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如何理解全球城市区域

1.2.1 全球城市区域理论概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和企业空间组织的快速变化，推动了跨国公司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各种类型的经济活动（制造与服务等行业）向地方区域集聚的态势不断加强，各类型公司也由于集聚而提升了竞争优势（Porter,1998; Storper, 1997）。由此，作为大型生产综合体的重要载体的区域，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重要地位逐步凸现，也促进了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理论新概念——“全球城市区域”的出现。当时出现的新产业空间学派，他们的研究特征是将企业的纵向分离、劳动分工及空间交易成本与地理集聚现象联系在一起，他们从空间交易费用和专业化企业集聚的外部性两个维度来分析新产业空间的崛起以及传统产业区的转型，如旧金山—硅谷和洛杉矶的好莱坞。作为新的产业空间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艾伦·斯科特相继发表了《区位过程、城市化和区域发展》和《大都市：从劳动分工到城市形态》（1988）两篇（部）论著，并在其中分析了大都市是如何形成的，被称为“工业—城市区位论”（宁越敏，1995）。他认为，如同新制度学派把纵向一体化看成是企业出现的原因，城市的形成正是由于纵向分解及其由此产生的联系网络所导致的经济活动集聚。

20世纪90年代末，迈克尔·斯托泼也利用了空间交易成本原理解释了产业区模式的形成，他将空间交易成本和本地化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分别作为两个不同的维度，从而形成二者由低到高组成的产业区形态矩阵，其中包括了韦伯—廖士的工业区或市场导向的工业区形态（表1-2）。艾伦·斯科特则认为全球化背景下正在出现一种新的区域空间组织，即全球城市区域，也是由于空间交易成本的存在，以及地方区位经济的规模报酬递增溢出效应，促使信息化时代跨国公司与当地集群形成网络联盟，并产生较强的区域外部性，推动了超级产业集群的出现，也促进了大规模城市群的集聚，并在适当条件下形成全球性的城市区域，并拥有高度常规化的生产制造型和灵活积累型的高科技、新手工、文化传媒及生产服务产业（Scott,1998）。

全球城市区域形态是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城市化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其内部具有中心都市与周边区域相互关联的各种生产网络集群，城市与区域的明确边界也逐渐模糊，对外则是企业、城市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地域平台或“航空母舰”，并与世界市场具有密切的关系，也是全球生产网络的地方“镶嵌体”。全球城市区域的空间结构既有利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集群的不断发育壮大，也有利于形成地方性区域发动机，从而推动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

例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的繁荣正是由以信息通信技术（ICT）为核心的高科技发展所驱动的。据美国商务部和美国电子协会的统计，1993—1998年信息产业为美国创造了1500万个就业机会，高技术成为美国雇员最多的行业，并在销售和出口方面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业部门，美国经济增长的1/4～1/3归因于信息技术，它已经取代汽车、石化和建筑业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若从技术创新的地理格局来考察，世界范围内的高技术增长极一般产生于大都市区或其外围低度城市化地区，大部分均属于历史积累、路径依赖增长的发展过程产物，也有少数属于国家技术政策的结果，无论各自特定的起源如何，各类技术集聚区都对当代全球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作用。

对比近20年全球典型创新中心的空间分布，可以发现这种世界技术极的区位模式较为吻合全球城市区域空间形态，如旧金山—硅谷、伦敦—剑桥、巴黎—法兰西岛科学城、东京—筑波、首尔—仁川、台北—新竹等均是城市与区域相互作用的重要地区（表1-3，表1-4）。中心城市可以满足高技术区对金融投资、生产服务、技术人才及消费市场等的需求，技术区则承担区域内公司总部风险投资、研发创新及生产制造职能，并可以增强中心城市的经济生命力。这种现象也正在中国日益崛起，如香港—深圳—广州，上海—苏州—杭州，并以创新型经济为核心积极推动城市区域转型升级。

1.2.2 多中心城市区域理论与方法

多中心城市区域（polycentric urban region, PUR）最早是在1995年由Anas等新主流经济学家在对城市区域进行定量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他们认为“经济活动呈现簇状在区域的中心结点之间流动成为现代城市的显著特征”。根据Kloosterman和Lambregts（2001）对多中心城市区域的界定，多中心城市区域是由空间上相互独立，隶属于不同的行政单元的多个同属于同一等级的城市组成的，并具有以下特征：①由若干个具有相同历史文脉的城市组成。②缺乏明显的主导城市，多中心城市区域支配着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或其他方面（尽管不可避免其中一个城市的人口明显多于其他城市）。③由少量的大城市和大量的小城市组成，大城市在经济总量和区域的重要性上没有太大的区别。④通常在一个国家的特定地域存在，在空间形态上呈明显的临近性。⑤各城市隶属于不同的行政单元。上述概念与界定为后来的多中心城市区域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并能够跳出最初的经济学框架，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规划和研究工具。

