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国内外大都市空间组织

3.2.1 趋于成熟时期的国外多中心大都市区

（1）巴黎——带状多中心大都市。巴黎是法国的首都，也是法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狭义的巴黎市指巴黎古城，即大环城公路以内的巴黎城市内，只包括原巴黎城墙内的20个区，面积为105km2，人口约230万人。广义的巴黎市是指巴黎大区，从巴黎市中心（即巴黎圣母院），向外一直扩展到60至90公里，行政区域涉及8个省，面积达12000km2，人口超过1000万人。通常意义上的“大巴黎”是指巴黎城镇集聚区，基本上是由巴黎、上塞纳、塞纳—圣德尼、瓦尔德麦尔纳四个省组成，面积约为1800km2，人口达900万人，而巴黎市所规划建设的5个新城均布局在“大巴黎”的边缘区，距离巴黎市中心约20至35公里。

巴黎大都市空间结构呈现出“带状多中心”特征，其优势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第一，20世纪60年代在主城区规划建设了拉德芳斯新城市中心，有效地适应了二战以后巴黎经济的快速增长，减轻了以老城为核心的单中心大都市的发展压力，抑制了城市的地价上涨速度，吸引欧洲更多的大型企业总部及金融机构入驻，从而形成了一个新老双中心的大都市空间结构。第二，为了应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巴黎郊区快速增长的人口，确定了与塞纳河平行的东南、西北两条城市切线发展方向，规划建设5座边缘新城，与主城区一起构成了统一的多中心城市体系。

70年代以来，通过一系列相对成功的区域开发实践，巴黎人口向近郊和部分远郊扩散，形成了人口增长最快的集聚区。据统计，至90年代，巴黎郊区人口剧增到了560万人。其中，1975—1984年，5座新城增加人口占整个巴黎大区新增人口的47%。巴黎城市的边界不断跨越行政边界向外发展，目前在面积仅有100多平方公里的巴黎城周围，形成了方圆2500平方公里、人口约880万人的城市化郊区，并完全形成了由巴黎市中心—近郊9座副中心—远郊5座新城的城市中心体系。

（2）东京——专业化分工多中心大都市。东京是日本的首都和经济中心，位于本州关东平原南端，总面积为2155km2（约为杭州市辖区的2/3），人口约1270万人（2008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密度最高的国际性大都市之一。而东京大都市区（首都圈）是指以东京为中心半径100公里范围内的地区（总面积达36287km2，人口超4000万人），共1都7县（都、府、道、县均属于一级行政单位），包括整个关东地区及西面的山梨县。外围腹地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是环绕东京湾、紧邻都市中心的神奈川、千叶和琦玉县，习惯上合称为东京圈（中圈层，15～50km）。

1950—1960年东京圈（包括神奈川、千叶、琦玉3县）的总人口由1305万人上升为1786万人，但有近60%的人口增量（300万）分布在内圈层（15km以内）。20世纪60—70年代前后，日本政府开展了三次东京大都市区域规划（1959,1967, 1976），以解决因人口过于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大城市问题。由于新城规划建设的影响，中圈层郊县地区的人口大量迁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960—1970年，神奈川、千叶、琦玉县，作为东京大都市区中圈层（近郊地区）的主要扩散区域，其人口的增长率一直维持在20%以上。而同期东京都的人口增长率已降至5%，之后便趋向低速和负增长。但这并没有广泛减少都市中心的要素集聚压力，由于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的服务业（主要是办公业）仍集中于都市中心，导致白天工作人口仍在大幅增加，内外通勤压力极大。

为了进一步弱化东京都市中心的强大吸引力，日本政府于1986年开展了强有力的都市区分散计划（首都重建计划）。主要是通过强化都市副中心（如筑波新城、琦玉的新城市中心）的独立职能，以推动第三产业向周边地区转移，并加强中心与边缘的区域联系，从而形成多层次、网络化和多极化发展的大都市区架构（图3-2）。与巴黎多中心空间结构相比，东京外围的城市副中心专业化职能较强，与核心区并没有形成水平分工，相互之间在功能上没有替代性，尽管分散了人口的聚集，但在关键性职能及就业岗位上仍然处于不同等级，由此造成了城市中心区供地压力较大、地价较高的问题。

（3）新加坡——邻里组团式多中心大都市。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位于马来半岛南端，毗邻马六甲海峡南口。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新加坡人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共同努力，使新加坡拥有“花园城市”的美称，目前在714.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540万人（2013年）。

