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客家民系是当代汉民族中人数最多、分布范围最广、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分支之一。自徐旭曾发表客家研究破题之作《丰湖杂记》至今已200余年,而现代客家学研究鼻祖罗香林的奠基之作《客家研究导论》(1933)提出建立客家学(Hakkaology)也已80余年。经过客家学界数代人的不懈努力,客家学研究不断推陈出新,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当今关于客家学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而关于客家人的来源、发展、分布,客家文化的种种表现,以及客家精神的种种特点,参与著述者人数之多,各家意见之纷纭多歧,在各门各类的学术研究中也是罕见的。这种现象,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可以说客家学研究在学术界蔚为大观,成为一门显学;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说客家学研究至今尚未成熟,在研究对象、范畴、理论、方法,以及史料的发掘、整理、运用方面,都还有待作出更大的努力。
为总结客家学研究成果,引导和规范客家学研究,促进客家学研究发展,建立客家学学科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命题。而且由于在国内学科设置中尚无客家学的一席之地,当前的客家学研究和教学面临发展瓶颈。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回顾客家学研究的历程并总结经验得失,在此基础上就客家学研究的基本范畴、理论和主要研究方法等达成共识,科学地建构客家学的学科理论体系,争取早日建立和完善客家学学科,为客家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为此,2012年12月7日至10日,由嘉应学院主办,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客家学专业委员会承办的“客家文化多样性与客家学理论体系建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东省梅州市召开。来自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和台湾、四川、福建、江西、河南、广东、广西、北京、天津等地80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150多名学者聚集一堂,就客家学问题进行专题研讨。
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就“客家学研究理论建构”“客家文化多样性研究”“交叉学科领域内的客家研究”“客家移民及海外客家文化研究”四大专题组共9个场次,展开了深入研讨,引起学界的热烈反响。会后,一些会议论文在相关学术刊物陆续发表,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为反映此次学术研讨会的主旨,推动客家学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探讨,促进客家学学科建设,我们决定以“客家文化多样性与客家学学科理论体系建构”为主题,分“客家文化多样性研究”“客家学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研究”“客家学研究方法”三个专题,从与会论文中挑选相关论文,编成此书。
一
众所周知,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中为了说明客家人的渊源和属性,首创“民系”一词,并把“客家”人群界定为汉族的一个分支——“民系”,“是汉族里头一个系统分明的支派”。他认为客家人与汉族其他民系或其他民族相比较,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俗、文化、艺术、建筑、服饰、心理情感、民系意识等。而这种独特性,源自客家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本书“客家文化多样性研究”收录了8篇相关论文。
客家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与历史上客家地区众多族群相互融合和发展密切相关。罗勇教授的《从客家文化的多元因素看汉、畲民族交融》、许怀林教授的《“客子”“畲客”与“棚客”的启迪价值》和吴永章教授的《从客家文化看南方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影响》,认为长期以来,客家人和畲、瑶等族共居一地,形成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互动关系。汉、畲、瑶等民族交融的历史,也就是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畲、瑶等土著文化是构成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客家多元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客家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吸收南方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文化,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历史与文化发展的缩影。
而台湾联合大学刘凤锦教授的《客家文化多样性研究——以〈客家文化事典〉编撰为例》,依据自己所主持的“客家文化事典”项目,计划分饮食习俗、传统服饰、传统民居、客家话与民谚、客家民谣与山歌等22项,编写客家文化与其他民系相异的各类词条2 000条,从具体内容和数量上揭示客家文化多样性。
吴炀和在《台湾日据时期北部客家人南迁之文化变迁研究》中注意到,因生活、就业、交通等因素,闽客族群互动频繁,故屏东县南州乡客家文化不断受到周边闽南文化渗透,有逐渐闽南化的迹象。
潘朝阳的《西湖溪谷地的客家聚落空间与宗教神圣中心》,根据在台湾西湖溪谷地的客家人聚落的实地田野调查和相关史料,认为客家人在当地的宗教信仰,其大传统是中国传统的儒学儒教,而其民间宗教大庙中的主神主要是天后、关帝、五谷大帝,此就小传统而言,依然是客家原乡本就具有的三教性质的宗教崇祀,揭示客家信仰文化的多样性。
丘昌泰的《多元文化主义视野下的台湾客家经济:如何兼顾传统与创新》指出,在多元文化主义架构下的客家经济,必须兼顾传统客家与创新客家的双重价值,不可偏废,客家传统经济必须强化其“特色化”与“加值化”,以提高客家传统经济的文化质感。
