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成长

我是在大萧条中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大的，在那样的大环境下，我的早年生活相对来说还算舒适。非常幸运的是，当时我的家乡新泽西州蒂内克市的经济增长很快。我那时年纪尚小，不符合参军条件。今天，回首往事，毫无疑问，我父亲在当地政府中的地位对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模范城市

“治理是一门科学。本社区的官员和居民一致认为，负责管理本社区的人应该接受全面的治理培训。对此，我感到很高兴。”

这是我父亲——蒂内克市市政经理——在1948年对自己为什么要在距退休还有两年时就要聘任继任者所做的解释。

我父亲对于让事情顺利开展非常在意。作为一个德国移民家庭的长子，他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度过童年，参与过一些帮派斗殴（以现在的标准来看是比较轻微的）和其他恶作剧，但是大多数时间，他是在严格的古典教育中愉快地成长的。他先在男子高中接受教育，之后是在伦斯勒理工学院攻读土木工程专业。当时，他在体育和学术方面都名列年级前茅。

一份帮助重建纽约州伊利运河系统的工作，促使他来到北部小镇里昂。在那里，他遇到了我母亲——瓦萨学院的毕业生，小镇望族的独生女。他们于1915年结婚，并迁居到宾夕法尼亚州的黎巴嫩郡。我父亲被聘任为该郡的工程师。

但他很快就有了一个更大的机遇——政府本身需要“维修”——对于新泽西州的开普梅而言，情况自然也是如此。

那里曾经是富裕的费城家庭喜爱的避暑胜地，甚至有一两位总统也喜欢去那里度假。然而，当时开普梅古老的维多利亚大酒店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城市财政濒临破产，当地领导者认为需要进行彻底的变革。1925年，开普梅成为新泽西州第一个采取新的政府系统的城市：该系统由一个无党派兼职委员会和一位专业的市政经理构成。

我父亲被市政经理这个职务吸引，接受了从混乱中重塑城市秩序的挑战，所以当他加入大批申请者竞争开普梅这个年薪4 500美元的职位时，没人感到惊讶。“作为这个职位的首位官员，沃尔克先生无疑会受到整个州的瞩目。”《黎巴嫩日报》在他获得职位当天这样报道。在他35岁时，他带着我母亲和我的三个姐姐迁居开普梅，此时距我出生还有两年。

事实证明，他非常适合这个职位——他很快便理顺了城市财政，并且发现了一个诀窍，即用“林荫街道、黄金沙滩”的广告语来宣传“清凉的开普梅，海岸绵延20英里”，很好地将开普梅与那些建在没有树木遮蔽的沿岸沙滩、房屋简陋的新泽西度假区区别开来。

往北40英里的大西洋城则是另外一番天地：那里面积更大，拥有全国闻名的海滩木板路和码头、金碧辉煌的酒店，以及一流的娱乐项目。一些出资人从20年代开始在此地举办选美比赛，开普梅通常会派选手参赛。

任职没几周，我那古板守旧的父亲就因禁止派送选手参赛而上了头条。是的，所有开普梅少女都不应该在那个价值观令人可疑的城市里，穿着泳衣在色眯眯的男人面前展示自己。

其间，新泽西北部的一个规模很大的城市陷入了金融和政府危机，选民决定开除政客，引入市政府委员会-市政经理的政府形式。距纽约市20分钟车程的蒂内克市在1930年聘任了我父亲，他答应同时做城市工程师，但不收取额外的报酬，这给蒂内克市省了一笔钱。

上任之后，他改善了蒂内克市的财政情况。在他20年的任期内，蒂内克市经历了大萧条和战争。但蒂内克市的债务却由500万美元降低至180万美元，且人口数量翻倍。蒂内克市还购买了95英亩（约38公顷）的公园，并削减了税收。

我父亲戴着眼镜，叼着烟斗，6英尺4英寸（约1.9米）高，仪表堂堂，相貌威严。他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悬挂着用相框镶起来的乔治·华盛顿的名言，以警示那些想讨要好处的人：“不要听任你的善良本性，在本该拒绝的时候却说同意。记住这是一项公务，而不是一项私事，它将受益还是受损取决于你的选择。”

据我所知，他在当地的权威只受到过一次严峻的挑战。当时我还太小，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但是我却清楚地知道，有一天他带着两三个亲近的同事从市政委员会会议上早早回了家——这种情况是罕见的。后来，我了解了完整的情况。

