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城市发展的相互争论

2.2.1 城市发展的动力之源

创意城市或消费城市的理论核心在于如何塑造城市设施环境以吸引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进而推动城市的复兴或发展，新经济城市理论则聚焦于智力—文化经济或创新型产业的培育，及由此吸引高层次人力资本及相关各类劳动力阶层入驻。尽管上述理论的产生背景均是21世纪以来蓬勃发展的创新经济，但关于城市发展动力之源的相互争论却持续存在，这也并非是简单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关系。Storper和Manville从个人行为与偏好的视角探讨了城市增长理论，认为以知识为基础的集聚经济和城市兴起更为密切，城市衰落并非由于产业外迁而是因为地方新兴产业没有得到培育，创意阶层将会追随具有生命力的公司或企业，这些创新企业聚集的地方一般都会拥有优越的审美化消费环境，进而吸引更多的高层次人力资本聚集。同时，他们指出由于各类产业集群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人们更愿意待在工作机会最多的大都市区域，进而推动各种便利设施与消费环境氛围的出现，郊区化现象也是由于便利的私人交通方式，能够保证短时间内享受到各类设施，那些年轻并受到良好教育的人群首先要选择能够提供高收入就业机会的城市社区，进而才会去尽力满足自身的各类设施消费需求，曼哈顿、奥兰多、硅谷等地区无不如此（Storper, Manville,2006）。

理查德·弗罗里达认为社区设施环境能够影响区域增长与发展，城市的开放性、包容性和生活便利设施有利于吸引创意群体，如Clark等将城市解释为“娱乐机器”（entertainment machine），可以为居民提供丰富多彩的娱乐休闲、夜生活及消费文化（Clark, Lloyd, Wong,2002）。弗罗里达等不同意就业机会或预期高收入影响人力资本迁移的传统经济学观点，他们的经验分析表明，审美化的优良环境（beauty and aesthetics）是城市社区满意度的关键因素，生活设施氛围在城市与区域发展过程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如稳固的经济基础、高质量的教育设施和良好的社区关系网络（Florida, Mellander, Stolarick,2011）。同时，他们通过美国50个州的28000个样本调查发现，在影响人们迁移及入驻城市社区的主要因素中，完美（beauty and physical）的地点（place）需求因素，如户外空间、娱乐设施、文化设施及社会关系等，胜于城市社区的经济环境状况和个体特征，如就业机会、收入、技能或年龄。究其原因，在经济与心理两种不同影响因素中，人们愿意以高成本支出甚至低收入预期，来换取高质量的生活环境或高价位的住房，而社区环境设施缺乏的地区会促使人们逐步迁出（Mellander, Florida, Stolarick,2011）。

2.2.2 城市化与区域发展

爱德华·格莱泽在阐述消费型城市中，将美国城市划分为三个等级或类型（Glaeser et al,2001）。一是复兴后的高密度城市，如纽约、旧金山、波士顿、芝加哥、匹兹堡及其他类似城市，这类城市均具有蓬勃发展的信息经济产业，以及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同时拥有传统历史文化的建筑物环境，并能够提供丰富多元的消费设施及活动，尽管人口数量没有显著增长，但以高技能、知识型与高收入为核心的人口结构却在浮现，这从城市住房密度的增加和绅士化进程中可以表现出来，与之相近似的欧洲城市也是如此，包括伦敦、巴黎、巴塞罗那等。二是传统高密度且没有实质性变化的城市，如底特律、费城和圣路易斯，该类城市地产价格较低，传统产业日趋没落，人力资本水平不高，如工业革命后英国北部的曼彻斯特也如此，其城市物质环境建设明显滞后，也不具备维也纳或爱丁堡之类城市的政治资本，难以提供相对优势的消费型服务设施。三是低密度的边缘城市或汽车城市，如洛杉矶，这类城市尽管缺少政府机构的强力干预，但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其分散化的就业中心削减了通勤成本，类似的还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城市蔓延发展模式，欧洲的边缘城市则受制于燃油税和公共交通补贴而缺少吸引力。同时，格莱泽认为当前社会属于消费城市时代，技术、气候环境及设施条件是城市增长的关键要素，冰雪带的城市更需要提供高质量的生活环境设施，阳光带城市的崛起在于高技能（skills）、温暖的气候（sunshine）以及郊区化或蔓延化（sprawl）的私人交通生活方式，或称之为“3S”理论（Glaeser,2005）。

