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共合作时期的“双重政权”

一 双重政权

1935年11月，在鄜县境内，由陕甘省苏维埃政府领导的鄜县苏维埃政府，管辖洛河以西的大申号、太乐区、道德、张村驿、直罗等大部分地区，机关驻地北道德东村。而国民党鄜县政府驻县城，管辖着洛河以东的交道、牛武等地区。1936年5月，国民党东北军乘红军东征离开鄜县之机，侵占鄜县苏区大部分地区，恢复了国民党的各级政权。鄜县苏维埃区乡政权遭到破坏。鄜县苏维埃政府仅辖大申号区苏维埃政权及其所属的5个乡，机关驻地大申号区罗家塔村。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东北军撤离鄜县，鄜县划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委派的县长和政府官员，仍然把县区乡各级政权紧抓在手里，不肯放弃。为了团结抗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忍让和克制的态度，允许他们暂时留在边区境内。因此，在鄜县境内，就同时存在着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政权。鄜县成为统战区。1937年1月，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命开明人士张执庵接任国民党鄜县县长职务。经过和谈，张执庵与中共人士合作共事。1月19日，鄜甘警备区警卫团进入鄜县县城，驻守城防。4月，鄜县苏维埃政府机关随县委机关迁至鄜县城内。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中共鄜县县委对外名义称鄜县抗日救国会，鄜县苏维埃政府改称为县委工作部，即鄜县抗日救国会工作部。鄜县苏维埃政府与中共鄜县县委同以鄜县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开展工作。鄜县抗日救国会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鄜县政权组织，区、乡抗日救国会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基层政权组织。这时，在鄜县县城里，国民党有县党部、县政府、邮政局、保安大队和高级小学等，各区有联保处。每个联保处还有约一个班的武装，实行一套保甲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县城里有县委领导的公开组织鄜县抗日救国会，每个联保处所在地都有公开的区、乡抗日救国会，也有秘密的区委和乡支部，各区抗日救国会都有一两个班的不脱产的群众自卫队，都配有枪支。同时，在鄜县城乡还有八路军的驻防部队。在鄜县，鄜县抗日救国会和国民党鄜县政府在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旗帜下，合作共事，共同推行县政。鄜县抗日救国会主任是县委书记霍士廉，鄜县抗日救国会下辖10个区抗日救国会及48个乡抗日救国会。下辖的10个区抗日救国会是：城关区抗日救国会、大申号区抗日救国会、牛武区抗日救国会、道德区抗日救国会、永平区抗日救国会、张村驿区抗日救国会、直罗区抗日救国会、太乐区抗日救国会、大义区抗日救国会、交道区抗日救国会。国民党鄜县县政府县长是张执庵，下辖的10个区联保处是：城关区联保处、大申号区联保处、牛武区联保处、道德区联保处、永平区联保处、张村驿区联保处、直罗区联保处、太乐区联保处、大义区联保处、交道区联保处。各区抗日救国会和联保处合署办公，联合处理抗日事宜。这样，就在地处“国共”交界的鄜县，从1937年4月到1940年1月，实际上形成了国共两党同时存在、联合执政的双重政权局面，史称“双县长”制。

二 密切合作

1937年至1939年夏，鄜县是国共两党联合共事的局面。双重政权，同时存在。鄜县抗日救国会和国民党鄜县政府，密切合作，共同负责县政。鄜县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支援前线和对八路军的募补工作以及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摩擦斗争都进行得较为顺利。

