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睿智的老鹦鹉

多年以前，我听说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和这本书有些联系。

有一个孤独的老人，他的妻子去世了，他的孩子都走了，他的生意也关门了。他渴望有所陪伴，于是决定去买一只鹦鹉。他去了当地的宠物店，指着一只鹦鹉问它是多少钱。

店主说：“这是一只好鹦鹉，要5 000美元。”

“一只鹦鹉怎么能值5 000美元呢？”

“因为这只鹦鹉的母语是英语，它还会说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欧盟所有的重要语言它都会说。”

“我老了，不再工作了，我才不在乎什么欧盟呢。给我那边那只年轻的吧。”

“好吧，但是这一只得1万美元。”

“它怎么能值1万美元呢？它有什么特别的？”

“它虽然年轻，但是它一直在学习。它已经会说普通话、广东话、日语，并且正在学韩语。它是一只21世纪的鹦鹉。”

“我也不会在21世纪活很长时间。角落里那只羽毛脱落、目光呆滞的老鹦鹉要多少钱？它适合我，我买它。”

“我理解，但是它要2.5万美元。”

“这只灰秃秃的老家伙怎么可能值2.5万美元呢？”

“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其他鹦鹉叫它‘主席先生’。”

这个故事我可能讲了有上百遍了，这将是最后一遍。即使是现在，我也经常被叫作“主席先生”，实际上我只是几个小型组织的主席——大部分都是“名誉上的”。其中一个组织是我于2013年创办的沃尔克联盟，这是我为鼓励公共服务领域的培训和教育所做的努力之一。偶尔有人在街道或公交车上认出并拦下我时，他们通常想到的是我40年前在华盛顿担任的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主席。当时通胀率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失业率达到了10%，利率超过了20%，这一切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自那之后，我们遇到了很多次金融危机，包括2008年开始的大衰退。随之而来的是金融监管的全面改革，其中包括所谓的“沃尔克规则”。

虽然这些事件对我的人生有重要影响，但是它们并不是我决定写这本书的原因。我的动力来自一个日益增长且范围越来越广泛的担忧：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有效治理体系在逐渐走向崩溃。

政党之间（甚至政党内部也存在）的两极分化，财富高度集中影响力的日渐增强，导致公共决策的关键要素失灵。比如，为兵役和退休等各种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审慎预算，以及国际事务、移民政策、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明智策略都受到了影响。即使是重建基础设施等显而易见的需求，尽管人们一直在谈论，但却似乎也都超出了我们的行动能力。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建国之初坚持认为，丧失良好的管理将是对政府的真正考验，考验“施善政的能力和意向”。而今，人们对此却知之甚少。多年来，人们一直缺乏对有效的政府组织的关注——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必须是有才干和献身精神的公务员——结果导致过多的故障、极低的效率，以及更关键的——太多的对政府的不信任。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0%以下的美国人相信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而60年前这一比例约为75%。

20世纪50年代早期，我初次在政府任职，这对我而言是关乎个人荣誉的事情，对其他人也是如此。当时两个政党都有强有力的领导，在此背景之下，美国支持了欧洲的经济复兴，帮助自由世界恢复了民主，开启了全球贸易和投资之路。结果显而易见：人类的境况得到了空前改善，世界大部分地区实现了人口增长，并且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健康、更加富有。

回顾往昔，我不得不承认，美国在领导自由和新兴国家组成的大联盟的道路上，未能完全避免狂妄自大这一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们在远离本土的地方发动了长期的、不必要的、最终不可能获胜的战争。我们未能认识到，开放市场和快速创新会给自己大部分公民带来损失。我们认为，富于创新的金融市场能够自我规范。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具有独一无二的全球影响力，低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的增长规模、经济实力和雄心壮志将打破美国独特的全球影响力这一简单假设。

20世纪末苏联的解体和更为开放、繁荣的中国，让我们相信自己看到了一段历史的终结——民主价值观取得了胜利，全世界能够实现永久增长。而今，我们不这么想了。我们历史性的盟友对我们的领导能力感到困惑并提出疑问。传播民主和法治的愿景也岌岌可危。

我在70年的成人生活中，有幸参与了美国的国家治理，亲眼看到了它的强大实力，但也亲历了一些大的失误。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经验，尤其是在我毕生为之奉献的金融和货币政策方面的经验。

此外，我现在渐渐明白，有一件更为广泛、更为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在美国政府行政过程中全方位地重塑信任。我希望沃尔克联盟能够在这方面起到一些作用。

这注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