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与帝
在早期儒家思想当中，主宰的含义往往与“天”“帝”这样的概念有关。陈来先生指出：“古代中国有‘上帝’这个概念，但在西周的时候，‘上帝’这个概念更多的是用‘天’来表达，这个‘天’不仅仅是自然的蓝天、白云，它是代表‘帝’。所以天是一个主宰，它有人格主宰的意义。但这种意味经过西周慢慢变化到孔子，其人格主宰意义慢慢被淡化，但仍然保存着。……孔子《论语》里面的‘天’，不纯粹是一个自然的天，它跟老子讲的不一样，‘天’仍然带有主宰的意思，只是没有那么强了。在宋代，‘天’解释得非常清楚：天者，理也。就是说‘天’不是上帝，‘天’只是一个宇宙自然法制，而不是一个宇宙的人格主宰。”
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分别总结过古代“天”的含义，关于宋明理学中的天，张岱年先生指出，“宋明道学中所谓天，指大自然，全宇宙，亦指究竟本根”，“宋明道学中所谓天，虽是从孟子来，但已改换其意义。孟子所谓天，有有意志的主宰之义；在宋儒，此义已取消。宋儒所同于孟子者，在于皆认为天是人的心性之本原，道德之根据。但又受老庄之影响，认为天是自然的”。
在宋代道学中，天、帝的主宰义并没有消失，只是其背后的人格主宰含义消失不见了，并且天作为主宰，直接与理关联在一起，成为对同一对象不同方面的指称。最早对此进行诠释的当属二程。二程不仅认为天即是理，同时也将天、帝与鬼神、神、乾等概念联系起来。《遗书》言：
《诗》《书》中凡有个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个包涵遍覆底意思则言天，有一个公共无私底意思则言王，上下千百岁中若合符契。
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以形体言之谓之天，以主宰言之谓之帝，以功用言之谓之鬼神，以妙用言之谓之神，以性情言之谓之乾。
《外书》卷八言：
天且不违，况于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
《程氏易传》言：
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是也；分而言之，则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以功用为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以性情为之乾。
这些材料指出，天、帝、理、鬼神、神、乾等都是对同一对象的指称，二程所要突出强调的其实是“理”的地位与作用。虽然这些概念都是对同一范畴的指称，但是落实到主宰这重含义上来说，“天”“帝”是对主宰义的强调。当然，含有人格色彩的“帝”更多地承担了主宰的含义，并不是说天理之主宰是人格神式的主宰。
朱子基本上继承了二程的讲法，《近思录》就专门收录了《程氏易传》的相关论述；对二程之观点，朱子也多有阐发。以理代指天、帝在朱子那里十分普遍，如“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帝是理为主”。尤其在对早期儒家经典进行诠释时，朱子往往扭转天帝含有的人格义，而将天帝含有的主宰义与理联系起来。例如，《论语集注》注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时直接言：“天，即理也；其尊无对，非奥灶之可比也。逆理，则获罪于天矣，岂媚于奥灶所能祷而免乎？言但当顺理，非特不当媚灶，亦不可媚于奥也。”陈来先生指出：“这里明确继承二程的思想，把《论语》中原本带有古代宗教意味的‘天’解释为‘理’，这正是理学解经思想的基点。这个理是宇宙的普遍法则，所以其尊无对，人只能顺理而动，不可逆理而行。”《语类》在解释这一条时有：
周问：“‘获罪于天’，集注曰：‘天即理也。’此指获罪于苍苍之天耶，抑得罪于此理也？”曰：“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为天，故苍苍者即此道理之天，故曰：‘其体即谓之天，其主宰即谓之帝。’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虽是理如此，亦须是上面有个道理教如此始得。但非如道家说，真有个‘三清大帝’着衣服如此坐耳！”（铢。）
可以明显看出，朱子强调天理的主宰作用，尤其是其中人伦之理的规范义，但是明确反对以人格色彩的道教神仙来看待这一主宰。
不特于《论语》如此，朱子在《周易本义》《诗集传》以及《文集》对《尚书》的解释中，都强调这一点。如《诗集传·小雅·正月》言：“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体谓之天，以其主宰谓之帝。’”这里直接引程子之语消解掉《诗经》当中“帝”所带有的人格神色彩。又如朱子解文王“在帝左右”直接言“察天理而左右也”。
这一无人格意义的主宰，其主宰的方式和传统的神、帝不同，朱子讲：
今说天有个人在那里批判罪恶，固不可；说道全无主之者，又不可。这里要人见得。
劳思光认为：
形上意义之“天”，与“人格天”“意志天”最大之差别，即是：形上之“天”只表一实体，只有理序或规律，而无意愿性，故对应于“天道”观念。而人格意义之“天”则表一主宰者，以意愿性为本；对此“天”纵有理序可说，亦必系于意愿而说，换言之，对应于“天意”观念。故“形上天”与“人格天”之分别，实“天道”与“天意”二观念之分别。
我们看到，朱子一方面否认理之主宰没有意愿性，这似乎可以对应“天道”的含义，但这一无意愿性的理并非就没有主宰义。理不仅仅具有天道义，它还是天道与主宰的统一，它是无意愿性之“天意”。劳思光所做的“形上天”与“人格天”的区分在朱子那里似乎不完全适合。朱子既不承认理之主宰是神一样地检视人间罪恶，也不认为没有一个主宰影响人事。这一主宰无形象可言，是“无声无臭”的，正所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底也”。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既然在朱子那里理是气的主宰，而在流行过程中“气强理弱”，导致有不合价值的现象出现，气有不受理“控制”之处，那么我们应如何理解理之主宰呢？理的主宰如何体现呢？首先我们需要回顾朱子“理生气”的思想。既然气是依照理而不断创生的，那么我们可以将这种创生看作理对于气的根源性主宰，而且是最积极层面的主宰。朱子有时会结合“天地之心”这一概念讨论理之主宰。陈荣捷先生指出：“主宰之原动，来自何处？天地之心是也。”我们会发现，“天地之心”本身就与“理生气”有着密切的关系，朱子讲“圣人说‘复见天地之心’，可见生气之不息也”，“天地以生物为心”这一论断甚至可以看作“理生气”的同义表达，体现着理对气的根源性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