客家文化的多样性,不仅来自本地土著,而且来自福佬等汉族其他民系。王琛发在《分裂的认同:19世纪围绕槟城国际港口的客家社群》中指出,自20世纪以来,南洋各地的海陆丰福佬人,往往不会讲客家话而以为自己讲的是某一种客家语,自称“福佬客”。他们踊跃参与属于客家各籍贯联合体的海珠屿大伯公庙祭祀,参加客属公会,甚至成为全国客属公会联合会的领导,从而使海外客家文化更为复杂和多样。
与其他民族和汉民族其他民系相比较,客家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及其复杂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成为客家学研究独特的研究对象。
二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该学科自身理论的建设和发展。罗香林先生早在1933年就提出了建立“客家学”的构想。随着客家研究的不断发展,客家学的理论建设问题突出地表现出来。1989年12月,在广东省梅州市召开的客家学研讨会上,华东师范大学吴泽教授发表题为“群策群力,开创客家学研究的新局面”的演讲,提出“建立现代的、科学的、具有特色的客家学”的倡议。1990年吴泽教授发表《建立客家学刍议》,系统论述了客家学研究方法、学科建设等重大问题,正式提出建立客家学的建议。根据吴泽教授的定义,客家学是一门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客家民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并揭示其发生、发展的学问。此后,赣南师范学院万陆教授出版《客家学论纲》,华东师范大学王东教授出版《客家学导论》,台湾庄英章教授发表《试论客家学的建构:族群互动、认同与文化实作》等,对客家学的理论建构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建立客家学的学科理论体系,成为当前客家学研究者的重要目标。本书挑选了相关论文7篇。张应斌的《客家学何为——客家学理论建构中的价值论思考》认为,客家学应是人类客居情景中的精神学。他指出,客家学应该总结客家人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穷困山区的客居环境中开山自立的生存经验,研究人类在困苦的客居情境中精神激扬的动力和精神焕发的过程,总结客居环境中的创业精神,探索人类精神潜能的激发和精神品种的问题,以丰富人类的精神哲学和主体能动精神。
而张英明的《客家研究从自我确证向开放的现代学科转型的趋势》认为,客家学首先就是一门现代的、开放的学科。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海内外学者的努力推动,客家学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就是从客家“中原汉室正统”的自我确证向一门开放的现代学科转型。
周润年在《从藏学学科的建立谈客家学理论体系建构》中则借鉴藏学学科建设的经验,认为建构客家学理论体系,必须牢牢把握两点:第一,客家学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必须从当代广大客家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中和新的文化工作实践中吸取营养,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客家人新的文化成就;第二,客家学本科专业课程体系必须为广大客家地区的经济建设服务,为客家人民服务。
刘焕云的《论海峡两岸客家学之建构与客家学研究方向》认为,海峡两岸学者都非常重视客家学研究。在客家学建构方面,海峡两岸客家学研究的范畴都非常丰富,可继续深化研究,甚至筹组研究团队,以科际整合研究方法,共同合作,建构客家学知识平台,分享共同的研究典范,挖掘更多研究潜能。海峡两岸必须以批判地继承与创造地发展为途径,建构一套恢宏而又完整之客家学与客家文化发展方向,经由深化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之交流,对中华文化之复兴作出贡献,最终促进中华民族之振兴、繁荣、富强。
陈世松的《四川客家建构论》以四川客家研究为例,认为四川客家族群的独特个性和存在价值,对于客家学理论体系在四川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洪馨兰的《台湾客家研究学科理论体系建构之跨界特色》认为,当代台湾的客家学研究是跨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影像学、音乐学、建筑与设计等领域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一个世纪的建立过程,具有相当的跨界联结以及场域对话的特色。她从客家学研究理论建立的跨界面向,阐述了台湾客家学研究在其学科史建构过程中包括社会运动、社区大学、学院建置等方面的各类尝试。
房学嘉的《关于客家概念与客家思想的思考》,在总结多年客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客家、客家民系、客家族群、客家文化、客家思想等客家学基本范畴进行了探讨。
以上学者对于客家学研究理论的探讨,有利于该学科理论体系的建设和深入发展。
三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有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要在对历史悠久、文化复杂、地域性强、分布范围广、社会影响大的客家族群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客家学学科,形成客家学学科理论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相当重要。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中,就非常重视通过田野调查来收集各种研究资料。随着当代学术发展,客家学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探讨取得了不少成果。本书收录了相关论文7篇。
