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的”与“母语的”——2001—2011十年诗歌写作观察

在21世纪最初十年就要过去之际，关于新世纪十年诗歌的回顾性、总结性文章陆续刊出，每一个观察者都试图从个人角度提出概括，而这种种概括究竟哪一种更具说服力、更可能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观察却很难选择，也许莫衷一是反而才接近真实，因为这至少意味着十年来诗歌写作生态呈现出的多样与多变，而非板结化、中心化的。尽管如此，仍不妨引述十年诗歌写作一位在场者的回顾作为一种观察角度：

在这十年里，老“今天派”重新出现在汉语的视野里，并为汉诗的经典化和国际化作着最后的努力。我将这一代诗人看作真正的拓荒者，值得我们加额致敬；“第三代”们纷纷回归，虽然群体性的持续精进难遂人意，很多人没能突破“中年”的瓶颈，但他们中的一些人依然堪当导师。他们这一代诗人文本的经典化程度是最高的，他们也通常在剧场的头排就坐；60后群体则涌现出一些面目清晰的成熟的诗人，无论在个人风格还是创造力上都已非常突出，他们承担起先锋之名；新世纪十年是70后诗人群体真正走向成熟的十年，是诗学理念和个人风格的形成期，也是群体开始分裂为个体的时期。我将赌注押在他们的下一个十年，那将是他们的黄金十年；80后诗人在这十年里逐渐丰满，他们是真正的网络一代……

——朵渔《羞耻的诗学》

当然，正如这位在场者所言，如此分层式的、整体性的观察，其实仍然很难看清汉语诗歌创作的走向。以出生年代作为诗人代际区分的重要界限也不见得十分严谨。但仍不妨这样说，仅就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汉语诗歌写作者的先锋梯队而言，这个观察对从“今天派”到“第三代诗人”再到60后、70后甚至80后写作群体之间代际关系的描述大体是清晰的。

事实上，除了所谓不断冒尖的新锐，十年来的诗歌现场依然总体呈现五代同堂、众声喧哗的局面。在这十年中，陆续去世的老诗人有杜运燮、曾卓、孙静轩、严辰、辛笛、臧克家、唐湜、林庚、蔡其矫、彭燕郊、袁可嘉、绿原等，其中几位与仍然健在的牛汉、郑敏、李瑛、洛夫、邵燕祥继续保持创作活力，甚至仍然有所突破，或许这是他们艺术生涯的最后一段冲刺，因此殊为可贵。

“今天派”的先驱诗人食指，中坚诗人北岛、芒克、多多、舒婷，以及此后被称为“朦胧诗”的50年代出生的诗人，其历史形象已渐渐凝定，后续的王家新、王小妮等则融入“第三代”，和欧阳江河、萧开愚、张曙光、西川们一起，一方面延续着他们90年代以来的诗学追寻，一方面也在20世纪末第三代诗人所谓“民间写作”对“知识分子写作”的质疑中或边缘化、或另有开拓了。

的确，与相对平静、但在平静中酝酿着分裂的90年代比较，新世纪十年仿佛进入一个断裂与再生的时代，只不过这种断裂与再生，恰好由1999年的“盘峰诗会”奏响了序曲。在此后激烈的、不乏火药味的争辩中，格局悄然发生着改变，所谓“民间的”“中间代的”“70后的”“网络的”“口语的”“下半身的”“底层的”或“草根的”诗歌声音渐渐强大起来，这些形容词渐渐成为人们表述新世纪十年诗歌的常用语汇。

从两个世纪之交和新世纪初的诗歌年表当可以看到这股新兴力量高调亮相的势头：

2000年：1月，诗人黄礼孩在广州主编民刊《诗歌与人》推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第一回）。该刊16开本，144个页码，收集了55位70年代出生诗人的诗作，并配有诗人的照片和简介。7月，沈浩波主编的民刊《下半身》创刊，以年初南人创建的“诗江湖”论坛为平台。12月，由伊沙策划、黄海主编的民间诗歌刊物《唐》在西安创刊。王明韵主编的《诗歌月刊》在合肥创刊。12月，第九届柔刚诗歌奖揭晓，诗人杨键获奖。

