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研究目的

1.3.1 公共产品内生的经济发展方式分析框架

为什么要从公共产品视角考察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呢？中国的改革远未完成，这决定着中国由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应是包括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制度转型在内的三重转型。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单单是主流理论范式所界定的经济结构转型。将公共产品作为内生变量来考察经济发展方式，可以扩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信息基础，充分揭示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制度转型的内在联系，使人们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容的把握更加全面，更能够充分体现转型与发展的趋势和要求。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到公共产品对于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比如，在研究政府行为的财政学相关理论中，公共产品是最直接的变量，不可能作为外生变量处理。Arrow和Kurz（1970）首次把政府支出存量引入宏观生产函数和家庭效用函数，认为公共产品可以给消费者带来效用改善；一些公共产品是私人开支所不能替代的。巴罗（Barro,1990）将公共产品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处理，其研究结论是：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政府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当政府支出的边际产出等于1时，经济增长率达到最优。在巴罗模型中，公共支出提供的公共品范围比较宽，除交通等基础设施外，还包括法院、国防等公共产品。阿肖尔（Aschauer, 1989）采用美国1949—1985年宏观经济的时间序列数据，其结论是：美国生产性公共支出比率下降1%，会导致私人投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0.39%；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生产率是私人投资的2～4倍，美国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经济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是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减少。马拴友（2000）通过研究中国1979—1998年的数据得出，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与经济增长率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认为应该扩大政府在文教卫生和国防方面的支出。钞小静和任保平（2004）利用中国1978—2003年相关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中国政府支出的产出弹性为正，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从政府支出结构看，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国防支出及其他支出的产出弹性为正，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效应；行政管理支出的产出弹性为负，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影响。

这些研究都可以被看成是将公共产品作为经济发展方式内生变量的一种研究视角。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回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价值判断问题，没有把经济增长与多数人的福利联系起来，所以并不能真正揭示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值得追求的经济发展方式。在此方面，最系统的分析主要是经济学家迟福林所作出的开拓性研究。迟福林（2004）比较早地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属性，将经济增长方式界定为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从而有别于粗放型和集约型以及经济结构等特征的界定，并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重在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迟福林（2005）首次提出，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矛盾，是中国新阶段面临的两大突出矛盾之一，这为把握新阶段基本国情，从公共产品视角审视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重要的思路；迟福林（2008,2009）在主持撰写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以及《第二次改革——中国未来30年的强国之路》中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公共产品短缺导致的一系列经济后果，提出以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增强经济增长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动力等思想，为从公共产品视角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奠定了重要基础。

本书从上述研究中受到的启发是：对中国这样处在转型中的大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最具有分析意义的变量可能是公共产品，因为公共产品涉及国家和政府的价值判断，涉及分配正义，涉及社会转型和制度转型。而且，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制度转型这三重转型是一个有机整体，各自都不是孤立的，放弃任何一重转型都会使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研究丧失完整性。

本书致力于将公共产品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分析框架中，以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够容纳更多中国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制度转型等有价值的信息。

1.3.2 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内涵

经济发展是为了什么？在中国当前GDP增长主义盛行的今天，许多人在不断地发出这样的追问。但应看到，这个问题在实证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很难找出一个答案。运用实证主义方法论进行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把注意力放在了经济结构相关变动的技术细节上了，而并不去回答这一价值判断的问题。当然，这也是实证经济学固有的特征，因为实证经济学本身就是避免进行价值判断，只回答是什么，而不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本书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可能也不应当避开价值判断。因为中国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更值得追求，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方式不值得追求。没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将很难取得应有的社会共识，进而去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努力。

长期以来，经济学被划分为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通常，实证经济学不回答价值判断问题，规范经济学不回避价值判断问题。规范经济学的主要分支是福利经济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价值判断问题，需要从福利经济学中汲取智慧。在经济分析中，福利经济学有别于回避价值判断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通过规范分析鲜明地回答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是值得追求的。欧美西方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产生了经济学思想变革的两大思想：一个是凯恩斯撰写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提出了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干预宏观经济运行的主张；一个是庇古的代表作《福利经济学》（1920），提出了国家运用再分配手段增进全社会福利的原理和正当性。这两大思想从不同的侧面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和超越，也都成为欧美发达国家从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最主要的思想资源和政策资源。但相比而言，凯恩斯的思想更带有实证主义的色彩，而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则属于典型的规范经济学。凯恩斯的宏观政策属于短期调节，并不涉及社会的分配关系调整和制度重构，而庇古的理论是长期的理论，涉及影响中长期的制度变革和分配关系调整。在庇古看来，经济增长不是为了经济增长本身，而是为了增加社会的总福利。从社会变革意义上看，相比较而言，福利经济学比凯恩斯开创的宏观经济理论，对欧美发达国家工业化中期以后经济社会转型的影响更为深远。从制度转型来看，欧美发达国家都一度建成了福利国家，通过改变分配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和政府行为，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了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最终实现了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历史性跨越。

本书试图结合福利经济学的成果，揭示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内涵，直接回答这样一个规范性的命题，即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经济发展方式，什么是不值得追求的经济发展方式。

1.3.3 借助公共产品解释经济发展的最优路径

通过公共产品这个变量来解释经济发展的最优路径，不仅是可能的，也有牢固的经验基础。这同样可以从欧美国家由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英美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从这个时期开始迈向后工业社会至今，主要发生了三次大的经济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福利国家模式的转型，在这次转型中，主要国家采取的政策是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第二次转型是从福利国家到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转型，这次转型中主要国家采取的政策是削减公共产品供给；第三次转型是从新自由主义到“第三条道路”的转型，这次转型则强调公共产品的适度供给。

这三次大的经济转型的主要政策变量是公共产品，比较完整地展示了公共产品与发达国家由工业化中期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关系。从这三次转型的经验来看，政策的主线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主要的调节变量是公共产品。那么，什么样的经济增长可以使得经济发展沿着最优路径进行下去呢？

本书借鉴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均衡思想，建立公共产品内生的经济发展方式理论模型，回答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是最优增长路径，公共产品供给满足何种条件，才能使经济增长收敛于最优路径；在什么样的公共产品供给条件下，经济增长会偏离最优路径。

1.3.4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演进和规律

中国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所有的社会产品都采取公共产品的形式，通过集体行动提供。在市场化改革时代，这种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本书运用所建立起的经济发展方式分析模型，借助公共产品这一载体，考察和分析政府这只“扶持之手”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选择。

目的之一：探讨公共产品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演进。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市场化改革时代乃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都包含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制度结构的三重转型。本书力求通过对历史事实的经验考察，从公共产品的视角考察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演进，分析公共产品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动趋势。

目的之二：分析当前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状况，以及经济增长对最优路径的偏离。中国的确存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客观要求，但经济结构能否顺利转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借助公共产品这个变量，不但能够反映出中国经济结构变化所需要的经济社会条件，还能够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制度创新的需求。本书力求从公共产品视角展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及其制度根源。

目的之三：分析中国如何对新阶段改革进行符合实际的顶层设计，使经济增长在中长期内收敛于最优发展路径。正是公共产品供给和相关制度因素，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系统地偏离了最优路径，在偏离最优路径的方向上越走越远。正因为中国在当前这个特定阶段需要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任务，中国新阶段的改革才有别于过去30多年的改革。本书还将探索研究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改革路径，并给出相关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