周建新在《客家文化的研究历程与理论范式》中,根据对已有客家文化研究代表性成果的分析,认为客家文化研究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产生、形成了四种研究范式。第一个阶段(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30年代)形成以客籍人士、外国学者、传教士为主体,以赞美颂扬为主基调的“美化”,以及以非客籍人士为主体、以污蔑中伤为主基调的“丑化”交织和对立的早期客家文化研究范式。第二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形成主要受历史学影响的“民系—文化论”研究范式。第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客家文化研究进入了“后罗香林时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祖国的统一大业的需要,客家文化研究再次兴起并繁荣至今,且朝着多学科参与的多元化方向不断发展,“赣闽粤边地域社会论”和“族群—认同论”两种研究范式齐头并进。进而提出“客家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又是一种族群文化”的观点,将客家文化研究纳入族群人类学这一学科领域。
温宪元在《客家文化研究的三个向度》中提出,客家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民系”或“族群”,在当代要推进客家文化研究,必须关注在世界多元文化发展中重塑客家文化研究、在体现客家文化独特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中展示客家文化人文精神、在构建文化产业科学发展的运行机制中推进客家文化的创新发展三个向度。
邹春生在《从移民运动到文化传播——略论客家研究范式的转换》中认为,以儒学为主的中原汉族文化之所以能够在赣闽粤边区广泛传播,并且成为客家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是文化本身的力量和文化外部的力量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得到了充分发挥的结果,而不是历史上中原汉人向赣闽粤边区大肆移民的结果。进而提出客家研究范式要由移民范式转移到文化传播范式。
肖文评在《粤东北客家地区文化资源的整理与研究——兼论客家学研究方法》中,以千年古村粤东大埔县百侯村的调查和研究为例,认为面对一直传承的活生生的客家历史、社会与文化,当代客家学研究选择适当的理论和方法相当重要。既要重视田野调查,注意收集各种文献、口述资料和实物史料等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又要有总体史的视野,采用历史学、民俗学、地理学等各种理论和方法,充分利用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同时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从而形成关于客家人与客家文化特质的认识和理解,以更好地为社会文化建设和发展服务。
周晓平在《客家学的研究回顾与展望——基于对客籍作家文学与客家民间文学的研究》中指出,博大精深的客家文化内容与显著的地域文化特征,使客家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成为可能。客家学构建已初见端倪,客籍作家文学、客家民间文学的构建与研究显得十分重要。
周云水的《记忆与重构:客家学研究的影像表达——对闽西客家民俗文化独立纪录片的分析》,以客家人宁元乖拍摄的4部记录闽西客家传统文化变迁的独立纪录片入手,从客家学方法论的角度讨论影视表达手段对于客家文化变迁研究的重要性,认为以可操作性强的独立纪录片作为载体,以影视表达的方式记录和分析客家传统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在丰富客家学学科方法论方面将非常有价值。
邱荣裕、江长青的《客家学之家族史料与地方史料相关议题研究——以清代台湾南兴庄杨氏家族为例》,认为在把家族史料作为客家学研究资料的过程中,除了家谱外,还应收集各种老字据与碑碣、文物中的记录,以体现家族人物对于地方事务的参与,以及族内外之社会经济活动,从而更能揭示家族人物动态活动的历史。
以上学者在总结以往客家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对未来客家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四
经过多年学术积累,把客家文化作为一门学科“客家学”进行研究,不仅条件齐备,而且意义重大。但客家学学科体系之所以长期没有建立起来,主要是因为构建客家学学科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正如80多年前罗香林先生所说,“客家研究是一个极其繁重的工作,任是何人都没法一手包办”。20多年前吴泽先生也指出,“客家学不是客家史,也不是客家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汇编或整合,它是一门以民族学基础理论为基础,但比民族学具有更多独特特征、丰富内容的学科,是一门融汇了众多社会人文学科的综合性学科,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宽广,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
由于客家文化具有多元性和多样性,客家学是一门涉及多个领域的综合性学科,而不仅仅是客家史或客家地区的地方史。它要研究的内容除了客家民系的形成历史外,还包括客家的语言、风俗、文化、艺术、建筑、服饰、心理情感、民系意识等多个方面。因此又可以说它是一门边缘学科,涉及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建筑学、艺术美学、社会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甚至是普通百姓的参与。
由于客家学研究涉及领域太多,要真正达到学术上的逐个突破,乃至全面突破,绝非易事。如果没有学术上的突破,就难使客家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达到高水平,也就没有高水平科学体系的成果。
作为一种文化,要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理论体系的构建至关重要。客家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客家民系文化建设的至要之本。本书作者对于客家学研究对象、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探讨,是对客家学学科理论体系构建的理论自觉和有益尝试。但若要达到理论体系完善成熟,尚需全国乃至全球客家学者一代甚至几代人共同努力方能奏效。我们真诚希望全球的客家学者重视客家学理论体系构建,群策群力,加快步伐,为开创客家研究新局面而共同努力。这是当代客家学者的历史使命!
肖文评
2017年2月18日于嘉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