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多样性研究

从客家文化的多元因素看汉、畲民族交融

罗勇

一、“一体多元”——客家文化的重要特色

中华民族的发展经历了约五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里，

以汉族为主体，先后融合了众多的兄弟民族，最终形成了包括56个民族在内的“一体多元”或者说“多元一体”的格局。这个“一体”，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多元”，就是指56个兄弟民族。而作为中华大家庭主体民族的汉族，在漫长的发展史上，由于自然环境变化、民族迁徙以及其他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动，其内部又衍生出众多的支脉。这些“支脉”，被罗香林先生称为“民系”。这些民系在总体上统一于汉民族共同体之中，但在语言、习俗、民情以及其他文化事务方面，又具有各自的特点，构成了一个又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从而使汉民族及其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枝繁叶茂的动态格局。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重要支系。关于这一点，经过一个多世纪以来学者们的研究论证，目前已无疑义。但是，如何界定客家，至今学术界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例如，客家学研究开山鼻祖罗香林在其1933年所著的《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曾援引大量客家人的谱牒，反复论证“客家人的祖先都出于古代显赫家族”这一观点；在1950年出版的《客家源流考》一书中，他又重复了上述观点，并进而得出“客家是中华民族里的精华”的结论。由于罗香林在客家学研究中具有拓荒者和奠基者的权威地位，所以他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人固守罗香林的这一观点，热衷于客家血统的追寻，进而以客家血统的高贵论证客家民系的优秀、客家精神的卓越。与上述传统观点对立，近年又有学者提出了客家“主体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民，而不是少数流落于这一地区的中原人”的观点。还有人引用分子遗传学研究的成果，试图用客家人体内的DNA来证明客家民系族性的构成。实际上，以上观点都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们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从血统上去界定客家，这就不能不把“客家”混同于种族的概念。“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它蕴含于汉民族之中，具有汉民族的特性。它不是种族，种族的概念是就血缘、体格特征而言的。作为民系，客家应该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我们应该从文化上去认识它，把握它。关于这一点，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就有过精辟的阐述。在作于1939年至1940年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陈寅恪说：“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要，种族（陈文中的‘种族’实际上是指民族，下同——注者）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也。”

1941年，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陈寅恪对其“种族与文化”观又加以进一步阐述。他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曰为汉人，凡胡化之人即曰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同年，在具体考证《魏书》中的江东民族时，他又一再强调：“北朝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文化，而不在种族。”

现代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认为，文化特点可以毫无例外地作为任何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主要标志。陈寅恪所提出的以文化来判别民族的观点，与现代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是相吻合的。它为我们认识客家民系提供了一把钥匙。而当我们用这把钥匙去开启客家文化这座宝藏时，就会发现客家文化是多么丰富多彩：其中既有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成分，也有古越族或畲瑶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因素，同时还混合着粤文化、闽文化、赣文化以及其他地域文化的斑迹。

例如，服饰方面，过去客家妇女“穿的是侧开襟上衣，衣领、袖口、右襟沿及衫展四周，缀以花边，宽纹一寸，裤头阔大，裤裆较深，裤脚口亦缀以花边。着的是布鞋。鞋面由两片色布缝成，鞋端略向上翘，状似小船，上面用五彩绒绣了花。身上还系着围裙子，用银链子系结，裙子壮如‘凸’字，其上半部也绣有花卉或图案，如此等等。逢年过节或串亲走戚时脖子上挂着银项圈，手腕上戴着银镯子，打扮起来活像个畲族妇女”。这样的穿着与汉族传统服饰“束发冠带”不同，显然是受畲族影响所致。

饮食方面，客家人有吃蛇的习俗，显然这一习俗是受古越族饮食文化影响形成的。《淮南子·精神训》里有“越人得髯蛇以为上肴”的记载，可见，早在汉代，越人就把蛇当作美味佳肴了。而汉人一般是不吃蛇的。汉应邵《风俗通义·九·怪神》记载的“杯弓蛇影”的故事，充分反映了汉人对蛇的恐惧心理。故吃蛇习俗与中原饮食文化无关。

又如，客家妇女从事田间地头劳动，少有缠足习俗，这与中原汉族妇女也是不同的。史载，畲族妇女“跣足而行”，她们“槌髻短裳，任田园诸务，采山负檐，逢跣往来，未免粗野，然而甘淡泊，服勤劳，其天性也”。可见，客家妇女勤劳美德和不缠足的习俗，是吸收当地土著畲民族文化而来的。

