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理论评述与启示

21世纪以来以知识、技术为核心的创新经济席卷全球，对城市与区域的经济社会及其空间形态产生重塑作用，对此国内外不同领域的学者已经形成共识，但针对城市发展动力之源的探讨仍然处于相互争论之中。本章节中所提及的相关内容属于部分典型观点，如弗罗里达侧重于人力资本与创意阶层的视角，格莱泽关注于个体或家庭的选择行为，斯科特和斯托泼采用经济地理或企业地理的分析范式，相关研究都发表在西方社会科学主流刊物，并引起了欧美及亚洲相关学者的引介或验证分析，成果反响较大（Freire-Gibb, Nielsen,2014; Leslie, Brail,2011;McGranahan, Wojan, Lambert,2011; Niedomysl, Hansen,2010）。究其实质，近期西方城市增长理论争论的焦点主要表现在，究竟是工作机会吸引外来劳动力的集聚，还是城市环境氛围影响了人力资本或创意阶层的迁移。

事实上，针对不同地区或发展阶段的城市与区域，以上相关研究均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一是格莱泽倾向从个人或家庭的迁移择居视角进行分析，认为城市发展是由于个体或家庭区位选择的结果，即人们为了追求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重点关注设施环境、住房价格、收入三个主要变量。斯科特和斯托泼注重企业或公司机构的成长或选址视角，认为城市的崛起或复兴在于企业或公司与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供求关系，由此可以形成专业化集聚经济。二是相关理论学说均是面对由知识经济驱动的城市增长模式，这与传统资源或资本驱动模式有显著的区别，正如迈克尔·波特将区域发展阶段划分为四个时期，“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斯科特和斯托泼相对关注城市增长在不同时期的相互连贯性，具有明显的以生产为核心的导向，弗罗里达和格莱泽重点阐释创新型或财富型城市增长模式，具有显著的以消费为核心的倾向，上述学者也均承认了人力资本、技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例如，斯托泼和斯科特在重新评价人力资本、创造力和城市增长的关系中指出，并非完全否定良好城市设施环境的影响作用，而这些仅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结果，个人的区位选择确实具有一定的偏好，如温暖的气候、完美的设施、安全的社区等，但这些只能够发生在新经济崛起之后，如1950—1960年的硅谷仅有数量很少的小规模创新公司及其员工，洛杉矶在1905—1915年期间也仅是小规模的临时性媒体产业集群，随着专业化集群的逐步增长，才产生了各类工程师、演员、金融分析师等创意群体的集聚，并提醒要慎重运用卢卡斯和雅各布斯的理论观点（Storper, Scott,2009; Scott,2012）。所以，如何恰当地批判或借鉴这些分析视角、模式及方法，将是今后开展相关研究的重点所在。

首先，在城市发展理论构建方面，无论是采用人力资本、个体或家庭的分析视角，还是运用经济地理及劳动分工的理论范式，他们都选择了微观个体单元，将之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探索其内在的运行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形成相对独特的分析框架。同时，在理论探讨和经验分析方面，也形成一定的相互争论，由此才能够推动城市理论框架的日益完善。弗罗里达等曾基于人力资本视角对中国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尽管人力资本、大学及宽容的环境（tolerance）之间有一定的相互影响作用，但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的表现似乎与人才、技术无关，这将意味着当前的知识经济转型面临着相应的困境（Florida, Mellander, Qian,2012）。林初升则撰文对弗罗里达的相关研究进行批判，认为上述分析忽略了土地和资本的影响作用，尽管这些要素在发达国家被认为理所当然，但这却是中国大都市发展与转型的重要动力，政治经济背景下的土地商品化要高于人力资本或新技术的影响力，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既不完全归功于内在的集聚经济，也不是全球新自由主义市场力量干扰的结果，中国城市化理论构建将需要超越欧美理论范式适用区（Lin,2014）。目前，在中国城市化研究中已经有此方面的理论建构，其成果影响力也相对较大（宁越敏，1998；张庭伟，2001; Wu,2003; Wei，2005），也有学者开始采用企业家或创业精神来剖析国内外城市与区域发展进程（Glaeser, Rosenthal, Strange,2010; Freire-Gibb, Nielsen,2014；李志刚，2015）。

其次，在城市发展实践过程中，当前我国的确处于上述理论模式的验证过程中，其理论观点和研究方式还需要有选择地进行参考借鉴。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以后我国大城市人口增长开始进入转型期，由外来劳动力的快速增加转变为城市人口的增长滞缓，成为影响城市经济运行和房地产市场价格的重要因素，这也意味着以土地资本化为核心的城市化进程将会日趋减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号召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积极践行的发展目标。例如，杭州由之前的年均新增人口18万递减为3万～4万（近两年有所回升），上海的外来人口开始出现小幅度缩减，北京、广州、深圳的新增人口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其他大中城市基本处于人口增长停滞状态（李晓江等，2014）。在此背景下，如何积极营造良好的城市社区环境，加快培育创新型经济集群，努力吸引知识型企业机构或人力资本入驻，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上述城市发展理论将会为我们提供相关的研究启示，这也将避免我国的创新城市或宜居城市研究陷入传统的宏观格局分布与竞争力排名的误区，而是要着力于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或专业化集聚经济的微观单元视角，来探讨创新型城市和理想生活社区构建的内在机制及其影响因素。

最后，上述相关城市理论有利于评估当前我国区域发展与大都市空间格局。一是在过去二十多年内我国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及重工业城市振兴的发展战略，其实施绩效褒贬不一，近期李克强总理提出能否突破胡焕庸人口分界线的问题，若参考西方学者对美国冰雪带和阳光带城市发展的相关争论，从中可以发现美国中西部的崛起及东北部传统工业城市的复兴，并不完全在于人口、产业、资本或基础设施的外部输入，更多依靠的是知识经济背景下城市与区域内部专业化特色集聚经济的培育。二是近十多年来我国大都市城市化进程发展较快，出现了明显的城市空间重构与社会空间分异现象，从大都市核心区到外围乡村均纳入了资本或消费驱动的范畴，斯科特对大都市“绅士化”（gentrification）现象的解释以及弗罗里达或格莱泽的设施环境驱动理论，无疑为我们理解新时期城乡发展格局提供了相应的分析视角。同时，尽管可以认同格莱泽所推崇的高密度大都市发展模式，以及国外贫民区或国内城中村存在的合理性，即为外来移民提供低成本的居住空间，但针对所出现的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问题，仍然需要参考斯科特的相关建议（Scott,2012），积极借鉴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有关理论，包括享利·列斐伏尔、大卫·哈维、曼纽尔·卡斯特等（Castells,1978; Harvey,1985; Lefebvre,1991），给予中国大都市社会结构更多的关注，以及外来低收入移民阶层更多的关怀，以避免陷入大都市分裂的二元结构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