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纪中期之前的传统旅外华人社群

由于东南亚和美国的华人移民历史比欧洲的华人移民历史更悠久，华人数量也更多，所以传统的旅外华人社群研究多集中在这两个地区。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将旅外华人社群视为中国境内传统社会的延伸或移植(Crissman,1967; Lyman,1974; Skinner,1957; Wong,1982)。第二类研究认为旅外华人社群的社会结构或其他特征较之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特征已经发生变化(Willmott,1960)。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可以从人们的出身、地域和职业的区分得以体现，它们是一个城市(镇)里各民族社群开展生活要遵循的原则(Crissman,1967; Benton et al.,2001)。

第一类研究通常以中国城为基础，考察华人活动和旅外华人社群的社会结构，揭示旅外华人社群和中国国内社群在社会结构上的高度一致性。Lyman(1974)指出美国的华人社群的最显著特征是将19世纪中国故乡的文化、机构和社会组织都移植到了新的安居地。根据对美国的中国城的社团研究，Wong(1982)13指出每个中国城的华人社群是由不同社团组织的，而其根据是“早期华人移民在中国的时候(成立和经营)社会组织的传统准则”。Wang(1994)基于对东南亚的华人社群的研究指出，中国城里城市化的商人和工匠在移居到新的国家后，仍然保持着传统的中国核心价值观。Skinner (1957)研究了泰国的华人社群从18世纪到20世纪中期的发展，并相信这一研究对理解中国大有帮助。

1967年，Crissman调查了东南亚和北美的中国城，这是他进行的旅外华人研究的一部分。他指出，划分旅外华人社群有两大准则——方言(与在中国的出生地相关)和姓氏，尽管这些社群“在表面上特征不一”(Crissman, 1967)185。他认为，对旅外华人社群进行社会分类的普遍模型并不是偶然出现在外国社会的，而是来源于中国本土的社会结构。例如，中国南方地区的乡村社群的社会结构及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在移民后仍保持原样。对旅外华人社群的结构的分析可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例如可以从一个乡(村)的社群到类似联合组织这样的稍大社群，再到方言社群，最后到整个华人社群。此外，在这样一个分割的社群结构里，还存在着组织的等级结构(Crissman,1967)。

Willmott(1960)是第二类研究的典型代表，他认为旅外华人社群的特征与其最初的几代移民所在家乡的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Willmott的研究针对的是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一个重要商业城市——三宝垄(Semarang)的华人社群。他发现，1955年，该城市的华人数量占城市总人数的1/6，是当地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Willmott将三宝垄的华人社群分成两大群体，即土生华人(出生在当地的华人)和新客华人(出生在其他国家的华人)。他不仅考察了这两个群体的社会、经济特点和教育成就等内部特征，还基于对两者声望、权力和彼此关系的分析，考察了两者的差异性。他的研究发现三宝垄华人社群的社群结构与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存在很大差别，例如两者在社会声望和权力等级上就不一样。

作者认为，要想回答旅外华人社群是否还保持着传统中国社会的所有特征的问题绝非易事。在多数情况下，旅外华人社群和传统中国社会之间的确存在联系，因为早期华人移民在迁移海外并定居后，仍然保持着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形式，这无疑会影响他们的后代。但是，由于受到客国社会的影响，旅外华人社群也摆脱了一些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就Willmott的研究而言，尽管印度尼西亚三宝垄华人社群的社会声望和权力等级发生了变化，但这些华人社群还是保留了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些主要特点，例如可以根据方言将华人社群划分成不同子群，尤其是在新客华人社群内部。

尽管这两类研究的观点相左，但两者都强调旅外华人社群有着内部分隔的特征，尤其是根据方言和相应的社会组织进行的社群划分，这不仅影响组织间的关系，还可能会造成行业垄断，影响华人社群内部子群间的关系(Crissman,1967; Skinner,1957; Willmott,1960)。因此，对于泰国、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的早期华人社群来说，社群划分(例如根据方言和祖籍进行划分)与社群里人际、组织间和群体间的关系密切相关。本研究考察英国华人社群的内部分隔及其对社群关系的影响，第六、七、八章对此有进一步的论述。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大多数学者，尤其是那些讨论和分析中国城的学者都强调旅外华人社群和传统中国社会的相似点？这主要是由20世纪中期之前旅外华人社群的特征和中国的海外华人政策决定的。在此之前，大多数华人移民都出生于中国农村地区，出于经济原因被迫离开家乡(Pan, 1999)。他们受教育程度有限，外语水平欠佳，移居海外后，主要依靠宗族关系和中国城这个“庇护所”里的乡村社群网络得以生存。他们很少将客国当成自己的母国，总是期望有朝一日衣锦还乡(Pan,1999)。他们总在关注华人社群的内部事务，与客国的外部大社会缺乏联系。Lyman(1974)29写道：

美国的华人社群远比其他民族社群更享受自治的生活(存)方式……他们自给自足，高度自治——除了反华活动期间——华人会组织自己的慈善、护卫和政府机构。实际上美国的华人社群更像是一个殖民从属地，而不像是开放社会里的一个移民安置区……中国城的“市长”是受美国政府官员默认的，其在多数方面都相当于曾受到欧洲殖民机构官方认可的、能代表华人社群的领袖——“中国船长”。

无论是清朝还是民国政府，都始终遵循着“血统主义”原则(Esman, 2009b; Wang,2003b)，其将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民都视为永久的华人和政府的国民，不管他们身在何处(Esman,2009b; Wang,2003b)。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华侨”一词被广泛使用，该词传达了寻根返乡和爱国主义的思想(Wang,2003a)。移居国政府也默许了这一政策(Esman,2009b)。受到这一政策的影响，加之返回故乡的愿望，旅外华人与中国联系密切，而与客国关系较淡漠。例如，在20世纪初，旅外华人社群斥巨资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反封建革命(Esman,2009b; Benton et al.,2011)。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期间，他们以抵制日货来响应中国政府的呼吁(Esman,2009b)。

20世纪60年代及之前，当Crissman建立旅外华人社群分类模型，Lyman研究中国城的时候，旅外华人社群的构成不像今天这般复杂。第二章中说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国际移民(包括中国移民)的模式开始具有多方位、多目的地、非永久性的特征(Ma,2003)。旅外华人的旅居原因、职业、性别、教育等逐渐多样化，他们与客国社会，与其他乡村社群、社群组织的华人，以及与母国间的主动或被动联系也在增多。在此情况下，一些当代学者，如Cheung (2004)，开始质疑传统的旅外华人社群研究是否适用于当前华人社群，并建议当代旅外华人社群研究弥补这一缺陷。下文将就当代旅外华人社群的变化进行讨论，从而证明在当代情境下开展旅外华人社群研究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