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代旅外华人社群

一般来讲，当代旅外华人社群指从20世纪中期起从中国移居到他国的华人群体。之前已讨论过，传统的旅外华人社群研究普遍考察中国城和华人社团，近来多数研究也是如此(Benton et al.,2001; White et al.,1987)。因此，这部分会关注当代中国城和华人社团的相关研究，以了解旅外华人社群的发展，但在此之前会对中国的海外华人政策进行简要介绍，因为这些政策影响了当代旅外华人社群的形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府延续了民国时期留下的海外华人政策。但是，1955年，中国要求旅外华人在回国和同化中做出选择(Feuerwerker,1974)。从1978年开始，中国政府舍弃“血统主义”原则，转而倡导“出生地主义”原则，这意味着人们不管有怎样的民族背景，都需遵守客国的法律，此举也是为了增进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这就要求旅外华人在客国成为良好公民(Esman,2009b)。中国的海外华人政策的这一改变意味着中国政府弱化了与旅外华人社群的政治关联。

从此以后，中国政府的侨务政策开始注重吸收投资和汇款，于是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旅外华人资本家成为中国工业现代化的最大投资者(Esman, 2009b)。中国政府试着吸引在科学技术领域有技术和经验的旅外华人回国，为中国工业、教育、医疗和军事现代化贡献知识和才干，以逆转人才流失现象(Esman,2009b)。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开始调整政策，鼓励旅外华人成为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友谊与合作的桥梁(Cheong,2003)。这样的政策影响了华人社群，使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到连接中国和客国的活动中去，相关讨论可见第六章和第七章。当然，客国的移民和民族政策也同样重要。但是，由于国家情况各异，且考虑到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旅英华人社群，本书将在第五章重点讨论英国的移民和民族政策。

(一)中国城和华人社群的发展

过去中国城的功能被形容为“飞地的贫民窟”，尤其是在美国和东南亚。后来中国城的传统功能和中国城的华人活动逐渐发生了变化。目前欧洲主要有两类中国城。第一类中国城的核心功能是将华人社群“限制在一定区域内”居住、工作和服务(Christiansen,2003)78，如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中国城。但这一类中国城就像被隔离的贫民窟，无法充分体现中国城的象征意义。第二类中国城是华人批发和零售活动的商业中心，它不仅是为华人社群而设的，也为非华人服务(White et al.,1987)，如英国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中国城。目前，第二类中国城比第一类中国城更普遍，第一类中国城与传统的中国城有着相似的功能。

对近来欧洲中国城的大多数研究都指出，中国城的出现、建造和发展是多方合作的结果，受方方面面的因素影响，包括城市规划、客国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移民政策、当地华人社群和其他少数民族社群的移民历史、当地华人社群的社会结构等。因此，中国城不仅是华人移民创造的产物，也是特定历史时期华人社群与外界社会互动的产物(Benton et al.,2001)。此外，中国城也有着重要的商业和旅游功能(Cartier,2005; Christiansen,2003)。一个城市的中国城常会因其类型化的东方形象而成为一大景点(见图3-1)。典型的中国城将古雅的仿古建筑、东方神秘感与地道的中华美食结合起来。城市规划和公共空间的美化也离不开中国城(Christiansen,2003)。

从这种意义来说，中国城的发展反映出旅外华人在异域国家的社群活动和社会角色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旅外华人开始参与客国社会的活动。当代旅外华人社群的这个现象呼应了上一章中提到的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主流的种族和民族研究的观点，即说明了后殖民背景下少数民族与客国社会的关系。近来，有研究发现中国政府与华人社群领导一道参与中国城的建造和发展事宜，比如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和英国的曼彻斯特等地的中国城就是这样的例证(Christiansen,2003)。因此，近年来欧洲的中国城工程可以体现旅外华人社群、中国和欧洲客国社会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合作，这与第二章讨论的当代多数旅外社群与母国、客国进行跨国互动的现象是吻合的。

华人社群还在中国城以外的地方扩展自己的社会空间。在中国城以外的区域生活、工作的华人社群也会不可避免地参与中国城的事务，因为华人社群的领导可能是多个华人组织的成员，与中国城的人们有着社会或商业互动(Benton et al.,2001; Christiansen,2003)。尽管中国城里和中国城外的华人群体间的联系密切，难以切断，双方却并不总是完全团结统一的一个整体。双方的商业竞争和随之而来的冲突可见Christiansen(2003)等学者的研究。Christiansen(2003)84指出，中国城外的商店经常“引起中国城里业已成立的企业的抵制，因为它们带来了不期而遇的竞争，还抢走了顾客”。这些发现对本研究是有参照意义的，因为英国的华人群体散布在英国不同地区的不同城市，大多数城市没有传统的中国城(以标志性建筑为特征)，以中国城为界限的华人群体之间的关系模式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那些没有中国城的城市里的华人群体，如谢菲尔德？本书联系本研究的实证证据，就这个问题(从第五章到第八章)展开讨论。

