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解读长三角：地方化视角

1.4.1 分析框架

欧洲有关学者认为理解城市区域发展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着手，即概念（concept）、对象（object）和实践（practice）（Ellingsen, Leknes,2012），其中，概念层面包括经济（economy）（Storper,1995; Scott,1996）、制度（institution）（Amin,1999；Paasi,2001）和身份（identity）（Paasi,1986,2002; Fitjar,2010），对象层面包括空间范围（行政性和功能性）及其相关事物，对此可以采用网络分析方法，实践层面包括日常实践和制度实践，前者如通勤、购物，可以界定出功能性区域，后者是指行政性管理区域。国内学者认为解读多中心城市区域可从地理空间、经济社会、政治或行政三个层面展开，即空间形态、功能和治理（governance），作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基于这三个方面的理解框架基本能够展开城市区域概念的完整内涵（罗震东，朱查松，2008）。

本书基于全球城市区域的分析框架，从长三角和杭州都市区两个层面进行探索分析，注重从全球化（外资和产业）、政府（战略和体制）、社会公众（人口和通勤）的分析视角，分别揭示出长三角及杭州都市区的空间组织、城市功能和区域治理等特征，这有利于从动力机制角度阐释长三角全球城市区域的形成过程，而不仅仅是单一视角或单一层面的剖析，更有助于全面理解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区域的发展进程。同时，在城市区域发展理论层面上，本书回顾综述了近期西方城市研究相关理论，以及中国城市区域的研究进展，并对未来城市区域研究进行了展望，从而能够更好地审视当前长三角城市区域发展现状，以及思考如何进一步开展未来城市区域的相关研究。

1.4.2 研究方法

尺度（scale）是与空间紧密联系的概念，一个完整的空间等级体系必然由不同尺度的空间构成，尺度是认识地理空间、进行空间表达的基础和前提。在一个空间等级体系中，低层级空间结构单元在高层级空间内会被“抽象”掉，其类型相似的众多单元会逐步合并为高层级空间中的一个功能单元。从宏观到微观层面，我们可以将空间单元划分为多重尺度，如全球、国家、区域、城市、邻里等，不同的空间尺度均能够揭示出不同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然而在探索分析宏观尺度层面的问题时，往往忽略掉中微观层面的内容，这样并不利于理解空间单元的内在本质与属性（图1-5）。

本书不同于以往仅在宏观层面将长三角作为全球城市区域的探索分析，更深入到城市、市镇及乡村的层次，来深入刻画全球化对长三角区域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影响。正如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的，包括中心城市、外围乡镇及边远乡村在内的组成部分，都被卷入到全球资本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正在迈向一个城市—乡村连续体”（rural-urban continuum）（McGEE,1991），“信息通信技术重构的新城市，既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更不是郊区，而是集三种元素于一身”（斯科特·麦奎尔，2013）。目前，在一个不同空间尺度相互联系且连续的城市区域内开展实证研究还并不多见，这是由于涉及不同的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在分析过程的可操作层面具有较大的难度。本书将尝试交叉运用不同的来源数据，包括各类经济社会人口统计资料和多尺度城乡社会空间调查，分别在区域、城市、社区的层面，揭示出长三角全球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以更好地验证当前城市研究领域的理论假设与判断。

1.4.3 主要内容

综合以上分析，本书将分别依据长三角、杭州都市区及其邻里社区的不同空间尺度，从企业机构、地方政府及社会公众等动力主体着手，来深入探讨全球城市区域的空间组织、产业功能及其治理体系，从而能够全面阐释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其中，主要章节内容具体表述如下。

第1章主要针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区域崛起的现象进行剖析，包括信息化通信技术与跨国公司生产网络形成，以及全球城市网络体系的出现，城市区域在承载人口、产业及基础设施方面的重要作用，进而引出全球城市区域、多中心城市区域、城市群、大都市区等相关概念。其中，重点回顾分析了全球城市区域的理论来源及其对多中心城市区域规划研究的启示，梳理了全球城市区域的理论模型与动力机制。最后针对中国城市区域进展进行总结评述，包括相关概念、界定标准、研究方法等内容，并探讨了长三角地区的相关研究要点，例如理论概念应用、不同研究视角、空间组织及其区域治理等，以揭示出当前国内城市区域的研究转向与发展趋势。

第2章从城市发展本源理论层面，对比探讨以北美学者为代表的近期西方城市相关理论，包括智力—文化经济理论、创意阶层与城市理论、消费型城市理论等。同时，这些理论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争论，例如，城市发展究竟根源于企业集聚经济还是人力资本集聚，即人才追随企业及就业机会，抑或人才创造企业及就业机会，由此也产生了对城市集聚经济产生和城市环境设施营造相互关系的重新思考。最后以旧金山湾区和洛杉矶大都市区为案例，分析了两个区位条件、原始基础、人口结构及政策环境近似的城市区域，为何经过近40年的发展出现了相互之间的差距，其中，时代精神（zeitgeist）发挥了重要作用，旧金山湾区的投资者、企业家和科学家之间具有充满活力的关系网络，洛杉矶则盛行自上而下的大企业文化，各动力主体机构之间缺乏相互交流，不利于随时代发展而进行变革与创新。

