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旅外社群的跨国互动：连接母国和客国

如上所述，尽管旅外社群的概念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代旅外社群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开展联结母国和客国的跨国活动(Edmondson,1986; Sheffer,1986; Shuval,2000)。换言之，与母国和客国开展跨国活动是当代旅外社群的必备特征。本研究中，旅外华人社群与母国和客国都有着跨国联系。

Edmondson(1986)167写了这样一段话：

无论何时我们将一个“旅外社群”作为一个分析单位，这个概念就不仅仅与特定的旅外社群的内部事务相关，而且还需要囊括该群体动态的外部关系……从一开始就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

Edmondson指出，要理解旅外社群，不仅需要考虑社群本身，还需要考虑其外部关系。他认为这里的“外部关系”可以理解为国际关系分析的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外交政策、跨国和国际体系层面(Edmondson,1986)。尽管Edmondson的观点经常被政治研究领域引用，但其实他的观点对于旅外社群研究也有广泛意义，因为大量研究发现旅外社群不仅仅参与国家和跨国政治性事务，而且参与母国和客国的文化、教育、经济和宗教事务(Sheffer,1986)。在所有“外部关系”中，旅外社群与母国、客国的关系可以说是最重要的(Shuval,2000)。

对旅外社群与母国、客国的多向性互动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多，Milton J.Esman是其中一位。Esman(2009a)从政治学视角出发，总结出旅外社群与母国、客国互动的九种类型，并指出旅外社群在国际关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Zweig, Fung和Han (2008)指出“旅外选择”成为将“人才外流”转变为“人才循环”的新方式，旅外科学人才有助于在科技领域将母国和客国连接在一起。这样一来，旅外社群的潜在贡献不仅仅是发展技术和知识，还包括为海外移民建立社会专业网络(Meyer et al.,1999)。Ionescu (2005)明确指出旅外社群通过调动人力、社会、情感、财政和地方资本等五类资本，已经在现实层面成为帮助母国和客国发展的代理人。政府应该对旅外社群拥有的这五大资本进行管理，建立旅外社群与母国、客国的跨国合作，力求创造三方共赢的局面(Ionescu,2005)。

当前旅外社群与母国、客国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有三个特征。首先，很多学者关注旅外社群和母国的联系，而非旅外社群与客国的关系(Cohen,1997;Sheffer,1986)。这解释了一个既定事实，即长久以来旅外社群和母国的关系被广泛认为是旅外社群活动的核心(Cohen,1997; Edmondson,1986)。但是，这在现代社会未必是事实。其次，大多数研究主要关注旅外社群对母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影响，而旅外社群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容易受到忽视(Sheffer, 1986; Djuric,2003; Ionescu,2005)。再次，大多数研究强调旅外社群的跨国活动对母国、客国和其本身是利大于弊的 (Brinkherhoff,2006)。

旅外社群进行的活动能在旅外社群与母国、客国之间搭建起桥梁，这些活动的范围和深度由三个因素决定：旅外社群调动个体及组织可用资源的能力；旅外社群的意向或动机；环境因素，包括母国和客国的两国关系，母国对旅外社群或客国对少数民族人民的方针政策(Brinkherhoff,2006; Esman, 1986b)。这里主要考察前两个因素。第三章和第五章则探讨影响英国华人社群跨国活动的情境因素，包括中国的海外华人政策(第三章)，英国的移民和种族关系管理政策，以及中国和英国地方城市的互动(第五章)。

(一)社会资本：调动旅外社群、母国和客国的资源

Brinkherhoff (2006)11指出旅外社群调动资源的能力可以在网络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中得到部分解释：“有普遍共识的是，有效调动(资源)的必需要素是创造团结和集体认同。”整合社会资本或建立牢固的网络关系能创造共享的身份认同，激发集体行动(Brinkherhoff,2006)。除了旅外社群里个体的能力(个人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和经验)，社会资本对于旅外社群的集体行为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其有助于管理多种资源(物质资源、技能、组织资源)和能力(Brinkherhoff,2006)11。在Brinkherhoff看来，一个旅外社群是由各种各样的网络构成的，社群成员不仅为社群贡献自己的观点、技能和资源以求赢得集体成就，同时也在追求能够体现社会资本连接的多元网络结构。这样说来，对于了解旅外社群调动资源的活动，社会资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此有必要在此对社会资本的含义进行分析。