(二)华人组织的发展

华人组织最能反映旅外华人的社会行为，因为它们“在展现传统和道德规范的同时也整合了华人社群成员可操纵的文化、政治和经济资产”(Christiansen,1998)44。华人组织一般也叫作社团(association)，传统的华人组织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四类(Lew et al.,2004; Lim,2000; Wong,1982)。第一类是根据血统、宗族或姓氏确立的社团。英国的大部分华人都是通过“链条移民”的方式从香港新界移民而来，他们建立了很多宗族社团，血统在其中有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功能(Christiansen,2003; Benton et al.,2011)。第二类是基于地域、祖籍和方言准则建立起来的地域和方言社团。华人的语言常与地域相关，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往往无法用各自的方言交流(Crissman,1967;Lew et al.,2004; Skinner,1957)。因此这类社团的成员通常来自相同的地方，说着相同的方言。第三类是秘密社团。最早的政治社团是用来抵抗封建时期的清朝的，但之后这些社团也开始涉入有组织的犯罪活动(Lyman, 1974; Wong,1982)。第四类是专业社团，包括贸易、行会和商业社团，以及文化和体育社团。

前三类华人组织因其150多年的历史，都可以称得上是传统组织。成立这些组织是为了让早期华人移民为失去的家庭生活找到一个替代品，并缓解当地陌生习俗和语言带来的疏离感。正因为这些组织，来自同一宗族、有着相同姓氏、说着相同语言的人们彼此之间建立了友谊和兄弟情(Wong,1982)。尤其是当种族歧视盛行的时候，传统华人组织的成员提供的帮助和保护显得特别重要(Wong,1982)。

纵观整个20世纪，华人组织在很多方面经历着持续的变化和发展，如连续移民潮、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华人组织的结构也顺势发生了诸多深刻的变化，如旧的个人组织的消失、新型组织的出现，以及单一目的性的组织向多功能组织转变。从1965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世界华人组织的数量从7687个增加到1万多个(Benton et al.,2011)152。

Wong(1982)23使用“新社团”一词来形容1965年后建立的社团，这些社团通常由在国外出生、定居的华人设立，包括西式的商业和专业机构、教堂和慈善机构(Benton et al.,2011)。这些新社团与外界非华人社会的组织和个人都有直接联系，充当了华人社群和外界社会之间的桥梁。这些社团中的成员都希望能更多地参与外界社会事务(Lew et al.,2004; Wong,1982)。在美国，在那些新社团成员的眼中，华人社团是从华人社群、所在城市和各州获取资源的良好平台，借此他们可以提升他们社群的地位，同时还能促进其个人的社会上升，例如他们可以角逐地方选举(Wong,1982)。Benton和Gomez认为新社团的活动超越了国界，在20世纪后期已经部分全球化了。华人组织以华人移民的大家庭或大乡村的形式，正式或非正式地创造了社会资本(Putnam,1995a; Portes,1998; Lew et al.,2004)。因此，从“排华时代”(Wong,1982)25到现在，华人组织的服务和功能得到了扩展——现在这些组织不仅要处理华人社群的内部事务和关系，还要突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参与到大社会的活动中去。

就旅外华人社群的内部关系而言，华人组织结构的变化发展势头可以从社群内部的权力平衡中一窥究竟(Christiansen,1998)。Christiansen(1998)特别强调两类行为在这个方面的重要性，即保全彼此的面子以及和不同组织的成员、领导保持私人交往。他认为诸如华人春节、传统节日、与中国大使或总领事进行的社群会议等象征性活动不仅仅是外在表象，还是华人社群内部各组织间较量和权力再平衡的活动。

通过以上对华人社群、中国城和华人组织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当代旅外华人社群的最大特征在于它们比传统的旅外华人社群与母国和客国社会的互动更多。因此，当代旅外华人社群的发展不是单纯由华人社群这一个因素决定的，而是受多方因素影响，包括华人社群的跨国活动和“外部关系”(Edmondson,1986)167，如母国和客国社会之间的关系、跨国主义背景下中国的海外华人政策和外交政策等。因此，联系本书的研究目标，我们有理由去思考春节是否是旅外华人跨国活动的集中体现。如果是，它在现实层面是如何进行的？旅外华人社群的内部关系又是如何发展的？英国的华人社群与中英两国的跨国互动能影响华人社群的内部关系吗？能影响组织间和子群间的关系吗？如果能，又是如何影响的？本书第六至八章在论述旅英华人社群如何举办春节的时候将会解答这些问题。

