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导论：全球化与城市区域崛起

1.1 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区域

1.1.1 全球化：城市网络的形成

20世纪中后期，全球化和信息化使世界经济开始经历一场全面、深刻且势不可挡的变革，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Dicken,2003）。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化经济迅猛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对企业空间行为和城市空间组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全球化浪潮之中，越来越多的企业从地方走向全球，进而将更多的城市纳入到世界城市网络之中（Taylor,2004）。针对全球化的影响，Yeung（2009,2016）提出战略耦合（strategic coupling）的概念，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些国家纷纷出现了新的全球主导企业，它们的崛起不再依赖于国家支持，而是通过与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的战略耦合，来实现新一轮的增长、学习和产业升级，这个经济动态已经超越了发展型国家理论所能解释的范畴。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资本的快速流动促使了企业或公司管理控制和研发功能的高层次集聚，以及生产制造的低层次扩散，这对不同功能组织所在的城市—区域产生着重塑性作用，并导致了传统城市体系的巨大变化，即从等级性中心地体系向无中心性的网络体系转化（Campagni,1993）。当前中国的城市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全球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影响，人口进一步向城市集聚，城市化和郊区化的双重引擎导致大都市区、全球城市区域的出现。二是伴随着企业加速向外扩张，区域性、全国性及世界性的企业生产网络正在浮现，进而强化了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促进了不同等级城市网络体系的发育（宁越敏，武前波，2011）。

20世纪60年代彼得·霍尔已经开始关注位居世界城市体系顶端的全球城市，其通过在世界或国家范围内的等级地位及其金融贸易网络，来掌控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活动。80年代约翰·弗里德曼从新国际劳动分工角度出发，提出了“世界城市假说”，认为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体系的连接点，在“核心—边缘”的国际分工地域空间内具有较强的全球指挥控制功能。90年代丝奇雅·萨森基于全球性生产服务业的区位集聚来定义全球城市，强调全球生产服务网络的重要作用，它可以穿透国家权力的束缚限制，其商务、金融、创新和消费功能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分离与整合，进而形成为数不多的全球城市。21世纪以来彼得·泰勒采用“流动空间”的视角，综合上述研究成果，通过大量全球生产服务业公司数据来衡量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城市网络联系关系，进而将传统城市等级体系研究推向新时期的城市网络体系探索。

从近期城市体系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可在全球尺度下归结出不同类型的城市体系，如全球、国家、区域和单一的城市体系，其共同特征是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形成了网络化或一体化的城市结构（表1-1）。从中也显示出全球范围内多样化的城市体系，如以伦敦、纽约、东京、巴黎等为代表的全球城市体系，欧盟及中国大陆的国家城市体系，长三角、京津冀的区域城市体系，上海、杭州或南京为核心的全球城市区域结构。上述城市体系的形成均根源于具有全球、国家或区域影响力的企业生产或服务网络，其拥有企业的规模等级、功能作用及网络关系决定了核心城市的经济社会控制能力。例如，具有全球金融控制功能的纽约和伦敦，全球科技影响力的旧金山湾区和西雅图，全球文化服务能力的巴黎和洛杉矶，全球制造影响力的中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表1-1 全球化时代城市体系的概念特征

资料来源：王晓阳．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城市群研究？新浪微博2016-03-15。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产业价值链的细化分解，世界进入以创新要素全球流动为特征的开放创新时代，在全球创新网络中，节点城市利用网络通道不断吸纳外部资源并对外输出其影响。2016年美国全球企业研究中心发布《信息平台企业的崛起：来自全球的调查》（TheRise of the Platform Enterprise:AGlobal Survey）报告，研究指出以亚马逊、苹果、谷歌、微软、英特尔、阿里巴巴等为代表的交易、创新或投资型平台企业，正在重构全球范围内不同行业的发展模式，其产品、服务及商业贸易的数字化改变了全球经济版图，使之开始进入共享经济时代。同时，这些平台型企业也是创新的重要来源，吸引与集聚了大量风险投资。从平台型企业的区位分布来看，北美地区在企业市值和就业人数方面位居第一，亚洲排名第二，欧洲第三。其中，旧金山湾区和西雅图拥有的平台型企业的市值最高，北京、杭州、深圳位居其次，包括上海在内的这些城市均排在全球前10位，而北京、上海在企业数量上仅次于旧金山湾区（图1-1）。由此可见，上述城市区域正是通过这些具有全球、国家或区域影响力的信息型企业，引领与辐射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地区。