斯托泼和斯科特对格莱泽的城市与区域发展观点进行了批判，其中，斯托泼（2010）指出，格莱泽的“三个均衡”机制理论可以解释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区域，如“高工资、高技术与住房短缺”型城市和“低工资、低级术与住房充裕”型城市，但无法解释相同区位或类型的城市发展过程，如旧金山和洛杉矶，美国阳光带城市的崛起也并非是东北部人口或产业转移的结果。同时，尽管新经济地理模型（NEG）提出集聚经济是城市与区域发展动力之源，但该理论仅能够描述一般性城市与区域发展过程，却无法阐释特定城市或区域的专业化集群现象。斯托泼和斯科特认为，高收入和高成本的城市能够实现持续性增长，是由于规模化集聚经济内部保持着一种高水平的协同效应，包括在产品、服务与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促使单位交易成本下降，而外部市场更易于获取（Storper, Scott,2009）。尽管人力资本及其技能是城市增长不可缺少的要素，但他们不可能成为加速区域经济发展的独立变量。在美国冰雪带和阳光带此消彼长的过程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加利福尼亚州戏剧性地崛起了以新经济为特征的高技术生产中心，这是由于东北部城市的传统福特制生产体系遭遇危机，以及南部阳光带城市迎来了“区位机会窗口”（the window of locational opportunity）（Scott, Storper,1987），新一轮专业化集群经济不但出现在高技术产业领域，同时也兴起于以远离传统大规模生产为核心逻辑的其他行业内，并有选择地产生在阳光带城市，以及美国东北部中心城市，如纽约、波士顿和芝加哥，包括新技术、金融、媒体和时尚等产业，进而提供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和高水平的设施环境。

2.2.3 城市空间重构现象

针对知识经济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现象，艾伦·斯科特认为当前世界正在进入以智力—文化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第三次城市化浪潮，北美、西欧、亚太地区越来越多的大城市纷纷加入该发展潮流，甚至包括许多小城市乃至乡村地区也正在发生智力—文化经济转型（Scott,2014）。智力—文化生产系统趋向于集中在高密度的地方产业集群，包括高新技术、生产服务、艺术化制作、文化生产等，以保证企业外部网络交流、劳动力市场供应以及地方化学习，由此对城市空间结构产生重塑作用，如城市边缘、核心区乃至外围地带的“绅士化”（gentrification）现象，促使传统工业、商业区转型升级，进而为智力—文化经济提供高水平的生产与消费活动空间。智力—文化经济生产系统吸引了大量创意文化阶层，以学习、创意、创新为典型特征，同时也容纳了大量低收入和低技能工作，这些由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外来劳动力承担，由此产生了劳动力市场分化和社会空间分异（Scott,2007），如丝奇雅·萨森曾系统阐述过全球城市生产服务行业中的低收入劳动者社会空间分异问题（丝奇雅·萨森，2001）。

爱德华·格莱泽比较赞赏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高密度城市的蓬勃发展，他在《城市的胜利》中指出，城市的胜利是21世纪人类发展的密码，这是由于城市属于高水平生产力、财富、社会流动、创新、互容、个体自由乃至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他认为纽约、伦敦中心城市的蓬勃发展，是由于人们追求休闲、消费和社交的结果，如伦敦、纽约可称为豪华的娱乐胜地，并建议全球城市要参考香港的发展模式，增加核心区建筑物密度，如巴黎核心区可以建造摩天大楼，实现向香港或纽约曼哈顿的城市空间转型。针对大都市区社会空间分异或贫民窟现象，格莱泽认为这也是城市胜利的象征，此类灰色过渡空间可以成为外来低收入移民阶层向城市中上等收入阶层转换的生活场所（Glaeser,2011）。斯托泼和斯科特分别撰文对《城市的胜利》做相关书评，其中，斯托泼认为，该书过于强调对个体或家庭迁移与择居的行为分析，忽视了迁移目的地所在城市及其企业或公司机构的兴衰演变，如伦敦或纽约中心区的兴盛源于以金融为核心的相关产业集聚，巴黎核心区属于西方市场经济背景下比较成功的社会空间构建典范，要优于伦敦或纽约核心区的市场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即使是作者推崇的高密度城市空间重塑典范的香港，也催生了日常通勤距离较远且有大量底层居民生活的外围新市镇（Storper,2011）。斯科特则批评了该书仅仅将城市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系统的动力引擎，而忽视了城市社会空间的不公平现象及资本主义本质原因（Scott,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