1958—1971年间，由于人口迅速增长、建成区盲目扩大、交通拥挤、市中心区衰退等，新加坡因此对全岛用地进行分区，打通了两条平行于海岸的干道，调整了整个路网结构并在用地功能上作了新的安排，划出了绿色地带和新城镇区域，目的是将中心区的人口疏散到郊区以满足中心区扩张的需要。这一轮规划首次确认了疏解中心区人口的迫切要求，这一思想在其后的历次规划中得到了延续。1971年新加坡第一次概念规划提出了“环状城市空间结构”和“新市镇模式”理念，创造性地构想了新加坡未来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规划依托轨道交通布局的高密度城市化走廊，23个新市镇分散环形发展，每个新市镇都设有1～2个地铁站，大部分新市镇距离城市中心约10～15km，是兼顾大都市郊区化与良好的通勤时间的理想间距，这有效解决了人口快速增长可能导致的大运量通勤交通问题（图3-3）。规划设想由两条地铁线路将岛的东部、西部、北部各镇与中心城串联，强化了中心城在全岛的地位。

随着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人口不断从中心区转移到外围地区政府兴建的新镇（new town）和私人住宅区中，中心区的人口从1980年的136.4万人减至1990年的113万人。除了群岛区和其他区外，其他四大区的人口都有所增长。至此，新加坡形成了“中心区—副中心—新市镇—邻里中心”的多层级网络化体系，拥有高密度大容量的交通路网的世界著名的“花园城市”。与巴黎、东京相比，新加坡属于总体用地规模偏小的大都市区，其采用统一严格的城市规划控制城市发展的计划模式，新市镇规划不仅作为一种疏解原旧城中心人口的有效策略，更作为一个预先设定的理想化社会结构的空间载体，如在镇中心—邻里单元—建筑组团的理想空间结构中，成就理想的空间和人口规模、理想的就业—生活模式、理想的公共设施配置、理想的生态绿化配置等。

3.2.2 高速成长时期的国内带状组团式城市

（1）深圳——“两翼对进”式空间结构。深圳是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全国四大城市之一，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位于珠江三角洲东岸，毗邻香港，市域边界设有全国最多出入境口岸，总面积2020平方公里，人口达1047万人，2012年地区生产总值为12950亿元。

1982年深圳最早一版城市建设规划，率先提出了“核心—组团—带状”结构，规划建设用地98平方公里。1986年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正式确立了带型组团城市结构，规划范围达1225平方公里，至1990年城市人口达200多万人。1996年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以特区为中心，以西、中、东三条放射发展轴为基本骨架，梯度推进的组团集合布局结构”，将全市划分为9个功能组团和6个需控制建设规模的独立城镇，并以组团为基本单位进行产业布局。至2000年城市人口发展到300万人，建设用地达到280平方公里，全市人口高达700万人。由于深圳人口、经济呈现高速增长的发展态势，这给城市土地、环境、空间等带来系列问题和重大压力，2006年深圳开始启动总规修编工作，该轮规划明确了以中心城区为核心，西、中、东三条发展轴和南、北两条发展带的基本骨架，形成“三轴两带多中心”的轴带组团结构（图3-4）。

纵观深圳三版城市总体规划，可以发现其城市空间模式选择的优势，即带状组团式弹性空间结构完美地适应了城市经济的超高速发展（图3-5）。同一般单中心城市的形成路径不同，深圳的发展最初是从东翼的罗湖和西翼的蛇口同时展开，受自然地理特征限制，东西向狭长的带状组团结构自然成为城市发展的最佳选择。受香港经济的影响，深圳一开始就进入了高速成长状态，位居与香港边境平行的深南大道的城市组团几乎同步展开，如市政府入驻、香蜜湖、华侨城、深圳大学、高科技园区、南油等地块项目。这样的结果是深圳的城市中心不是集中在一个点，而是分散在一条线上，使得中心区供地压力大为减轻，地价并没有伴随着人口与经济的超高速发展而无限膨胀，从而为人口、资本、企业等生产要素的持续注入提供了发展空间，由此推动城市经济的新一轮增长（赵燕菁，2004a, b）。

（2）苏州——“中心开花”式空间结构。苏州地处长江三角洲，具有2500年的建城史，在地理位置上毗邻上海，历年实际利用外资额、工业总产值与上海并肩。2010年全市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人，2011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000亿元，次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其中，市区面积2743平方公里，市区常住人口535万人，市区GDP达5254亿元（含苏州工业园区、吴江区）。