从之前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大多数研究旅外华人社群的学者都强调当代旅外华人社群与母国、客国社会互动联系密切。上一章明确指出了影响这些互动的两大因素：旅外社群调动本社群、母国和客国社会资源的能力，以及旅外社群的动机(Brinkherhoff,2006; Esman,1986a)。在第一种因素下，研究指出社会资本是影响旅外社群调动资源的能力的重要因素(第二章)，旅外社群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那它能调用的资源也就越多。下文会讨论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与理论是否适用于旅外华人社群，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两者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三)关系——调动资源的社会资本

上一章在研究旅外社群时介绍了社会资本的概念，讨论了社会资本在社会中调动资源的功能，并就一些学者对如何使用社会资本开发社群资源的观点进行了阐释(Brinkherhoff,2006)。Lew和Wong(2004)将社会资本与中国文化联系起来，指出社会资本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反映出西方重新发现了无处不在的中国传统——关系，因此他们将关系称作儒家社会资本。类似的，翟学伟(2009)认为在中国学界把中国人在中国的关系看成是一种社会资本是一个普遍现象。这里将会探讨关系的含义和意义、中国概念里的关系和西方社会的关系网的差异、关系和社会资本的联系，以帮助读者理解第六至八章将要讨论的华人的关系在春节里所起的作用。

1．华人文化中的关系

关系一直以来都被视为一种人际关系，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中国和旅外华人社群的社会现象。关系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概念，深植于儒家社会理论，也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可以说这套逻辑构成了中国的社会结构(King,1991)。King(1991)指出中国社会里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原生的，另一类则是自发构建的。

第一类关系反映家庭关系，这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中国文化中，家庭关系与传统的血统观念密切相关，强调中国社会中人们对家庭和宗族的忠诚和义务。因此，前文提到的海外宗族协会也保持了这一传统意识形态。此外，家庭关系的意识形态也一直刺激着早期的华人移民回到故乡，以探访家里的长辈或悼念先人，捐款或投资(Woon,1989)。探访故乡的集体行动通常由旅外华人社团与当地政府合作安排(Lew et al.,2004)，这样就构建了旅外华人和母国的联系。

第二类关系是通过社会互动自发构建形成的。关系构建体现了一个社会工程模型，个人通过这个模型能建立私人网络，这都是基于大家共享某些属性，如籍贯(出生地)、家族、姓氏、同学、师生等(Jacobs,1979; King,1991)。中文里很多关于关系的术语都体现了这种共性，例如“同”意为“相同的”或“共享的”，其后常会接一个描述共性的字，如“同乡”“同学”“同窗”或“同事”。传统的华人组织，以区域和方言社团为例，都是建立在共同特征上的。即使在一些姓氏社团里，社团成员也不是严格按照相同姓氏组织起来的，而是出于友谊或结拜兄弟的情分而自愿团结在一起(Wong,1982)18。这样说来，传统华人组织是华人建立关系的平台。这一论点与Lew和Wong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两人认为旅外华人充分运用自发性社团建立一个正式的关系系统，该系统将关系拓展至整个家族或村落，从而重申传统价值。这也表明加入华人组织是旅外华人积累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Brinkherhoff,2006)。

King(1991)121强调关系构建是竞争世界中“获取社会资源以达成目标的文化策略”。个人拥有的属性越多，他(她)能够建立的关系就越多；个人拥有的关系越多，对调动资源达成个人目标就越有利(King,1991)。关于关系有助于华人调动和开发资源是有实证支持的。大量关于传统华人组织的研究都表明，华人组织成员间的关系有助于他们实现诸如链式移民或在客国社会中相互保护、行业垄断等目标(Lyman,1974; Skinner,1957; Willmott,1960;Woon,1989)。Sum在199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内地以外的华人私人机构和中国“经济特区”里的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能帮助双方协调使用经济和政治资源，实现商业和科技领域的广泛合作。这种关系不同于个人或组织间的普通联系，而是出于交换信息、礼物和增长互信进行的长期互动(Sum, 1999)。Cheung(2004)认为东南亚华人社群的关系网络不仅为客国社会的商业成功和社会流动做出了贡献，同时还促进了客国社会的经济发展。