当时，我父亲决定建立职业的警察局和消防局。他告诉委员会，他将从镇外聘用一个新的警察局长。但市长强烈反对，他要求提拔一位当地的老家伙。我父亲拒绝了，坚称法律（我相信大部分内容是由他起草的）规定这项任命是他作为市政经理的职责。

委员会可以将我父亲解雇，但是由于缺乏公众的支持，所以委员会通过停止付薪而模糊处置他。后来这件事被诉诸法庭，法庭很快判决我父亲胜诉。于是蒂内克市有了一位专业的警察局长，而市长失去了影响力，我父亲的薪水也被恢复了。

在礼貌和寡言的背后，是他不露声色的机智和老成的政治直觉。当我稍大一些，有时他会在与市长、议员或其他有影响力的市民商谈事情时带上我。他很重视拜访那些普通的工人，也很喜欢披露信息，因此城镇每个家庭都会收到当地状况的详细年度报告，他会在报告中阐述预算、开支、税收、警车和消防车的数量、城镇设施状况，以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雇员的工资。

按照当时的标准，市政经理的工资是合理的，开始时每年约8 000美元。后来我才发现，在大萧条中期，我父亲自愿降薪2 000美元，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恢复上去。

蒂内克市的成功和市政经理这一政府形式，在全国甚至国际上都得到了推广。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全国数据显示，蒂内克市的犯罪率为全国最低。《星期六晚邮报》还刊登了题为“蒂内克市没有犯罪活动”的报道。蒂内克市规模庞大的青少年再造项目和职业警察的威力使犯罪率有所降低。在为此感到自豪的同时，我父亲在纽约市妇女俱乐部联合会上做的题为“蒂内克市没有犯罪活动了吗？”的演讲中明确表示，他对声称“取得绝对胜利”感到不适。

不久之后，蒂内克市被美国陆军从上万个候选城市中选为模范城市，在一个教育被占领国家战后民主实践的展览中亮相。通过专注的、专业的和非政治的管理，我父亲为他父母被战争摧毁的家园树立了榜样，也为我树立了榜样。

虽然他经常表示希望我经商而不是从政，但我不知道他是否真那么想。不管怎么样，我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姓氏继承者

1927年美国劳动节那天上午10点半左右，在新泽西州开普梅，阿尔玛·沃尔克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我的祖父阿道夫·沃尔克很快发来了贺电：“姓氏继承者出生啦！”

我的曾祖父是德国一座小城市著名高中的校长，有十个孩子（九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我的祖父是家族中最先移民到美国的，并很快将几个兄弟带了过来。我是第一个，在很长时间内也是两代人之后唯一一个男性后代。我有三个姐姐（此外，还有一个在婴儿时就夭折了），所以对家族而言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随着我长大，我逐渐意识到，我在家中的特殊性使我感觉我肩负更大的重担。似乎我的姐姐们，甚至我的母亲和父亲，都尽力确保我这个唯一的男孩不会享受任何特权。家人叫我“哥儿们”，这听起来至少比“小保罗”要好一些。

我在孩童时期非常安静，和同伴玩耍时几小时也不说一句话。在我的第一张幼儿园反馈卡上，帕尔默老师（我觉得她很漂亮）写道：“保罗不参与集体讨论。”她的洞察力好强啊！直到今天，这仍是我的一个“顽疾”。虽然我很擅长主持一项会议，但在任何争相引人关注的小组中（不论小组成员是我的姐姐们还是总统顾问），我都会觉得不安。

我的大姐露丝在我的生活中“时进时出”，就像一位在特殊场合出现的神仙教母。我上小学的时候，她已经离开波士顿的西蒙斯学院，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在伊士曼柯达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担任科学图书管理员。“二战”期间，她在田纳西州的橡树岭过了几年与世隔绝的日子，这让我们都感到困惑。我们当时一无所知的是，或许她当时也不知道，和她一起共事的科学家正在秘密制造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1945年8月6日投于广岛）。她一生都是田纳西州金斯波特文化机构的积极支持者。

我的二姐路易丝情感丰富，具有艺术气质和运动细胞，很有抱负，是骨子里的女权主义者。她要求父母给予她很多关注，这一直让幼小的我很“气恼”（直到现在，我都毫不怀疑她是我那情感克制的父亲最喜欢的孩子）。在取得巴纳德学院和芝加哥大学的学位后，她成为一位社会工作者。她将我引入了艺术和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世界，她也是我最热心的支持者。1966年她47岁，不幸因癌症去世。