受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影响，1986年苏州城市总体规划面临着推进城市建设与保护古城风貌的尖锐矛盾，最终做出“跳出古城建新城”的英明抉择，使苏州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古城风貌基本保持完好的城市，并构建了新旧并立的双中心结构，其中，新区选择在古城西侧（图3-6）。1994年苏州新区被定位为“与古城有密切联系，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是苏州新城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开发区融为一体的具有城市功能的新市区”。

同时，在上海浦东新区开发的战略背景下，苏州工业园区在老城东侧开始诞生，与苏州新区、古城共同组成了“东园西区、一体两翼”的带状组团式空间结构，即由西向东分别是河西组团、河东组团、古城、园区一期、园区二期、园区三期共6个组团。在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2006年启动新一轮总规编制，该规划依据区域经济流向和山水格局，选择东部、北部作为重点发展地区，西部、南部作为控制和优化地区，形成“一心两区两片”的“T型”结构（图3-7）（杨保军，2007）。

从苏州的规划建设历程来看，其发展模式选择与深圳具有相似的一面，即在城市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选择了东西向带状组团式空间结构，城市政府机关也外迁到了新城，城市中心地价沿东西轴向平均分布，大大减少了经济发展对老城及单中心结构的压力，也有利于城市空间容纳不同级别和不同类型的产业部门，有力地增强了城市综合竞争力（赵燕菁，2004b）。深圳和苏州的案例告诉我们，对高速发展的城市来讲，轴向的带状发展可能比“摊大饼”式的四面均衡发展更有效率，即多中心要优于单中心的空间结构。

（3）广州——“北抑南拓”式空间结构。广州地处华南，珠江三角洲北缘，隔海与香港、澳门相望，是中国第三大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广州市辖10个区，代管2个县级市，市区面积3843.43平方公里，全市常住人口1270万人，市区人口1107万人。2011年全市经济总量达12303亿元，位居省会城市第一。

2000年广州市发展战略规划成为后来国内城市相继开展概念规划的倡导者（张兵等，2001）。该项规划的编制背景是基于快速增长的珠三角区域经济，以及城市经济地位下降和城市空间发展不足的矛盾，从而确定了采取跨域式发展模式，实施“北抑南拓、西调东移”的多中心空间发展策略，在广州南部地区建设珠三角的核心区。其中，“北移”是指抑制城市向北部的花都、从化发展，该地区是广州主要的水源涵养地，应放弃发展任何有污染的工业。“南拓”是跨越式发展策略的根本所在，国际性和区域性的商务活动、信息服务、社会服务、行政管理等功能向南集中在番禺地区，未来东涌—南沙将建设成为服务职能高度集中、高度复合的区域中心。广州市“南拓”发展战略为建设新的区域性中心商务区提供了恰当的机会和充足的空间，从而将老城区行政、军事、铁路等部门向新中心迁移，大幅度减轻了旧城的复合，增加了其他功能的发展空间，有利于未来形成一个主要沿南北向交通轴有序扩展的带状组团式城市。

与战略规划编制前后相伴随，2000年花都、番禺撤市设区，市区面积由原来的1443.6平方公里增加到3718.5平方公里，为广州城市空间拓展提供了发展契机。2005年将东山、越秀合并为新的越秀区，将芳村、荔湾合并为新的荔湾区，同时增设南沙区（原南沙经济开发区）、萝岗区。2012年广州南沙新区成为第六个国家级新区。上述系列行政区划调整及制度政策支持，有力地推动了广州市“南拓”发展战略，使之能够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带状组团式多中心大都市区（图3-8）。

3.2.3 大都市空间结构发展模式启示

第一，从国内外发达大都市区范围来看，无论是巴黎、东京，还是深圳、广州，与中心城市能够产生最为紧密联系的都市区面积约为200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0万人。

第二，带状组团式多中心结构是国内外大都市区快速发展过程中的有效模式选择。其中，多中心形态更适合于趋于成熟时期的大都市区，如巴黎、东京、新加坡，而带状组团式较为适合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进程中的特大城市，如深圳、苏州、广州，当前上海的空间结构则介于上述两种类型之间，属于一种正在迈向世界城市的高效率空间组织结构（图3-9）。

第三，从国内外发达大都市区演化过程来看，其空间发展均呈现从单核心转向多中心、由单一线性向有机网络演化的趋向，可将之概括为“强核、外溢、织网、整合、耦合”等发展阶段。其中，在“外溢”发展阶段，开始形成半独立的卫星城。在“织网”发展阶段，试图构建完全独立的新城。在“整合”发展阶段，形成综合性新城。在“耦合”发展阶段，部分新城转变为大都市区中心城市的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