国共合作期间，鄜县的一些反共顽固分子、土豪、劣绅受到应有的惩罚。如国民党交道联保处主任、巨绅杨绍棠，把他应交纳的抗日救国公粮摊派给当地群众，又打伤驻防的八路军战士，受到撤职查办；国民党鄜县党部干事长张忠泉、范允文，党务指导员施振东等蓄意破坏抗日救国工作、枪杀爱国人士、扰乱社会治安，被告发后撤销职务，调离鄜县。黑水寺区联保处主任权炳玺和张村驿区联保处主任田金福在葫芦河川与临省临县交界处，勾结土匪，拦路抢劫，草菅人命，作恶多端。县委通过各级各界抗日救国会，发动群众，在驻防八路军的配合下，将这两个罪大恶极的联保处主任缉拿归案，并于1937年10月12日，在张村驿召开大型公审大会，当众处决了这两个恶霸。后来经过民主推选，中共党员赵振新和开明绅士种万宝分别担任黑水寺区联保处主任和张村驿区联保处主任。对此，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和洛川专员公署责怪张执庵有失职之责。张执庵专程赴洛川向国民党驻洛川陕西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钟相毓说明真情，并提出愿去延安与中共领导人交涉今后如何推行县政等问题，得到钟相毓手谕。当月中旬，县委书记、县抗日救国会主任霍士廉和县长张执庵一同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张执庵向毛泽东陈述了鄜县处决权炳玺、田金福两个联保主任的经过，请示今后如何推行县政。毛泽东对张执庵说：“处理这两个联保主任是正确的，对你的为难情况可以理解，但你是不会杀人的。关于这个问题，西安有八路军办事处，叫他们将此事向省方说明，今后是没有问题的。关于鄜县的驻军和工作人员，对于县政有关的事，必须和你商议，如果有困难，你可随时函告，或由鄜县工作人员转达，问题都可以解决”。又说：“接到鄜县工作人员的反映，你办理一切事情，都很正确。关于一些细节问题，你抽时间和谭政同志接谈。”张告别时，毛泽东把张送到窑门外，又对张说：“你既然来了，可以留住几天，到各地方去看看。”次日，霍士廉陪同张执庵见了谭政，谭对张说：“关于今后在推行县政方面，不会有什么问题。关于鄜县大申号区域的两个保，从前是老苏区，现在已经下达（文件），将这两个保交还鄜县，完成鄜县的行政系统。”张表示感谢。张执庵在延安参观了机关、学校，浏览了市容，还应邀参加了延安公学的开学典礼，聆听了毛泽东和中央首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拜访了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边区教育厅厅长徐特立等各界知名人士，受到了一次深刻教育，深感延安是革命圣地，共产党、毛主席真正英明伟大。回到鄜县后，与中共人员更加亲密无间，热情合作。毛泽东和张执庵还经常通信，支持和鼓励他与共产党合作共事。当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以《张县长热心救亡工作》为题，报道了张执庵与共产党合作共事，热心抗日救亡工作的事迹。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国民党县长张执庵和鄜县抗日救国会主任、县委书记霍士廉，为鄜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明了方向，在鄜县传为佳话。鄜县在当时堪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典范。

三 反抗国民党顽固派把持的各级政权

1939年夏至1940年1月是鄜县国共两党双重政权的抗争时期。1939年，蒋介石背信弃义，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出动20多万兵力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筑起了五道封锁线。紧临鄜县边界的胡宗南军队董钊部和以马禄为师长的国民党新编骑兵第2师亦虎视眈眈、蠢蠢欲动。同年夏，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和陕西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简称洛川专员公署）因张执庵私自向八路军移交鄜县城防之事，撤销了张执庵的县长职务，调回洛川专员公署任参议，同时委派反共顽固分子蒋隆延担任鄜县县长。蒋隆延到任后，顽固坚持反共立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田赋粮捐除正常征收外，额外附加竟然增加到220%。各联保处薪公费、人员粮饷、服装等费用，每户平均负担10余元，且联保处人员下乡还肆意敲诈勒索百姓钱财。同时，蒋隆延还故意制造事端，蓄意发动县保安大队和各区联保处武装，在县城和基层组织暗杀中共党政军工作人员，纵容各联保处破坏各级抗敌后援会的抗日救亡活动，唆使联保处武装在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劫持八路军过往人员和无辜群众。蒋隆延的所作所为，彻底破坏了鄜县国共两党已经建立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起了全县人民极大的义愤和强烈反抗。中共鄜县县委遵照毛泽东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领导全县各界人民在继续开展反摩擦斗争的同时，积极慎重地开展了清算国民党顽固分子把持的县区乡各级政权的斗争。