但是，正如King(1991)所说的，关系和资源的联系使得关系构建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竞争。人们需要进行竞争来构建关系，以获取更多有助于实现个人目标的资源。进一步来说，如果一个人是关系的唯一所有人，就能垄断与此相关的资源，其他人却无法使用，这样就出现了争端和冲突。Backman (1999)指出传统中国社会缺乏强健的法制和商业系统，有些中国企业家凭靠关系就能成功，而其他人则不能。这样看来，关系可能会导致裙带关系、徇私、腐败、群体压迫等问题，还可能会限制个人的行动自由(Lew et al.,2004)。人们利用关系网络获取利益，满足私欲(翟学伟，2009)。关系网络将中国社会划分成各种相互联系的利益团体，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平(翟学伟，2009)。

综合以上就关系与资源两者的联系及其对于资源的影响的讨论，作者认为当前有关关系的研究在两种不同的背景下提出了两个极端论点。一个论点是强调关系的积极影响，这一类研究的考察对象是旅外华人社群——以少数民族群体的身份生活在其他国家。华人社群建立关系促进社群团结，以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群体的利益(Cheung,2004; Lew et al.,2004; Brinkherhoff, 2006)。另一个论点从中国内地社会出发，在那里汉族是主要的人口群体，强调关系的消极影响。后者是中国内地普遍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与上述研究发现不同，本研究发现关系对华人社群内部子群间的关系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详述可参见第六至八章。

2．华人文化中的关系和西方文化中的关系网

一直以来，人们通常认为关系体现了东西方在社会秩序、思想和世界观上的本质差异(Haley et al.,1998)。《纽约时报》记者Fox Butterfield(1982)74-75这样说道：

我开始意识到中西方在管理自身心灵世界方面是多么不同。我们把人当成个体，哪些人我们认识或不认识，我们会做出区分，但整体而言我们对待任何事情都有一套礼仪准则……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凭本能将人分成与自己有着固定关系的和与自己没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像一系列无形的线在起作用，用极强的拉伸强度把中国人连接起来，这不是西方人的友谊能比拟的。关系建造了一个社会磁场，在这个磁场里所有的中国人都可以活动，清楚地知道哪些是与自己有关系的，哪些是没关系的……从广义上来讲，关系还有助于解释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国家是如何凝聚起来的。

Yeung和Tung(1996)对中国文化里的关系和西方文化里的关系网进行比较，总结出六大差异。第一，关系强调义务的实践，而关系网更关注追求自身利益。第二，关系提倡自我损失式的报答，即很多时候处在关系中的个体需要牺牲自我报答他人；而关系网强调报答式恩惠，即给予恩惠的一方并没有牺牲自我的义务。第三，不同于西方的关系网，中国文化里的关系要求的是长期互动，而不是从互动中获得短期利益。第四，关系具有儒家思想的基本宗旨——“侠”，意味着权势者有义务帮助弱者，而西方思想中却没有这点。第五，个人权力能促进关系，因为儒家思想认为德治优于法治，而西方社会主要依靠法律制度。第六，关系的获得和维系与儒家思想中耻辱共享的威慑力有关，这与犹太教、基督教强调的主观罪过概念形成鲜明对照。前者意味着互有关系的个体比较需要资源，还需要因为一方的过失使大家共享耻辱；后者则没有强调关系网中的个体有这样的义务。Yeung和Tung(1996)强调，如果一家西方公司想要在中国获得成功，充分了解中国文化中的关系并发展和维持一种牢固、“恰当”的关系网络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还相信在中国，中国人和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的非中国人之间也可以建立关系。为回应这点，作者决定探究英国的华人社群是否借由春节庆典与非华人构建关系，以调动资源或促进社会上升。第六章分析了春节庆典中华人社群如何与非华人社群进行互动，同时也对上述问题做了进一步论述。

3．关系和社会资本的比较分析

根据上文的讨论，关系在中国文化中有独特的意义，关系和资源联系紧密，以及关系和西方关系网颇有差异，接下来该思考关系是否等同于社会资本，以及二者有何关联。中国人的关系是不是就是西方文化中的关系资本呢？第二章讨论过社会资本和旅外社群两者间的关系，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这样就有助于读者理解数据章节(第六至八章)中对旅英华人社群的关系与社会资本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讨论。