我的三姐弗吉尼亚，性情更为平静，年纪与我也更接近，因此自然成了我儿时的玩伴和知己，有时还是我的“后备队员”。她是我六英尺高（约1.83米）的姐姐们中唯一一位结婚的人，有五个孩子，住在很远的地方。后来她和家人迁回东部时，我们又亲密了起来。她于2011年去世后，我成了真正的“一家之长”。

在我成长期间，蒂内克市是最坚实的中产阶级城市。这里没有大型地产，甚至没有明显的特别富裕的家庭。这里只有很小一部分可以被列为贫穷地区，但绝对不是贫民窟。这里的大多数男人在纽约市上班，母亲们则在家里照顾孩子，孩子数量很多。这里只有一个黑人家庭。蒂内克市是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投给共和党与民主党的票数比通常为5:1或6:1。

当时美国处于大萧条中，但是我却很难感受得到。横跨哈得孙河的乔治·华盛顿大桥刚刚竣工，蒂内克市和相邻城镇的住宅开发项目激增。这一壮观的土木工程丰碑起初为六条车道，现在则是上下两层共十四条车道，对纽约市和周边的新泽西州社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悲的是，近80年后，尽管我们的铁路隧道和地铁达到了运载能力的临界点，但我们没有能力构想和实现21世纪所需的较小的基础设施。

按照今天的标准，我的视野在很多方面都受限。当时几乎没有航空旅行，乘坐邮轮跨越大西洋需要一周的时间，打长途电话也需要时间，我到纽约州北部去拜访祖父母也要花一天的时间。但也有好的方面。12岁时，我可以独自转乘两趟巴士和一趟地铁，从蒂内克市去埃比茨球场观看我钟爱的布鲁克林道奇队的比赛。就算道奇队还在布鲁克林，现在还有哪个母亲会同意让孩子独自去呢？

我的母亲负责操持家务。她平易近人，通情达理，经常耐心地调解我们这些小孩子的争吵，但是她也会制定家庭准则。

我的父亲与我们就没有这么亲密，只有在他钓鱼和解释工程原理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和他亲近的机会。他热衷于钓鲈鱼，不管是淡水的还是海水的，这一点遗传自他的父亲。有一天他从学校把我带了出来，第二天送我回去的时候还给老师写了一张纸条，说他认为钓一天鱼至少能抵得上在学校上一天课。

“二战”之前，我们家的惯例是，每年7月在新泽西州乡下的湖边租一个配有皮艇、独木舟和户外厕所的小屋。比弗莱克湖有特别大的翻车鱼、鲈鱼，有时也会有大口黑鲈。我父亲经常在周三和周末去钓鱼，我负责在他抛鱼线的时候沿着小岛和河湾划船，他会用假蝇钓竿和鲈鱼虫，或用钓竿和匙状假饵。有一天我独自出去的时候，用假蝇钓竿钓到了一条鲈鱼，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感受到钓鱼带来的成就感。

在比弗莱克湖，我从电台里听到卢·格里克在洋基体育场告别其职业生涯的演讲。他向6.2万名球迷说他是地球上最幸运的人，他的职业生涯被后来称为卢·格里克病的疾病中断了。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我还是会伤感落泪。虽然这位“铁马”是洋基队的，但是对我这个布鲁克林道奇队的粉丝而言，他的确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比弗莱克湖有一些建得很好的房子，每栋房子都有大型船库和拖着滑水爱好者在湖面上四处奔驰的克里斯游艇。我也想参与这项运动，便向妈妈抱怨：“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一艘克里斯游艇？”

“他们有抵押贷款，”我母亲说，“我们没有。”

这句话是沃尔克家族理财本能的明确表达——它伴随了我一生。

作为市政经理的儿子，我是镇上最容易被认出来的和备受尊敬的市民，但在我看来这也不太好。不言而喻，我应该避免任何可能给我的家庭带来不良影响的事情。我不能像我父亲早年在布鲁克林区时那样参与恶作剧式的街头游戏，也不能和其他男孩儿一起把街灯打下来。即使是铲雪或给公园锄草这样的临时性工作，在他人看起来都像是存在裙带关系。更重要的是，我被严禁去蒂内克餐馆，因为那是喜欢“花天酒地”的人去的地方。