再如，客家人喜唱高山歌，男女对歌斗歌早已形成传统风俗。这种民间娱乐形式，也是从畲瑶等少数民族中采借过来的。因为，对唱山歌，本来是青年男女求偶的一种形式，它产生和长期存在于不受儒家礼制约束的南方各少数民族中，如过去云南的傣族、纳西族等民族就常常以对歌来传情达意，以定终身。畲族也是“非常喜爱唱歌的一个民族，畲村处处有歌手，男女老少，人人爱唱，人人爱听。畲歌种类很多，题材广泛，他们以歌叙事，以歌咏物，以歌言情，简直到了以歌代替语言的地步”。而在儒家礼制思想束缚下的中原汉民，有所谓“男女之大防”，是不可能男女在一起对唱情歌的。所以，客家山歌这一民间艺术形式毫无疑问是北方汉民族迁入大本营地区以后，接受了畲瑶等少数民族山歌形式产生并逐渐丰满的。

此外，在婚丧习俗和民间信仰等方面，我们都很容易找到畲瑶等少数民族文化的踪影。

客家文化的多姿多彩还表现在与相邻民系文化的交融上。如妈祖原属于闽文化圈，沿着汀江流域传到闽西，再由闽西传到粤东及其他客家人居住区。于是，闽西、粤东、台湾、香港及东南亚的客家人也成了妈祖的虔诚信仰者。再如，许真君原是赣文化圈的祀奉神，由赣江流域逆向而传到赣南，再由赣南到粤北，也成了赣南和粤北客家人的保护神。

在列举了客家文化中古越族或畲瑶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因素和相邻民系文化的斑迹后，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客家文化中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成分。如客家方言因保留有较多唐宋中原古音和古汉语词汇，被语言学家们称为古汉语的“活化石”。如“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社会风尚。如崇先报本的客家意识，表现在客家宗族制度的严整、续修家谱的热情和爱国爱乡的赤子之情。如客家人最讲尊老爱幼，孝敬父母，这便是汉民族的传统美德。如客家地区盛行的风水观念和风水术，也是唐代末年客家先民从北方带来并进行再创造的结果。还有宗教信仰中的普遍崇拜观音、关帝，婚丧喜庆中的传统礼节礼仪以及其他许多民俗文化事象，无不是中原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体现。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客家文化是“一体多元”的。这个“体”，就是客家文化这个整体；“多元”，就是客家文化构成的诸多因子或成分。而在诸多成分中，其主体成分则是中原传统文化，这一点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一体多元”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特色，它使客家文化既多姿多彩又充满活力，焕发出无穷的魅力。

二、“一体多元”与汉畲民族的交融

客家文化的载体是客家民系。也就是说，客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同步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研究客家文化来观照客家民系的形成与发展。

如前所述，客家文化中蕴含着不少畲瑶文化的因子，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客家民族是南迁中原汉族与当地土著畲瑶等民族交汇融合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史实中找到根源。根据历史记载，赣南、闽西、粤东古代都属于“百越”的范围。“百越”又作“百粤”，是当时南方少数民族的总称，有东越、闽越、瓯越、于越、西越、骆越、南越之分，分布于今我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安徽、江西、湖南、贵州的部分地区，以及越南的大部分地区。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刘邦封无诸为闽越王，统治闽中；封赵佗为南越王，统治岭南。西汉初期赣南、闽西、粤东的居民均是百越民族。汉武帝时，越人所居的闽粤国和南海国被灭，其人民被强迫迁徙到江淮，一部分不愿迁徙的人民逃匿于深山密林之中。此后，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赣闽粤交界区域的情况在史书中很少记载。直至唐代，在这一区域又出现诸如“蛮夷”“蛮僚”“洞蛮”等少数民族名称。例如，唐高宗永隆二年（681），潮州爆发“蛮僚”起义，“攻南海边邑，循州司马高啶受命专征”。唐昭宗乾宁元年（894），“黄连洞蛮二万围汀州”。