首先，就词语定义而言，“关系”一般指人际关系，而社会资本指资源总和(Bourdieu,1986)。Putnam(1993)认为社会资本包括“社会组织的特征，如网络、准则和信任，这些都能促进互利性的协调与合作”。由此可见，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但社会资本和关系都强调网络这一概念。社会资本的发展需要“公民参与的网络”(Putman,1993)，即社群成员需要参与公共活动。Portes(1998)7指出：

尽管经济资本在人们的银行账户里，人力资本在人们的大脑里，但社会资本却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里。人们要想获得社会资本，必须与其他人来往，因为真正的优势来源不是自身，而是他人。

在这个意义上，关系指个人的人际关系。公共活动中的合作或共同参与并不是形成关系的先决条件。

其次，社会资本被视为“公共利益”(Putnam,1993)，是基于公共活动中社群成员间的合作(翟学伟，2009)。关系是个人财产，是基于礼物交换、信息交换、保全面子和人情交易等人际互动的资产。那么问题来了：社群成员的个人资产即关系网络是否会影响社群资产——社会资本？若从理论角度进行回答，答案可能是肯定的。上一章讨论过，社会资本的发展需要社群成员贡献个人资源，如信息、名誉和个人关系网络，这会影响整个社群的资源聚集。这样一来，从理论角度来看，个人关系网络的发展会影响社群内社会资本的变化，但是，实现这一结果的前提是社群成员个体与社群进行互动，并且在一定的社群活动中与他人共事。

再次，上文说过，社会资本离不开集体利益，而关系优先考虑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翟学伟，2009)。在理想状况下，人们通过合作、互助可以增加社群的社会资本，个人也能从中受益。但在构建关系时，个人首先考虑自己或自己的小群体在这段关系中能获何种利益，群体之外的其他人能从这段关系中获得什么利益并不重要(翟学伟，2009)。翟学伟认为社会资本更适合西方国家的“公民社群”，尽管这种社群目前正逐渐衰落(Putnam,1993,1995a, 1995b)，但关系在中国是普遍现象，而中国社会是靠血缘和地理关系来维系的(翟学伟，2009)。社会资本取决于社群成员的共同特征或共有属性，如共同目标、共享准则和价值观，以及促进社群团结和凝聚的互信。关系取决于与家庭、同班同学和同事关系等客观因素绑定的义务。

那么，联系本研究，我们不禁要问：社会资本或关系对旅外华人社群(尤其是旅英的华人社群)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合适？上一章讨论过，旅外华人社群在社群结构、华人协会的功能、与母国及客国社会的互动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变。如今，再也没有所谓的传统中国社会的“移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考察旅外社群(包括其内部的子群)组织春节庆典的过程对于探讨旅外社群内部的个人关系或(以及)社群的社会资本更有意义。

最后，社会资本和关系都是社会现象，都有积极和消极影响。社会资本除了之前提到的积极意义外，还与社会分隔有着紧密联系(Putnam,1993)，因为定义一个社群的同时也在确定社群的界限。Putnam(1993)在论证美国社会里的社会资本的时候，曾经举例说明其中也存在着种族和阶级不平等。人们过度使用个人关系网络满足个人欲望，威胁并破坏了社会公正和平等，这已成为中国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翟学伟，2009)。但不可否认的是，关系的发展表明传统中国注重社会和谐。

作者认为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关注的是一个整体，如社群，而关系却关注个人在整体的内部情况，如社群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社群社会资本的发展有助于其成员分享资源，并在成员之间保持相对公平，但是，这却不能改变社群以外的“大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即假设某个社群占有的社会资本多于其他社群，这个社群的成员较之其他社群的成员很可能分享到更多社会资源，那么社群之间的不平等或社会不平等自然就出现了。至于关系，如果用关系来竞争资源和个人利益，社群成员间的均衡可能就会被打破。如果社群成员因为竞争有用关系而彼此间产生纠纷或冲突，这是否会影响社会资本的发展和累积呢？

关系和社会资本是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还存在争议。但它们都是社会现象，也在互相影响。考虑到本研究的目标，在探究旅英华人社群的关系和社会资本时，可以思考以下问题。如果春节庆典是一项集体活动，华人是否要发展并运用不同的私人关系从而从华人社群、母国和客国获得并整合资源？这个过程是否能发展华人社群的社会资本？之前讨论过，关系构建和资源调动同时也与关系和资源的竞争相联系，可能会引起争端和冲突。在春节活动的组织与举办过程中，关系的构建是否也是资源竞争并引发华人群体间争端和冲突的过程？如果是，这些争端和冲突是如何表现出来的？这些问题会在第六至八章得到回答，在这三章里，作者将基于本研究的实证数据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