2001年：1月，诗人黄礼孩在广州主编的《诗歌与人》推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第二回），该刊为大16开本，共182个页码，发表92位70后诗人作品。2月，诗人刘春在广西主编《扬子鳄》民间诗刊，16开本64个页码，推出70后诗人的诗歌和理论以及访谈。6月，由黄礼孩选编的《70后诗人诗选》一书由海风出版社出版，共收入115位诗人诗作，标志着中国第一部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集结集出版，全国各省各地诗歌草莽绿林好汉几乎尽数记录在案。胡续冬个人诗集《水边书》出版。刘春的诗集《远草车穿过城市》出版。10月，黄礼孩、安琪主编的《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出版。2001年12月，沈浩波诗集《一把好乳》出版。

2002年：5月，符马活编选的《诗江湖——2001中国先锋诗歌档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8月，韩东主编的“年代诗丛”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拟分四辑，每辑十本。第一辑有：于小韦《火车》、吉木狼格《静悄悄的左轮》、小安《种烟叶的女人》、丁当《房子》、何小竹《6个动词，或苹果》、鲁羊《我仍然无法深知》、杨黎《小杨与马丽》、柏桦《往事》、翟永明《终于使我周转不灵》、朱文《他们不得不从河堤上走回去》。

在此后的几年中，“柔刚诗歌年奖”陆续评出的宇向、胡续冬、曹五木、格式、朵渔、潘维，以及另外众多诗歌奖项推出的江一郎、哑石、刘春、张执浩、竖、江非、雷平阳、北野、娜夜、老乡、郁葱、马新朝、成幼殊、路也、卢卫平、田禾、刘川、蓝蓝、安琪、王夫刚、李小洛、余怒、韩宗宝、叶匡政、郑小琼、灯灯、臧棣、伊沙、桑克、谭克修、侯马、唯色、邰筐，这些多数令人感觉陌生的名字，构成了这个十年中最基本的写作力量。

以上诗人，不少是在90年代即已在不同的诗学背景上冒尖、成名的，如具有某些“非非”和“口语诗”血统的伊沙，有着学院背景的臧棣，女性诗人路也、安琪、蓝蓝，男性诗人桑克、杨键、黄灿然、雷平阳，他们虽属于60后诗人，却没赶上“第三代”初创的年代，因此在新世纪被命名为“中间代”，也的确成了新世纪的中坚诗人。而朵渔、江非、郑小琼、沈浩波、尹丽川则更为年轻，是新世纪以来亮相的诗歌新人。

从诗歌现象、诗歌写作倾向的角度看，近十年诗歌艺术虽然总体上是小众艺术或边缘艺术，但就诗歌现场内部而言却依然不断地风生水起、热闹非常，标新立异与诉讼纷争持续不断，颇有些“第三代”衰落之后的小中兴气候。不过多数情况下的命名、宣言、归纳徒然逞一时之快或局限于表层观察，因而未必有效，也无助于完整、清晰地认识和把握这段历史中的诗美走向。如果在与80、90年代的比较中观察，或许在诗歌“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总体上可以用“本土写作”和“母语写作”两个关键词表述十年来的诗歌现象与写作倾向。

当然，就十年来的诗歌生态而言，是多样而多变的，“民间派”“口语诗”的立场固然大行其道，而学院风的、知性的、以“难度”和“先锋”相标榜的写作力量依然坚韧。这里的“本土写作”是广义的，是相对于80、90年代文学的对外开放之初以西方现代派诗歌为师、以所谓西方性“现代”主题为表现内容而不涉及中国本土和中国历史的诗歌写作，“母语写作”则是相对于这类诗歌语言上的严重西化和“新文言”倾向。就像20世纪70年代台湾“乡土诗”是对60年代“现代派”的反拨一样，大陆在新世纪之初吹起的这股强劲的“本土写作”之风，也可以视为对80、90年代诗歌西化写作的一个反拨。

这种“本土写作”和“母语写作”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作为一种诗歌写作意识，它们最初源于所谓“民间派”对“知识分子写作”的质疑与发难，在于坚对“民间”的阐释中已包含着“传统、故乡、母语”的因素，“我从外祖母在落日的光芒中招呼我回家吃饭的叫唤声中感受到存在的价值。在那里，我发现了语言的暗河，那词典最底下的部分，词典的基石，那时代语词中的一切风流奢华都已经被毁灭，只有最基本的词语留下来。最基本的说话，最基本的生活，最基本的世界、人生。”（于坚《答谢有顺问》2002）其后的新锐批评家也由杨键、黄灿然、王小妮、辰水、沈浩波、江非、雷平阳、朵渔等青年诗人作品中体现出的“草根性”开始反思“观念性诗歌”之弊，同时提出了“从西方学习、模仿过来的新诗如何中国化、本土化”的问题（李少君《草根性与新诗的转型》2004）。最充分体现这种“本土写作”和“母语写作”的当然还是包括前述青年诗人在内的众多60后、70后甚至80后诗歌作者通过网络、民刊发布的大量诗作，这些诗作毫不掩饰地透露出诗人们的生存背景和鲜明个性。