第3章分析全球化时代大都市区空间组织相关理论及其表现特征。信息通信技术、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了郊区化和多中心都市区的形成，也导致了在传统商业中心之外新城市中心、边缘城市及专业化集聚区的崛起，同时，也导致出现了扁平化或平等化的多中心城市空间组织，如洛杉矶。在亚太及中国地区，在传统城市中心并没有出现衰落的背景下，边缘市镇、工业园区、外围农业区等相继得到发展，但地方财政在中心与边缘的分配差距，导致了边缘地区基础设施的相对滞后，这是中西方城市空间结构存在差异的一面。本章节基于城市规划视角对国内外大都市空间组织、边缘市镇建设的现状特征进行了剖析，巴黎、东京或新加坡均属于成熟时期的多中心都市区，深圳、苏州、广州则属于高速成长时期的带状组团式城市。边缘新城或市镇产生于大都市区的空间拓展，从传统卫星城到现代化新城，其区位、功能、交通、设施及管理等方面，均日趋成熟稳定，成为多中心都市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4章基于城市区域发展动力主体的微观视角，采用全球500强投资数据和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探索了近20年长三角跨国公司投资的时空演变特征，以及人口城镇化格局。从中发现，制造业投资项目呈现出双高峰的周期性特征，服务业项目具有相对滞后的单高峰特点，整体上投资项目逐步由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宁波等核心城市向周边中小城市及苏中、苏北、浙中、浙南地区扩散。地方政府通过设立各级开发区或工业园区进行吸引外资的战略举措，有力地推动了长三角城镇化进程，由此带来全社会的人口流动与聚集。通过分析FDI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长三角16个核心城市人口规模与城镇化率的变动趋势与全球500强投资特征及FDI演变轨迹非常吻合。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地方政府及社会劳动力等单位主体共同推动了长三角全球城市区域的形成与发展。

第5章以长三角地区核心城市为分析单元，借鉴全球城市区域理论，提出二级城市的基本概念与内涵特征，即在全球、国家或区域城市体系中有着重要或特定功能，并具有制造业、服务业或高技术产业等专业化分工优势。采用经济社会统计数据，对长三角二级城市进行界定，进而重点分析了上海及二级城市苏州、杭州、南京、无锡、宁波的产业功能特征，如制造业、服务业分别拥有不同的竞争优势或职能分工。以杭州为例，基于城市发展进程及其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第二、三产业并举，以先进制造业、金融业、高技术产业、旅游业及文化创意产业为核心的战略思路，可以积极有效地推动城市功能转型升级，发挥出长三角全球城市区域二级城市的国际化功能。

第6章全面分析长三角全球城市区域“人流”的日常通勤特征。针对以杭州为中心的区域高铁网络，通过核心节点城市的高铁站点问卷调查，分别展开对沪杭、宁杭、杭甬三条高铁线的跨城流动分析。研究发现，在长三角跨城流动的出行者特征方面，乘坐沪杭、宁杭、杭甬沿线高铁的群体，呈现出以中青年、白领职业、高学历、商务出行为主的社会特征，出行频率集中在每个月1～4次，以商务、旅游出行为主。在长三角跨城流动的空间分布上，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等主城区均属于跨城流动强度密集区，郊县区则是分散稀疏区，沪杭、宁杭、杭甬城市核心区间的点到点联系十分密切，4个核心城市中县市级别的高铁站点设置，强化了跨城密集区和分散区的流动联系。在长三角跨城流动的功能联系方面，工作、休闲、居住基本活动均不跨城的行为特征比较突出，而休闲活动引发的跨城流动最为普遍，上海、南京属于主要的工作地点转移点，杭州则是主要的居住和休闲活动热点城市。

第7章深入探讨长三角核心城市之一——杭州都市区的城市空间组织特征。采取“五普”和“六普”人口数据，对近10年来杭州城市人口空间变动进行分析，结合近郊区通勤人口的交通出行调查，界定杭州都市区空间范围及其未来生长空间。研究发现，中心城区边缘区和近郊区人口增长最快，也是各类城市建设项目的集聚区，并带动房产的迅速开发，吸引大量城市居民持续迁入。现状人口密度及年均增长率分布表明，杭州都市区的跨江发展构架已经形成，但主城区周边人口的快速增长态势，已经解构了上轮总体规划确定的“一主三副六组团”格局。其中，江南、下沙、余杭、良渚等副城或组团人口增长较快，相关通勤人口交通出行调查也对此进行了验证，即三副六组团属于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格局。基于以上判断，提出“一主六片区”的城市空间布局，这样有利于形成新时期杭州大都市多中心的空间形态，并在城市核心圈层、中间圈层及外围圈层，构建不同空间尺度的多中心体系，以引导城镇化人口合理集聚和城市空间优化布局。