与全球城市区域的理论解释框架相比，多中心城市区域更多着眼于空间规划与政策制定的角度，被欧洲学者用来解读较为发达的西欧地区所出现的多核心大都市区现象。1999年《欧洲空间发展展望（ESDP）》将“多中心”（polycentricity）作为其重要政策目标加以实施，旨在通过构建多中心城市网络来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在欧盟委员会的资助下，彼得·霍尔和凯西·佩因组织来自不同国家的课题小组，对8个多中心欧洲巨型城市地区——英格兰东南部、兰斯塔德、比利时中部、莱茵—鲁尔地区、莱茵/美茵、瑞士北部、巴黎地区和大都柏林——开展了“多中心网络”（POLYNET）项目的实证研究，并出版了《多中心大都市：来自欧洲巨型城市区域的经验》研究成果。

多中心城市区域是由形态上分离但功能上相互联系的10—50个城镇，集聚在一个或多个较大的中心城市周围而组成的，通过新的劳动分工显示出巨大的经济力量。这些城镇既作为独立的实体存在，即大多数居民在本地工作且大多数工人是本地居民，同时又是广阔的功能性城市区域（functional urban region, FUR）的一部分，它们被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电信电缆所传输的密集的人流和信息流——“流的空间”——连接起来，这就是21世纪初出现的城市形式（Hall, Pain,2006）。从多中心城市区域的概念内涵来看，其主要是指一群地理邻近、通过基础设施相连并以大片开敞空间相间隔，在管理上和政治上相互依赖但不存在支配性城市的历史性地区与周边聚落的集合体。尽管近期出现了诸多表达该类区域的相关概念，“多中心性”始终是其共同表现特征。在实践过程中，PUR可以被看作是历史性城市网络和拥有较大地区的空间分离的大都市区的代表，前者如荷兰的兰斯塔德地区、德国的莱茵—鲁尔区，后者如洛杉矶、伦敦和巴黎，同时还存在一种上述两种类型的叠合区域，如旧金山湾区及其周边县市。

彼得·霍尔所主持的欧洲巨型城市区域研究，在理论层面受到了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及全球城市区域的概念假说启发，并认为在传统克里斯塔勒城镇等级体系中，出现了以“流的空间”为核心的城市网络体系，在交通及通信技术革新的背景下二者别扭地叠合在一起，并落实在“全球城市区域”（Scott,2001）空间范围内，由此重构了传统城市区域的地理格局。全球城市区域不再把世界城市仅仅视为简单的核心，而是将其看成更加复杂的、包括若干城市的、多中心网络结构的城市区域。这些新的城市区域通过各种活动的聚集而获得了大型集聚经济，正如艾伦·斯科特所表述的超级产业集群，集聚并不是发生在任何一个单独的中心，而是在一个中心复合体中发生，该复合体具有不同的功能等级，这导致了通过多种渠道传递的信息流不断增长。POLYNET项目的出发点就是在世界性的区域网络中研究全球城市区域的内部网络结构（Hall, Pain,2006）。

在欧洲多中心城市区域研究的方法论上，他们采用了彼得·泰勒等的“世界城市网络”分析方法，将之应用到城市区域内部，并广泛结合交通、通勤和远程通信流的数据，其首要研究关注于跨界金融和商务服务的运行情况。首先，对城市区域的多中心性进行量化分析，确定巨型城市区域或多中心都市区的边界，采用了人口、面积、就业、通勤及其他相关数据，揭示出城市区域在地理空间形态方面的联系性。其次，运用先进服务业企业空间组织数据，探索分析多中心城市区域内部及区域之间的信息网络联系程度，并辅助商务旅行、电话、会议和电子邮件等数据，以及相关公司人员访谈资料。再次，超越定量分析，转而探索定性信息，主要根据几百次与8个多中心城市区域内的8个重要APS部门的执行者和高级管理者的访谈结果，深入掌握企业投资选址、区域环境质量及高级人才流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从中辨别新型通信技术影响下“流的空间（space of flows）”和“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之间的关系。

1.2.3 全球城市区域的理论模型

美国洛杉矶学派在国际城市理论研究中独树一帜，他们主要是从主流社会学和经济学借鉴相关学术思想，对社会和劳动分工的空间性进行了关注，促使了“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2001年）概念的出现。21世纪前后，全球城市区域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成为地理景观的重要元素之一，它不是传统宏观经济地理学层面的“核心—边缘”结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世界范围内众多地理位置优越的中心大都市区域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集群，其大小和规模取决于当今资本主义主导产业部门的组织环境，这些部门并被组织成为拥有强大内生增长机制和市场日益全球化的本地生产网络。