1939年12月，鄜县大义区寺仙、狼虎头等乡的群众对国民党保甲组织横征暴敛，再次加重税赋强烈不满，他们在乡抗敌后援会的组织下，成立了“清算委员会”，要求清算联保处的账目和罪行，减轻群众的钱粮负担。接着太乐区的雷村、立石，直罗区的黑水寺以及张村驿、交道、牛武等区的群众都闻风而动，纷纷响应，一齐起来清算联保处的账目和罪行，抗粮抗捐，打击基层联保处的顽固势力，一些联保处的保长已经弃职潜逃。1940年1月5日，蒋隆延召集各联保处主任紧急会议，秘密指示各联保处主任带领联保武装人员于7日晚到大义区一带集合，进行报复行动，镇压群众的反抗。他们据寨为营，切断交通，抢劫村里，残杀军民，行同盗匪，共劫去八路军来往人员数十名、步枪17支、炸弹4箱，军费大洋400余元，及其他物资甚多。1月16日晚，蒋隆延又指示一些联保处残余势力，抢占了太乐区雷村寨子，严刑拷打雷村抗敌后援会主任、共产党员刘忠。面对蒋隆延组织指挥联保主任残害百姓的罪恶行径，鄜县民众万余人手持杈把、扫帚、铁锨、锄头，抬着标语，从四面八方涌到县城请愿，强烈要求县长派兵镇压土匪，惩办贪官污吏，取消一切苛捐杂税。蒋隆延不但未予答复，反而虚发警报，威吓民众，致使请愿民众群情激愤，大闹县府。为了抗日大局，中共鄜县县委和八路军驻防代表亲自出面同国民党鄜县政府代表吉维成与地方群众代表共同协商，妥善处置，才使这场风波平息。

四 鄜县的大暗杀案

国民党鄜县县长蒋隆延是一个反共老手，小有名气，当时有“北有何绍南、南有蒋隆延”之说。他表面上对民众请愿诉求应诺，暗中却时刻盘算报复，关键时刻就下毒手。1940年1月28日晚，鄜县在戏楼广场举办鄜县各界群众纪念上海“1·28”淞沪抗战胜利晚会，蒋隆延得知驻鄜县的八路军独立团首长去参加晚会，觉得有机可乘，便找到他们的保安大队长，密令今晚要将独立团参谋长兼炮兵营营长匡裕民干掉，并恶狠狠地讲：“要知道，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炮兵营，营长匡裕民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又是边区唯一的炮兵指挥官，干掉匡裕民等于消灭共产党几个团。”

匡裕民住在鄜县西山靠北门的半崖上一个石窑洞里，上下山只有一个弯曲险要的小石路。国民党的保安队长带人埋伏在小路两旁。晚会还没有结束，匡裕民的警卫员陈思华回窑洞有事。天黑敌人没有看清，误以为是匡裕民回住处，几个人猛扑上去，一下子蒙住他的脑袋，连捅数十刀，命在旦夕。当暗杀时，适逢独立团特务连连长路经发现，随即派战士捉拿凶手，当即捕获凶手缑克勤、收缴步枪1支。接着又抓捕了鄜县保安队长韩振江，分队长王子玉。经审讯，该三名凶手供称，这次行动确系受蒋隆延县长指派。为了进一步明了事实真相，中共鄜县县委、鄜县抗敌后援会与八路军驻鄜县部队首长陈先瑞、陈国栋研究决定，立即组成有各界代表参加的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尽快将事实真相联名呈报陕西省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洛川专员公署，以免双方各执一词，引起事态扩大。参加调查委员会的有洛川专员公署参议张执庵、视察员彭喜、当地绅士代表赵度如、李香园、李兆吉、成子台、贺新平、吉维成，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调查员秦力生，鄜县各界抗敌后援会代表罗成德等。经过三次联合调查，查清了蒋隆延制造大暗杀的真相。经查，蒋隆延制造暗杀事件的目的，是为国民党增兵进攻鄜县寻找借口，进而截断鄜县庆阳间通路及堵塞咸榆公路，以利于国民党大部队进攻边区。大暗杀案一经公布，全国军民为之震惊。为了巩固边区尤为安定前方抗日战士的军心，1月29日，八路军独立团奉命将组织暗杀的鄜县保安大队武器装备全部收缴，以遏乱源，并武装监护了县长蒋隆延，国民党县政府的官员逃的逃、躲的躲，工作处于瘫痪状态。中共鄜县县委领导的鄜县抗敌后援会，即代行县政府职权，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

鄜县的大暗杀案，震惊全国。1940年2月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亲自拟稿，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名义，致电国民党陕西行营主任程潜、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要求对贪赃枉法、纵兵为匪、扰乱后方的鄜县县长蒋隆延予以撤职查办，对暗杀凶手依法严惩；该县行政应完全受边区政府节制，洛川专员不得干涉。电报在陈述了蒋隆延的种种不法行为和破坏抗战的罪行后，特别强调：“窃查蒋县长到鄜县以来，横征暴敛，贪赃枉法，纵兵殃兵，扰乱后方，组织暗杀，破坏团结，该县长身为政府官史，竟置法纪于不顾，倘不严办，何以服众，拟请钧座治以应得之罪。至该县行政应完全受边区政府节制，洛川专员不得干涉，该县叛变为匪之保安队，应加勤办，以靖地方，至劫匪部队，劲光已饬陈副司令先瑞加以约束，不得越出边区范围，请钧座亦饬马师长禄所部及洛川、中、宜各县勿得越界助匪，致起纠纷，事关巩固后方，安稳军心，属于边区二十三县范围内事，谅钧座必能赞同也。”2月7日（即农历大年除夕）晚，中共鄜县县委发动全县人民，在八路军驻防部队的配合下，一举拔掉了桃园、狼虎头、雷村、上立石寨子的国民党联保残余势力，推翻了国民党顽固派在鄜县的各级政权，国民党县党部及其基层组织也土崩瓦解。2月13日，中共鄜县县委和八路军驻军遵照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命令，将蒋隆延等反共顽固分子武装遣送出境，彻底结束了鄜县国共两党“双重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鄜县全县完全归属陕甘宁边区政府行政管辖。