第8章针对杭州都市区跨界治理及其体制机制问题开展研究。由于2000年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大都市相继出现两轮“撤县设区”式行政区划调整，产生了新时期大都市的边缘新市区，这些新市区与传统中心区的空间治理与体制融合问题突出。通过回顾以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经济特区为代表的早期边缘新市区的管理体制演变历程，发现均经历了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过程，以实现行政管理区与经济功能区的相匹配。“撤县设区”后杭州都市区也面临中心城市与外围新市区之间的治理体制矛盾，导致中心城市人口、经济要素外溢受阻，城市总体规划难以落实，外围新市区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由此针对新时期杭州大都市区空间重构与体制优化提出相应的创新性策略与建议。

第9章结合国外边缘城市相关理论与概念，运用人口普查数据和社会问卷调查，以杭州市“六组团”为边缘市镇研究对象，探讨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一主三副六组团”的人口增长趋势、公共设施建设现状，以及近郊区居民日常通勤行为特征，揭示出杭州边缘新市镇的发展现状及其问题。研究发现，近十多年边缘新市镇在聚集新增人口过程中发挥出重大作用，但人口规模、中心镇密度以及人口集聚能力仍然较弱，受交通设施和公共设施制约，其与主城区的日常联系互动相对不平衡，部分边缘新市镇受产业开发区推动，有可能成长为边缘城市。同时，在边缘新市镇的成长过程中，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分割、开发商对郊区大型居住区的重塑、公众的住房选择行为，均对边缘新市镇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与国外边缘城市现实状况有明显的区别。

第10章选取杭州都市区边缘三个典型乡村，分析资本城市化对乡村建设的影响作用。首先，采用实地调查访谈的方法，对三个乡村的发展基础、演变过程及其动力主体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村民组织、市场组织和政府组织是推动乡村空间、经济、社会重构的重要力量，在不同区位条件下其动力主体关系也呈现出相异特征，核心圈层市场组织力量最强，外围圈层村民组织力量较强，上级政府组织对乡村的物质环境整治影响较大，村委组织发挥着相应的沟通、协调、鼓励、带动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最终推动新时期美丽乡村建设目标的实现。其次，以大都市消费空间生产为切入视角，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传统乡村的加速衰落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而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传统乡村的更新升级日益与大都市消费空间扩张、农业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杭州为例，其外围乡村地域已经形成动力机制各异的不同消费空间圈层模式，三个乡村均具有生产与消费兼具的地域空间特征，在人居环境、社会文化、产业经济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是由于受不同的动力主体推动所致，由此也形成了都市化背景下乡村空间的圈层结构。

第11章以设施环境供给为视角来讨论杭州都市区的邻里社区，这是由于完善的设施环境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聚集，进而推动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首先，以主城区的旅游区和商务区为例，通过问卷调研方式，系统收集外国人士对杭州公共设施建设水平的评价意见，从满意度、需求度、使用频率三个方面进行统计归纳，并结合公共设施的区域分布和供给机制的差异性，深入分析杭州城市公共设施的现状问题与表现特征，如公共设施的多样性与可选择性仍需完善，其政府供给方对社会需求的反应相对滞后，从而为杭州“生活品质之城”建设提供指导性策略与建议。其次，选取郊区的三个典型巨型社区开展设施环境调查，从中发现公共设施的评价指数最低，包括教育、医疗、文体等设施，其内在原因是市、区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博弈，大部分社区居民在主城区工作就业，却无法享用应有的中心城市公共服务，这也是当前中国大都市共同面临的集体消费不足问题。

第12章结合最新理论文献对本书的长三角城市区域发展研究进行总结，对比了当前全球城市化新观点，展望了中国城市区域的未来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对地方社会空间产生了重塑，资本主义对长三角不同空间尺度产生重要影响，后者也积极运用信息通信技术及交通设施对接全球经济，从中体现出“流动的空间”节点与网络的重要作用，拥有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的经营方式，对城乡各类生产与生活空间进行塑造，同时也带来了各种经济社会不平等或不对等问题。未来城市区域发展究竟走向何方，有学者提出全球城市化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全球化与地球范围内的所有空间均密切相关，急需构建突破传统城乡二元结构的分析框架。然而，若对城市的本质进行反思，其仍然是作为生产和人类生活的集聚，以及这种集聚在相互作用的土地利用、区位和制度安排下的展开，我们不宜夸大城市理论的范畴，而是要小心区分城市里的问题和城市的问题，其二者之间是具有本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