此外，唐宋时期，赣闽粤边区还有一种叫“山都木客”的古老民族。如《太平寰宇记》引《牛肃纪闻》云：“山东采访使奏于州南山洞中置汀州。州境五百里，山深林木秀茂，以领长汀、黄连、新罗三县，地多瘴疠，山都木客丛萃其中。”同书载赣州于都县“君山在县东南三百八十五里。《南康记》云：其山奇丽鲜明，远若台榭，名曰娲宫，亦曰女姥。石山去盘固山北五十里，上有玉台，方广树十丈，又有自然石室如屋形。风雨之后，景气明净，颇闻山上鼓吹之声，山都木客为其舞唱之节”。又《太平御览》记云：“赣县西北十五里有古塘，名余公塘，上有大樟树可二十围，树老中空，有山都巢。南朝宋元嘉元年（424），县治民袁道训、道虚兄弟二人伐倒此树，取巢还家。山都见形，谓二人曰：我处荒野，何豫汝事，巨大可用，岂可胜数?树有我巢，故伐倒之，今当焚汝以扱之。无道至二更中，内外屋一时火起，合宅荡尽。”“山都木客”主要聚居在赣闽粤交界地的原始森林里，由于隐形、罕睹，故被视为神鬼怪物，“其实它是我国南方的一种原始民族”，“是一个现已消亡了的古代民族”。

宋代，“畲民”这一称呼开始出现于文献中。刘克庄《漳州谕畲》文曰：“凡溪洞种类不一……在漳曰畲。西畲隶龙溪，就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畲民拔止于机毒矣。汀、赣贼入畲者，教以短兵接战，故南畲之祸尤烈。二畲皆刀耕火耘，崖栖谷汲，如猱升鼠伏，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畲民不悦（役），畲田不税，其来久矣。”可见，宋代赣闽粤边区已分布着不少的畲民，而且他们不向政府交税，还不断与统治者展开斗争。蒋炳钊先生认为“畲民即今畲族，其先民即唐代的蛮僚、洞蛮，汉代的越人。故畲民为闽粤赣交界地的土著民族”。

既然畲民是闽粤赣交界地的土著民族，那么，汉人迁入这个区域以后，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必然和他们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接触和交往。这种接触和交往的过程，便是汉畲民族融合的开始。民族融合的规律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里，被压迫阶级反抗统治的斗争往往成为民族融合的催化剂。宋元时期，畲民反抗统治或起义之事屡见于史，如宋末元初有陈吊眼和畲民妇许夫人率领的“畲军”配合张世杰的抗元斗争。起义军“聚众十万，连五十余寨，扼险自固”，斗争持续六年之久。继陈吊眼之后，又有黄华和钟明亮领导的畲民起义，他们打出“复宋”旗帜，给予元统治者沉重的打击。这种“抗元”“复宋”的斗争，一方面反映了汉畲民族融合的成果，另一方面将让汉畲更加团结和走向融合。

有明一代，各地畲民起义时有发生，如洪武十八年（1385）和成化十四年（1478）钟子仁、钟三领导的闽西上杭畲民起义，嘉靖四十二年（1563）蓝松三领导的粤东大埔、程乡畲民起义等。这一时期起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畲汉人民联合斗争，其中以正德年间爆发于赣南横水、左溪、桶岗等地（今崇义县）以谢志珊、蓝天凤为首的畲汉人民起义规模最大。谢志珊、蓝天凤“自称盘皇子孙，收有传统宝印画像”。他们“原系广东流来，先年奉巡抚都御史金泽行令安栖于此，不过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长日蕃，羽翼渐多，居民受其杀戮，田地被其占据；又且潜引万安、龙泉等县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艺游食之人，杂处以内，分群聚堂，动以万计”。正德十一年（1516），谢志珊、蓝天凤以横水、左溪、桶岗为中心，发动起义，旋在下新地、稳下、义安等地设营寨80余处，并与广东高快马、湖南龚福全等领导之起义相互声援，转战于湖南的桂阳、酃县、宜章和江西的遂川、万安、泰和、永新等地，纵横千里，声震朝廷。于是，明朝廷任命王守仁为南赣巡抚，节制赣、闽、粤、湘四省八府的兵力，采取剿抚并举的方针，才把这次起义给镇压下去。这次起义，表明汉畲民族融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后，为防范汉畲人民再度造反，王守仁上奏朝廷设立崇义县治，县衙就在横水镇，又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畲民进行压迫和限制。从此，畲民不敢聚居在一起；一些畲民隐瞒族性或依附汉姓，客家地区畲族的族性迅速走向消失，以致有清一代直至民国时期，地方文献资料里面已很难找到关于畲民起事的记载，在广大的客家地区，也罕有完整的畲族村落。这表明，汉畲民族融合最后完成，客家文化形态已完全成熟。

三、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识到，汉、畲民族交融的历史，也就是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客家文化“一体多元”的特色，映照出客家民系多元因素构成的特质。因此，仔细分析客家文化中的构成因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汉族与畲瑶等少数民族相互交融的情况，也可以从中领悟到中华民族的“海纳百川”、生生不息、枝繁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