首先，这些作者不论是否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都大多来自乡村，有着对底层、自然、乡土的深刻而执着的记忆和自觉；其次，这种乡村生活经验使他们对80、90年代以来以西方诗学为参照的诗歌写作和观念性诗歌写作保持了一种疏离的态度，而特别关注自身的成长背景、祖祖辈辈寄居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自然与生命；第三，与这种对土地亲和、贴近的情感相吻合，他们的诗歌语言平易、质朴，既不是长期以来流行的翻译体语言，也不是那种带着某种意识形态色彩或“新文言”色彩的普通话，而是他们自幼习得的原生态的土语方言和口头语，一种真正的语言之根即“母语”的觉醒；第四，因为要记录和呈现，这些诗歌更乐于采用一种叙事的调子，增强了叙事性，而非凌空蹈虚式的抽象抒情。

在不同地域、不同方言的诗人那里，这些特点却有着共同的呈现，如山东籍的朵渔、江非、蓝蓝、辰水，湖北籍的张执浩、黄斌、刘洁岷、余笑忠，云南籍的雷平阳，浙江籍的潘维，湖南籍的李少君等。安徽籍诗人杨键的《记录》《奶妈》《稻草》《老柳树》《在被毁得一无所有中重见泥土》《丧乱帖》《孤寒、贫瘠》《兄弟俩》每一首都简洁、体贴地呈现乡土深沉的记忆，表达他与这乡土与生俱来的关联，如这样的诗句：“在一棵老梧桐树下飘来一阵炖草药的香味，/我知道，这是我的祖国。/夜里将会有人把药罐摔碎在路中央，/我知道，我的祖国将从药罐里流出”（杨键《在东梁山远眺》）。四川籍女作者郑小琼以广东打工生活为背景的诗作近年为人瞩目，评论者认为：“真实、真切、真情甚至真事是她诗歌的灵魂，正是那种肆无忌惮的逼真，把她的诗跟其他优秀诗人区别开来，她成了跟书斋气息的、旁观的、谛听的，总之是带着中产或者小资情愫的诗的另类”（杨克《散落在机台上的诗·序》2009）。短诗《颤抖》以女工兼诗人的敏锐感应到工业时代钢管楔入大地时“大地的疼痛与颤抖”，以及“湿漉的草叶，等待砍伐的荔枝树/跟随打桩机的节奏战栗”，甚至“我经过工地/大地把疼痛与颤抖传给我，从脚到头/从肉体到灵魂，我颤抖不停”，这颤抖也给读者以强烈震撼。

“我们的诗人正在成为‘温室中的诗人’，他们成了这个社会最安全、最少异议的知识分子，他们好像被关在了文学的这座监牢中… …我认为诗人就是一种质疑的力量，是这个时代的良心，代表了大多数无法言说的民众的自由意志。”这是另一位诗人叶匡政对当代诗人的批评，或许与这种质疑相关，他在2006年创作了长诗《“571工程”纪要样本》，成为十年来极为罕见的以诗的方式介入历史、激发思想的艺术文本。长诗将“文革”政治背景中产生的政治文献《“571工程”纪要》与当代诗人的诗性思索镶嵌于一体，参差对照，跳荡扭结，犹如相互咬合的齿轮，在这种紧张而又细腻的互动中散播出深长的意味。全诗九个部分，分别以原“纪要”标题和“五行内外”之“土、火、金、木、水”“雷、电、风、空”为小标题，被认为“长诗化用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作为阐释历史和观照现实的基本框架，在历史与现实的互文性联系中审视现代人普遍面临的精神沉沦，并试图探究其中的国民性因素和时代症候”。其中第四部分始终回响着有关“木头人”的沉思：“我们都是木头人 /不许讲话不许笑/还有一个不许动 /就这样我们头发慢慢白了 /皮肤变黑了，皱纹越来越多了 /就这样我们走进生命的冬日”，或许确如作者所云：“这是一个文学实验，把一个被人们遗忘的文本，变成一个可以阅读的诗样本，这其中的难度本来就很吸引人… …在诗中，两种文本互动，只是想实验史料与文学之间究竟可以达成一种怎样的关系，它们可能的限度”（叶匡政博客——文本界http://blog.sina.com.cn/yekuang-zheng）。