实际上，我的青年时代在社交方面几乎是空白的。我和姐姐们一起生活，但面对其他女孩儿的时候我很羞涩，因此既没有约会，也没有舞会。学术和体育对我而言不是特别具有挑战性，但是我不想成为高中大班上的第一名，因为这会给我带来“书呆子”的称号。我的目标是，要显得悠闲自在。有个篮球赛季，我很自豪没有把家庭作业带回家。但是作为一个身高6英尺7英寸（两米多）的瘦高个儿，我也没有努力成为一个真正的篮球明星。

在写高级调查报告的时候，我也选择了一个简单的方式：我通过在家里采访我的父亲，来完成对市政府委员会-市政经理计划的描述。直到现在，这份报告还很有可读性。

我记得，在上学不久后的一个晚上的家庭会议上，父母问我，如果去一个好的私立学校，会更有挑战性，也更有纪律性，且教育水平更高，这对我是不是会更好？不可能！我在蒂内克高中过得太舒服了，我就要待在那里。

要不要上大学从来都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沃尔克家族的人都是如此，包括我的姐姐们。我们偶尔会被提醒，我母亲是瓦萨学院1913届的毕业代表，那一届学生都是当时女子学院的精英。她无比忠于母校，当瓦萨学院考虑加入耶鲁大学并最后改为男女合校时，她非常气愤。她同意弗吉尼亚去韦尔斯利大学是因为——至少，这还是一所女子大学。

有一项家庭政策是从未受过质疑的。连续16年，我们在美国最好的教育机构的学费和食宿费，都由父母承担。一旦进入研究生阶段，我们就要自食其力了。

我父亲希望我追随他的脚步去伦斯勒理工学院（1911年他在伦斯勒理工学院的班级条幅现在还挂在我的捕鱼室）。他认为，好的工程培训所要求的精准性和高度的责任感，能为我从事任何职业奠定基础。

但是突然，一位亲友建议我申请普林斯顿大学——一所远远超出我考虑的常春藤盟校。我上的高中不是一所贵族“预备”私立学校。普林斯顿大学可能会录取公立高中的一位高个子篮球中锋，但是我的篮球技术没那么好，而且我的父亲不同意我申请，他认为我在社交方面会很孤独，并需要竭力在学业上与准备更充分的学生竞争。但是，我决定申请普林斯顿大学。时至今日，我还记得申请表格那厚重的羊皮纸，以及那些象征着财富和贵族的新哥特式校园建筑。

我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后，还有另外一个困难需要克服。我母亲说每个月能给我25美元的补贴，和给我姐姐们的一样多。

“你不知道物价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翻倍了吗？”我抱怨道，“我的同学将是有钱的孩子，而且我是男孩，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为寻求帮助，我给每个姐姐写信，她们许诺会支持我。我还向父亲求援。但是我母亲负责做决定，她态度很坚决，于是我只能拿到25美元。

她是我后来在经济学上学到的“货币幻觉”的受害者——无视通货膨胀对名义货币价值的影响；或者她觉得这对我是一种很好的磨炼。大一期间，我通过在橄榄球比赛时打理热狗摊儿缓解了资金短缺问题。

令我父亲感到些许欣慰的是，他与哈罗德·多兹有泛泛之交。哈罗德·多兹是当时的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兼公共管理学教授，也是全国公民联盟（现为全国市政联盟）的主席，该联盟不仅是地方政府职业化的倡导者，也是将市政府委员会-市政经理模式建立为理想模式的领导者。

我不知道的是，其他两个蒂内克市往届毕业生也被录取了，他们之前在服兵役。1949届的学生中有一半来自公立中学。受益于美国海军的种族融合V-12项目，普林斯顿大学甚至首次招收了一名黑人学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普林斯顿大学的传统产生了一些影响。

我当时还不清楚自己是否需要服兵役。到了应征年龄，我应要求参加了5月的体检。在心理上，我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我觉得我有责任服兵役，在珍珠港事件后，这是美国年轻人的义务；另一方面，很明显战争快要结束了，参加冗长训练的概率都不是很高，更不用提上战场了。

但这个困境很快便得到了解决——军队不再需要超过6英尺（约1.83米）身高的士兵了。所以，感到些许内疚的我，与同样来自蒂内克市的新同学唐·马洛尼一起去普林斯顿大学北楼的四层大厅上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