图1-1 全球大型信息平台企业分布示意图

资料来源：Global Platforms Survey, The Center for Global Enterprise,2015。

1.1.2 地方化：城市区域的崛起

根据2014年《世界城镇化展望报告》,1950年全世界只有3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2014年上升至54%，到2050年将有2/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在世界前10位超大城市名单中，东京位列榜首，人口超过3780万人，中国城市包括上海和北京，人口分别达到2300万、2000万，美国仅有纽约（含纽瓦克），人口近1800万，名列第九。2015年世界银行发布《东亚变化中的城市图景：度量十年的空间增长》报告，发现2000至2010年间东亚地区有近2亿人迁入城市，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年均达3%,2010年达到7.78亿人。其中，超过千万人的超大城市有8个，包括中国的珠三角、上海和北京，日本的东京和大阪，雅加达、首尔和马尼拉。中国的珠三角地区（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已经超过东京成为在面积和人口两个方面的世界最大都市区。同时，2000—2010年东亚地区的城市面积年均扩大2.4%,2010年城市土地面积达到13.48万平方公里，中国约占2/3，城市面积的扩大往往跨越行政或政治边界如市际边界，造成政府管理和财政收入来源的碎片化。

曼纽尔·卡斯特曾将中国珠三角称之为超级都市区，认为其很可能成为21世纪最具代表性的都市景观。他认为城市处于一个网络化过程之中，各种网络塑造了城市化地域的空间形态及城市在网络体系中的地位（Castells,1996）。中心城市的扩散及连接周边城市的网络化过程共同推动了大都市区的形成和发展，周边城市逐渐形成了专业化的次级中心，从而使城市区域结构多中心化。2001年，艾伦·斯科特出版《全球城市区域：趋势、理论和政策》一书，对“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概念进行了集中探索和界定，即这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城市范畴，也相异于仅有地域联系形成的城市群或都市连绵区，而是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前提下，以经济联系为基础，由全球城市及其腹地内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二级大中城市扩展联合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空间现象（Scott,2001）。同时，彼得·霍尔等提出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mega-city region, MCR）概念，并针对欧洲地区做了相关实证研究（Hall,2006）。

与之相比，中国城市区域发展既是一种全球化的现象，也是一种区域化或地方化的现象（苗长虹等，2015）。我们需要探索城市区域的全球网络，融入跨国公司组织的全球商品链、全球价值链及全球生产网络是城市区域参与全球化的重要方式，也是区域与全球网络联系的战略耦合过程（Yeung,2009）。同时也需要深入分析全球网络的地方嵌入，理解城市区域的内部空间组织及其网络结构，区域的制度厚度、关系性资产、创新系统等地方化因素都可能影响全球网络的发展（王缉慈等，2015）。

目前，以长三角地区为代表的全球城市区域正处于这一演变过程中，经历着本土企业生产系统的成长壮大，以及跨国公司生产网络在华的日益扩散（宁越敏，武前波，2011）。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网络、全球城市区域等理论，均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大量的正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城市（薛德升等，2010）。长江三角洲属于比较成熟的都市连绵区（城市群）（宁越敏等，1998；胡序威等，2000），拥有上海、苏州、杭州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核心城市，也是受全球化和地方化共同作用较为激烈的城市区域。所以，加强长江三角洲地区空间组织研究，有利于揭示出我国最为典型的“全球城市区域”特征及内涵，为崛起中的全球城市区域提供理论支撑与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