十年诗歌新人辈出，但限于种种原因，一时还没有公认的大家。这里，以我个人的印象推举两位在“本土写作”和“母语写作”方面或有潜力的作者。

朵渔，本名高照亮，山东单县人，1973年出生，80年代在家乡接受最普通的乡村中学教育，90年代进入北京师大中文系读本科四年，在拥有了一个“铁饭碗”后又亲手打碎了它。2000年参与发起“下半身”诗歌运动。现居天津。主要作品有三本电子诗集，分别是《高原上》（1998—2000）、《暗街》（2001—2002）和《麻木》（2002—2003），另有《追蝴蝶·朵渔诗选（1998—2008）》和组诗《非常爱》等；文史随笔集《史间道》《禅机》《十张脸》等。现主编诗歌民刊《诗歌现场》。2009年以组诗《朵渔的诗》和长诗《高启武传》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9年度诗人称号。

按照朵渔自己的说法，他虽然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都在独自琢磨汉语诗歌的技艺，但直到新世纪将临，才开始真正的自觉的写作。所谓“自觉”，其实是自介入“下半身”诗歌运动开始觉悟到的“自由对一个写作的人”之重要，这种自由让他如此阐释“下半身”的意义：“让写作与自己的身体发生关系，它更容易保持一种人性、现实感和常识感。”正是这种对“人性、现实感和常识感”的亲和依次形成了朵渔的“行动的、反抗的、羞耻的”诗学理念。具体到他的诗，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念念不忘自己是个山东人，因为那里有一道我生命的深渊。贫穷的物质现状、在共和国底层的非人般的挣扎，以及儒家文化淤积而成的人伦之链，给了我太多苦涩的礼物。我写作的伦理、情感的基础，就奠基于此。”（《第十五届柔刚诗歌奖得主朵渔答诗人安琪问》2010）其诗作由忧伤的乡土记忆而扩大到对普遍人生的悲悯和洞彻，并将个人际遇与历史命运相互对照，就此而言，写于2009年的长诗《高启武传》是一次“以史入诗”的实验。全诗5个部分，每部分前有小序，又分别标以《河堤记》《翻身记》《粮食记》《牛棚记》和《墓边记》，乡土、人生、政治、历史的内容融于诗境，浑然一体，出于杜甫、艾青、穆旦的传统而又有着现实的思想力量，似乎可以视为朵渔全部诗学思考的集中显现。

雷平阳，1966年生于云南昭通。现居昆明。著有《雷平阳诗选》和散文集《风中的群山》《云南黄昏的秩序》和《普洱茶记》等。2010年以诗集《云南记》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如果说朵渔的情感基础在山东，则雷平阳的诗意灵感来自云南，他的《亲人》一诗曾经脍炙人口：“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 …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继续下去/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然而这里的“云南”，似乎又不限于地理概念的“云南”，用雷平阳的话说：“我认为我是在书写一片旷野，而不是真实的‘云南’，更不是旅游手册上的彩云之南。当地域性写作被强横地赋予具体的地名，当区域文明被全球化逼到天空的外面，所谓云南，我视其为世界的灵魂。它的天空住满神灵，让我知敬畏；它的山河之间矗立着英雄的雕像，让我拥有崇拜的对象。大地之上，万物生长，人们肌肤相亲，恩爱有加，让我知道肉身的日常性。它或许是一个乌有之乡，但它又存在于我的身边。有一个地方叫云南，有一个叫云南的地方还没有被工业文明彻底异化，这个叫云南的地方应该获得更多的伟大诗篇的赞美。”（雷平阳《希望纸上有片旷野》2010）除了《亲人》，雷平阳的佳作还有《母亲》《背着母亲上高山》《杀狗的过程》《战栗》等，这些诗被誉为以赤子之心的温润，描绘了大地质朴的容颜以及他对生命正直的理解，同属于真正的“本土写作”和“母语写作”。

2011年11月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