在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地理格局中，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代表了一种极化区域经济体系，每一个区域经济体系由一个核心大都市和周围的腹地（辅助性社区、繁荣的农业区、本地服务中心等）组成，这些大都市腹地系统可以聚集起来形成更大范围内的全球性城市区域，如纽约、洛杉矶、东京等地。每一个城市区域都是专业化而互补的经济活动的错综复杂的网络所在地，拥有规模较大且充足的多元化地方劳动力市场，这些城市区域可以被作为新的全球经济的区域发动机，因为它们就是生产贸易、经济增长和创新的发源地。同时，在这些繁荣的全球性城市区域外围，存在着一系列相对繁荣并具有发展机会的经济岛屿，如香港、新加坡、首尔、墨西哥城等地，它们成为全球经济网络中的节点（图1-2）。所以，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单元，繁荣的全球城市区域的内部经济和政治事务都在以错综复杂的方式加强和遥远地区的跨界联系，并日益成为现代生活的生产与协调中心（Scott, 2001）。

国内学者石崧和宁越敏（2005,2011）承接艾伦·斯科特（Scott,1988）的“工业—城市”区位论，对新时期多中心大都市区空间组织进行了深入探索。他认为，随着多中心结构的发育，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逐步表现出功能专业化的趋势，反映在都市空间上就是多元化产业综合体的浮现，如新时期生产制造业的去中心化，以及越来越多的企业总部、生产服务、文化娱乐等部门呈现出较强的再区位态势。同时，劳动空间分工反映在更大的城市—区域范围内，则表现出同一层级城市—区域之间的水平空间分工，和不同层级的垂直空间分工。由此，形成一个内含核心多中心大都市区的全球城市区域形态。相对于全球城市区域概念理论，该模型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大都市区的空间组织格局（图1-3）。

海外学者魏也华和Leung以上海为案例，分析了外来直接投资（FDI）与上海全球城市形成的相互关系，指出FDI的流入对上海经济发展与全球城市形成具有显著的贡献，并伴随大量的对外出口贸易，FDI与国内资本也有力地推动浦东新区开发与浦西城市建设，最终促使上海成为全球城市的雏形。同时，外国银行的集聚强化了上海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地位，使之能够连接全球金融体系（Wei, Leung, 2005）。赵晓斌和Zhang采用全球城市区域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全球资本投资趋势和中国吸引外来直接投资发展特征，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为案例，揭示出外来直接投资与全球城市区域形成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全球城市区域的形成根源于两个演变过程，一是FDI和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的地方产业集群，这为全球城市区域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条件；二是地方政府通过提供优惠政策和新城市空间，并改善投资环境而竞争性吸引FDI（Zhao, Zhang,2007）。

国内学者武前波和宁越敏（2008）基于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及全球城市区域等相关理论，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全球城市区域形成的理论框架（图1-4），并就如何构建网络体系优势对上海国际城市功能发展战略进行了探索分析（武前波，宁越敏，2010）。在该分析框架中，全球城市区域形成的主导力量来自地方生产系统和全球生产网络，其中前者属于内生型，后者属于外生型。区位与国家则属于国际城市形成的外部环境，前者属于硬环境，后者属于软环境。按照该理论框架，若要分析一个全球城市区域的形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①地方生产系统是国际城市形成的基础条件，如果缺少该要素条件的支撑，国际城市建设只能属于海市蜃楼。②全球生产网络是国际城市形成的外部条件，只有地区经济活动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才可能出现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国际城市。③区位是决定一个城市能够成为极少数国际城市的稀缺条件，但这种条件有时也会发生改变，如信息网络技术和城市对外交通设施，都会对城市的区位产生影响。④国家仍然是国际城市形成过程中所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如国家的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方针以及市场环境等都与之密切相关。一般来说，以上四个条件是全球城市区域形成的关键因素，若缺少其中一个都将会对全球城市形成产生阻碍作用。

作为全球城市区域的长三角地区，海外华人学者陈向明认为该城市区域具有以下主要特征（表1-5）:①规模属于超大型，其人口、经济和空间范围超过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城市区域。②具有传统与先进水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对平衡。③全球性和地方性的发展定位兼备。④地方政府和市场力量的相互作用持续重构。⑤核心与边缘腹地之间存在土地、劳动力成本、市政设施及商业氛围的差异，但可以自动实现生产要素的集聚或扩散。⑥上海具有持续性主导地位，以苏州、杭州、无锡等为代表的二级城市在强有力地崛起，与全球经济相连的中小城市、城镇及乡村的生命力与脆弱性并存。⑦由于土地空间的紧缺导致城市之间对外资的持续性相互竞争。⑧强调对外资的依赖和地方企业的转型升级。⑨上海和周边区域的人力资本分布不均现象突出。⑩对出口导向型的外资企业具有大量补贴，拥有全球或国家市场的劳动密集型地方中小企业集群，并对生态资源环境产生破坏作用（Chen,2006）。同时，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与空间的不平等现象日益明显，地方半政府或非官方组织正在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