在20世纪80年代，Bourdieu(1986)249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并做了如下定义：

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一个持续的网络紧密相关。这一网络或多或少体现了机构化的关系，网络中的个体之间是彼此认识、互相认可的——换句话说，即拥有一个集团的成员资格——使集团成员们获得了集体资本的支持，这是一个可以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

1995年，Putnam(1995a,1995b)根据自己长期的实证研究和大量有关美国社会的定量数据，普及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与社会联系及与之共生的准则和信任相关，可以通过开放的、集体的、合作的网络得到，它使“成员高效共事，追求共同目标”(Putnam,1995b)664-665。在这层意义上，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高度相关，他认为这种参与体现“人们与他们的社群生活之间的联系”(Putnam,1995b)665。换言之，社会资本只能通过与他人的某种关系才能得到累积。个体、协会、团体和社群都可以从社会资本网络中获利(Putnam,1995b)。社会资本不是越用越少，而是随着成员参与度的加强不断增加(Ostrom,2000)。这样一来，建立和加入旅外社群组织及参与社群活动都可以被看成是发展社会资本的途径。Brinkherhoff(2006)12指出：“旅外社群的发展体现社会资本的连接，这通过各类旅外社群协会或更正式的组织得以实现。”Arcodia和Whitford(2007)的研究证明了通过不同群体的合作，节日庆祝可以增加主办方社群的社会资本。

Bourdieu(1986)249认为，社群成员的身份或社会资本带来的利益是“物质的，如关系带来的各种服务，同时也是象征性的，如那些通过与罕见的但负有名望的群体建立联系而获得的”。这就意味着，首先，社群成员可以获得群体中其他与他(她)相联系的人提供的服务(本书中称为资源)。其次，社群和其成员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在理想状态下，个体参与者为社群带来的资源越多，社群拥有的社会资本就越多，每个社群成员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多。此外，社会资本的网络越大，社群的社会资本就越多，每个社群成员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多。由此，我们联系旅外社群与母国、客国之间的关系，可以推断如果旅外社群将社会资本网络从本社群拓展到母国和客国的社会，该社群就能聚集和调动更多的资源，其成员也能获得更多的利益。Cheung(2004)对印尼华人社群的研究就是证明这个论断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1997年以前，印尼排名前十位的商业集团中有九个是由印尼华人掌控的，那个时候华人社群在印尼拥有突出的经济实力。这一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是印尼华人的社会资本的发展。首先，他们高度团结。其次，他们将网络拓展至印尼当权，增加自己的社会资本，这使得他们通过“恩庇—侍从关系”(patron-client ties)打造自己的经济王国(Cheung,2004)669-671。

Bourdieu(1986)从理论上探讨了社群内部的合法代表和代理垄断、盗用社会资本可能带来的影响。在他看来，一旦个人或小群体成为一个大群体或社群的代表，其就有权集中社会资本，甚至有可能盗用这些资本。该论点强调社群代表的地位有助于垄断社群资源。代表和代理也是旅外社群普遍的现象，通常有个人或领导社团两种形式。本书的数据分析章节(第八章)将会以华人社群为例，用案例分析证实Bourdieu的理论探索。

(二)旅外社群的动机

旅外社群试图连接社群与母国、客国的动机大多来源于社群本身，可能出于个体成员的倾向，也可能出于社群身份认同激发的集体意向(Brinkherhoff, 2006)。Esman(1986b)就曾指出，旅外社群或其成员用来连接社群和母国的活动往往是非正式的，而且一般都出于个体动机和渴望。如果旅外社群行为的动机被解读成加强团结、发挥集体影响的渴望，那么动员(行动)的能力就指旅外社群集体意识的存在(Brinkherhoff,2006; Esman,1986b)。这正好与上文探讨的社会资本相呼应，解释了旅外社群为什么要发展社会资本以重申社群身份认同，进行集体行动。

这部分从理论视角展现了旅外社群与母国、客国的互动关系，这与旅外社群调动资源的能力及动机相关。通过发展社群的社会资本，旅外社群能提高在社群内部甚至是从社群外部调动资源的能力。构建并增强社群的身份认同与团结是激励旅外社群与母国、客国进行集体互动的重要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