作家所继承和发展。韩愈曾提出：“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欧阳修又进一步提出：“诗穷而后工”。这里，刘禹锡所谓“愤必有所泄，乃见乎词”，当也脱胎于《太史公自序》。但切不可以为刘禹锡这是拾人牙慧。“发愤而作”，实在也是刘禹锡的亲身体会。在《刘氏集略说》中，他曾自道创作缘由：

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

《彭阳唱和集引》亦云：

鄙人少时亦尝以词艺梯而航之，中途见险，流落不试，而胸中之气伊郁蜿蜒，泄为章句，以遣愁沮，悽然如焦桐孤竹，亦名闻于世间。

这就清楚地说明了自身遭际与创作的关系：正是被贬黜、被弃置的不幸遭际使自己愤而援笔。既然是“愤而援笔”，就必然“以笔遣愤”。所以其作品便如“焦桐孤竹”，多激切和愤懑之音。

对诗文的鉴赏和批评，刘禹锡也有不少论述。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一是“共鸣”问题。刘禹锡认为，如果读者与作者的身世相仿佛，则容易引起鉴赏时的共鸣。他以司马迁（读者）和韩非（作者）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昔称韩非善著书，而《说难》、《孤愤》尤为激切，故司马子长深悲之，为著于篇，显白其事。夫以非之书，可谓善言人情，使逢时遇合之士观之，固无以异于他书矣。而独深悲之者，岂非遭罹世故，益感其言之至邪？

刘禹锡认为，韩非固然议论激切，“善言人情”，但只有遇到司马迁这样的“遭罹世故”的读者，才能体会到“其言之至”，并为之“深悲”。这实际上是说，共同或相近的身世，是读者与作者之间产生共鸣的重要条件；遭际截然不同的读者与作者，心灵则很难沟通。二是“知音”问题。刘禹锡认为，“知音”者的赞赏和推许，可以使作品得到更广泛的流传。他说：

千里之谬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户晓，必俟知者然后鼓行于时。

意思是，鉴赏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时，失之毫厘，往往便谬以千里。如果作品本身的旨意比较深微，而不是十分鲜明、显著，能使读者一目了然的话（“的然”者，鲜明、显著也。《礼记·中庸》：“小人之道，的然而自亡。”），那就很容易为人所误解，乃至湮没无闻。在这种情况下，“知音”者的作用显得特别重要：只有在得到知音者的充分理解、肯定和推荐之后，其价值才能为人们所认识，从而“鼓行于时”，流传不衰。从刘禹锡对柳宗元等人的诗文的评价看，他自己便是这样的可信赖的“知音”者。三是对待批评的态度问题。刘禹锡反对以盛气凌人、强词夺理的态度对待别人的批评意见，主张虚怀若谷，不耻下“听”。他说：

夫矢发乎羿彀，而中微存乎它人。子无曰必我之师能我衡。苟然，则誉羿者皆羿也。可乎？

这里，刘禹锡以善射的后羿为喻，指出那种“必我之师能我衡”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认为，正如褒奖后羿者，其箭术并不及后羿高明一样，评价自己作品的人，其艺术造诣也不一定要比自己更深。如果因为对方声名远在自己之下，便对他很中肯的批评意见不屑一顾，其荒唐恰如要求“誉羿者皆羿”。应该说，刘禹锡的这番议论是深中时弊的。

刘禹锡早年尝习诗于诗僧皎然、灵澈。后来，他两次提到这一点。《澈上人文集纪》云：

初，上人在吴兴，居何山，与昼公为侣。时予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

《刘氏集略说》云：

始余为童儿，居江湖间，喜与属词者游，谬以为可教。视长者所行止，必操觚从之。

“昼公”，指皎然。对皎然、灵澈的诗歌成就，刘禹锡是给予较高的评价的。他曾经指出：

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左。灵一导其源，护国袭之；清江扬其波，法振沿之。如幺弦孤韵，瞥入人耳，非大乐之音。独吴兴昼公能备众体。昼公后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园新寺》诗云：“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谪汀州》云：“青蝇为吊客，黄耳寄家书。”可谓入作者阃域，岂特雄于诗僧间邪？

这本身便是十分精湛的诗论，以之为纲，不难敷衍成一部洋洋洒洒的中唐诗僧创作史。皎然、灵澈学诗的这段经历，对刘禹锡的影响是很大的。看得出，刘禹锡关于诗的构思、设境和造语的许多意见，都有师承皎然《诗式》的痕迹。我以为，如果要探寻刘禹锡诗论的渊源的话，那么，在内容方面，它直接吸收、融汇了《诗大序》、《典论·论文》、《诗品》等文艺论著中的进步主张；在形式方面，则较多地受到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和皎然《诗式》等的开启，而尤得力于皎然《诗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