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听唱新翻杨柳枝”

——刘禹锡的创新论

刘禹锡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诗人。因而，力主创新，也是其诗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杨柳枝词九首》其一云：

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

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刘禹锡认为，东晋桓伊的笛曲《梅花引》和西汉淮南小山的辞赋《招隐士》，在当时固然不失为脍炙人口的艺术精品，但“至今已觉不新鲜”。时代更新了，曲调也应当更新，每个人都要勇于自度新曲。“请君莫奏前朝曲”，这正是刘禹锡向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发出的创新的呼吁。而“听唱新翻杨柳枝”，则是有意向人们显示自己在文人诗与民歌相结合方面所取得的创造性成果，告诉人们，创新，不独必要，亦有可能。应当指出，创新是我国历代优秀诗文家的共同主张，而并非刘禹锡首倡其说。陆机的《文赋》早已指出：“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也认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与刘禹锡同时的韩愈更特别强调：“唯陈言之务去。”因而，刘禹锡关于创新的一系列论述，诸如“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云云，既是对前代固有的创新思想的形象化阐释，同时也是对领袖群伦的韩愈所高倡的创新口号的一种有力支持和响应。

中唐是文学革新的时代，对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这两次文学界的革命，刘禹锡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在《祭韩吏部文》中，他盛赞韩愈革新文体的功绩：“君自幽谷，升于高岑。鸾凤一鸣，蜩螗革音。”以振聋发聩的“鸾凤之鸣”，给文坛带来盎然生意和蓬勃生机，从而使得原先喧闹一时的蜩螗般的悲吟哑然失声，归于沉寂，这正是韩愈的功绩之所在。对一味慕古、仿古、泥古者，刘禹锡则嗤之以鼻：“窃观今之人，于文章无不慕古，甚者或失于野。于书疏独陋古而汩于浮，二者同出于言而背驰。”这种自相矛盾反映了他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说明他们只是把慕古当作一种时髦，一种沽名钓誉的手段。刘禹锡批评他们：“甚者或失于野。”“野”，指鄙野。《论语·雍也篇》云：“质胜文则野。”慕古者的诗文之所以失于鄙野，正是因为不重文采、但求高古的缘故。对革新者的颂扬和对慕古者的鄙薄，从正反两方面反映了刘禹锡力主创新的文艺思想。

刘禹锡认为，创新的目的是为了打动读者，激发人意。他说：“言未足以动听，故必激发取其异。”“取其异”，即不蹈故常，自铸伟辞，亦即创新。只有“激发取其异”，才能“感人也深，移人也远”。刘禹锡高倡创新，但也并不排斥继承，并不赞成对文学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他主张“因故沿浊，协为新声”。所谓“因故沿浊，协为新声”，我以为正是对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的简要概括。所谓创新，只是把前人的创造性劳动再向前推进一步。如果忽视继承的重要性，不独创新无从谈起，甚至可能以故为新，贻笑大方。因此，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必然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要“协为新声”，第一步的工作是“因故”，从故曲旧调中提取出若干仍然具有艺术生命力的音符，经过必要的加工改造后，把它融合到“新声”中去。能认识到这一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与此相联系，刘禹锡把学习视为创新的必要条件。虽然他有时也不适当地肯定先天的“才”的作用，如“工生于才”、“以才丽为主”等等；在《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中，他甚至还指出：“五行秀气，得之居多者为俊人，其色潋滟于颜间，其声发而为文章，天之所与，有物来相。彼由学而致者，犹人工染夏以视羽畎，有生死之殊矣。”但在更多的场合，他则一再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如“俟自直之箭，则百代无一矢；俟自圆之木，则千岁无一轮”。他认为，正如箭矢不能自直、木轮不能自圆一样，人也不可能生来便具备渊博的学识和杰出的诗艺。如果过于迷信先天的禀赋，而不愿从事艰苦的学习和创造，纵然资质聪颖，也将一事无成。在《刘氏集略说》中，他自道进士及第后，“益与曹辈畋渔于书林”，“出师淮上”时，仍“磨墨于楯上”，“寝止群书中”。真是手不释卷，嗜书成癖。在《献权舍人书》中，他也说自己当年“惧无以报称，故厚自淬琢，靡遗分阴”。“靡遗分阴”，即争分夺秒，惜时如金。其学习之刻苦，可想而知。据权德舆（即“权舍人”）回忆，刘禹锡少年时便勤学成习：“始予见其丱，已习《诗》、《书》，佩觹。恭敬详雅，异乎其伦。”年方垂髫，即已熟读《诗》、《书》，确是“异乎其伦”。但这只能说明他比同龄人更勤于攻读、刻苦自励。自己是勤学的典范，刘禹锡论诗时重视学习的作用，也就很自然了。刘禹锡认为，学习进入一定阶段，便能做到“明”，而“明”与“才”是可以互相补充、互相作用的：“工生于才，达生于明。二者还相为用，而后诗道备矣。”这就是说，非“学”无以“明”，非“明”无以“达”，“诗道”犹未备，创新又从何谈起？

至于学习的途径，刘禹锡和杜甫一样主张“转益多师”，博采众收。但除了提倡向前人、向书本学习以外，他还特别强调向民歌学习，这是其独具之卓见。在许多正统的封建文人看来，民歌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然而，刘禹锡却在深入民间的过程中，独具慧眼地发现了民歌的佳处，鲜明地指出：“虽甿谣俚音，可俪风什。”以为民歌可与“风什”媲美，这是对其思想艺术价值的高度肯定。贬居巴山楚水期间，刘禹锡曾毅然放下封建士大夫的架子，“俯于逵，惟行旅讴吟是采”。他不仅参加“里中儿联歌竹枝”的盛会，而且刻苦学习《竹枝词》的演唱技巧。白居易《忆梦得》诗特别于“几时红烛下，听唱竹枝歌”句下自注：“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刘禹锡的诗能自成面目，与民歌的沾溉也不无关系。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从民歌中汲取营养，是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刘禹锡还注意向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学习。诚然，刘禹锡是自视甚高的。其《金陵五题并引》有云：

他日友人白乐天掉头苦吟，叹赏良久，且曰：“石头题诗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余四咏虽不及此，亦不孤乐天之言尔。

但同时，他也说过这样的话：

洛中白二十二居易苦好余《秋水咏》曰：“东屯沧海阔，南壤洞庭宽。”又《石头城上作》云：“山连故国周遭在，雨打空城寂寞回。”余自知不及苏州韦十九郎中应物诗曰：“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尝过洞庭，虽为一篇，静思杜员外甫落句云：“年去年来洞庭上，白苹愁杀白头人。”鄙夫之言，有愧于杜公也。

可知他既有自信、自负的一面，又有自知、自谦的一面，还是善于向其他诗人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正是在博采众收、转益多师的基础上，刘禹锡才取得了创造性的成果。今天看来，学习，确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之一，刘禹锡论诗时注意并强调这一点是不错的。遗憾的是，对创新的其他条件，刘禹锡诗论则或有所缺漏，或语焉未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