1940年2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新中华报》以《鄜县发生惊人大暗杀案 目的在造成事变进攻边区》为题，以一个多版的篇幅，及时详细报道了国民党鄜县蒋县长制造大暗杀案的真相及我方破获大暗杀案的经过，并发表了《鄜县的大暗杀案》的社论，强烈谴责反共顽固分子的暗杀阴谋，对顽固分子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愤怒控诉，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惩制造大暗杀案的主谋和凶手，明令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取消陕甘宁边区境内的双县长制。社论全文如下：

鄜县的大暗杀案

在边区管辖的鄜县，八路军的后方，最近破获了一宗惊人的暗杀案。据由洛川专员公署、当地绅士代表、鄜县各界抗敌后援会代表及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的代表所联合组织的调查委员会（任务是调査该地磨擦真相）所公布的消息，不仅暴露出当地接二连三的纠纷事情，系由西安委派之县长蒋隆延故意制造，而且证实了最近大暗杀案之主谋者，实为蒋隆延县长，并且指出蒋县长有汉奸嫌疑。这一消息的公布，当不仅边区军民为之震愤，就是全国抗战的军民听了也当为之切齿的。

鄜县本属边区政府管辖，属于边区二十三县之一，唯过去西安仍有县长驻此，尚未撤销。自蒋隆延到鄜县以来，该地黑暗势力乘机抬头，横征暴敛，无所不为；反共、反八路军、反陕甘宁边区之行为，层出不穷。最近甚至指挥六个联保主任叛变为匪，藉此以制造事变，作为武装进攻边区之口实，同时更阴谋暗杀八路军高级指挥员，企图破坏八路军和削弱八路军的力量，以便易于进攻边区。无疑的，蒋隆延在鄜县所干的一切罪恶行为，正是顽固派反共派有计划行动中的一个具体表现。据报绥德专员何绍南（已离职潜逃）、洛川专员钟相毓、陇东专员钟竞成、邠州专员张明经，实为组织一切破坏边区事业的指挥人。他们接受某方密令，指挥其所属各县县长联保及保甲，以破坏边区为唯一任务，绝口不谈抗日，其对边区之称呼，亦采取敌人的口吻，称为“伪边区”，对共产党称为“共匪”，与敌寇在华北称八路军为“匪”，如出一辙。这些人物的言论与行动，正是“反共、溶共、剿共”政策下的必然结果。是在“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对于异党问题处理办法”与“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相继颁布之后的一贯的有组织的发动。尤进者，这些反共派顽固派的言行，不仅弥漫于边区周围，而且在全国各地发展着。具体的事实，表现于平江惨案，以及华北华中的种种破坏行为。“消灭边区”之口号，则响彻中国之西北角；边区四周，处处进攻，没有一天停止过，这都是顽固派反共派准备投降之步骤。顽固派也知道得很清楚，要实现其对敌投降妥协的阴谋，首先就必须进行扫清其投降道路上的障碍。这些障碍是什么呢？就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及全国一切进步力量。在全国各地所进行的反共、反进步的阴谋事件，就是这些投降派们所干的勾当。

鄜县的大暗杀案既已破获，蒋隆延既有汉奸嫌疑，我们要求政府：（1）立即逮捕主犯蒋隆延加以彻底追究并治于应得之罪；（2）严厉惩办专门从事破坏边区之何绍南、钟竞成、钟相毓、张明经等专员；（3）明令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4）取消边区境内的双县长现象，边区行政应该统一起来；（5）取消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对于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引起国内磨擦的文件。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团结抗战，而使同类事件，不至继续发生。政府当局如果真正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就应该满足这种要求，否则团结抗战的局面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