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听守候　功勋卓著

1931年4月1日，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国民党军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为总指挥，以宁都为目标，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的战术，以20万人之众，兵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犯。每前进一步，即构筑坚固工事，步步紧缩包围圈。对此，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采取了“积极防御，拣弱的打，各个击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红军的指挥阵地离敌人只有十几里路。

由于敌我双方阵地的距离非常近，对方电台的信号又很强，对刘寅他们来说，目标特别好找，敌台的一举一动都在掌控之中并一一做了记录。没过多久，它有多少通信对象、多少固定的联络时间、多少报务人员，甚至姓甚名谁、手法特点，都被弄得一清二楚。刘寅暗喜，这次来的准是一部大功率电台！除了侦听方便，红军总部确实正需要这样一部大功率电台啊。刘寅着实忍耐不住，便与同志们交头接耳起来。大家听他一说，对这部大电台都特别感兴趣，信心十足地认定，不久后它就将是我们的，甚至天天盘算着等这部电台缴获到手以后如何充分利用：

“可用它把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组成一个通信联络网。”有同志提出这样的设想。

“最好利用它叫通上海党中央。”另一些同志则做了新的安排。

“这么大功率的电台，声音又好听，还可以利用它来广播苏区新闻咧！让红军的胜利消息传遍全中国、全世界！”有人又提出了新的建议。

“你们说的都很好，可别再碰到个楞小子又给弄坏啦。”有人却担心起来。

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大家很是开心，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不知何时，参谋处长郭化若出现在同志们身边。当他问明原由后，这位年轻的老夫子也乐了：“好哇！真有想法！非常给力！”得到参谋处长的表扬，同志们喜滋滋的。

片刻的畅想之后，各就各位，同志们又回到了严肃认真的值班监听的氛围之中。

红军战士在国民党军的夹缝里隐蔽了20余天，尚未找到战机。正当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为捕捉战机、搜寻敌人动向而焦急万分的时候，刘寅他们于5月12日18时，利用那部收报机侦收到了国民党军驻富田的王金钰所属第二十八师公秉藩师部电台发给该师部驻吉安留守处的一份重要情报，内容是：

“我们现在富田，明晨出发。”

“到哪里去？”留守处问。

“向东固去。”（东固即红一方面军总部所在地，今吉安市青原区）师部电台回答。

毛泽东总政委、朱德总司令看到这份重要情报后，十分高兴，根据无线电侦获的敌人到达的时间、地点、番号、分布与行动意图，立即连夜调动部队，设置了伏击圈。5月16日晨，敌人果然来了。经一昼夜激战，红军以极小的代价将国民党军第五路军王金钰的第二十八师全部和第四十七师的一个旅消灭，初战告捷。俘获大批敌军官兵，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也在俘虏人群之中，可惜当时并不知情，未做进一步盘问，当作一般俘虏，按照优待俘虏的政策，发给3块大洋，释放了。

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整个战役过程中，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从刘寅他们侦收到的国民党各部队间的来往电报中，掌握了敌人的行动方向、退却路线、到达位置、指挥命令和求援呼救等情况，以此作为下定决心、指挥战斗的主要依据。在此期间，作战15天，横扫700里，五战五胜，以我3万人对敌20万人，歼敌3万余人，缴获100瓦电台1部、枪支2万余支，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至此，红军已有了两部半电台。同时，又有一批无线电通信人员参加红军，如沈毅力、朱虚之、陈宗泰、朱道松等。随后红三军、红四军等单位也都配备了电台。

在这一决定性的胜利中，王诤、刘寅立下了特殊功勋。由他们实施的红军无线电侦察工作初露锋芒。其间，他们培养的训练班第一期毕业学员已能上机工作，参加了第三次反“围剿”战斗，有人还立下战功。

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乘胜转入进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筹款，扩大红军，解放赣东、闽西广大地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6月2日下午，红军通信史上一场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活动在赣闽边界地区展开。此地山岭起伏，丛林茂密，郁郁葱葱。王诤和伍云甫到前方（福建建宁），刘寅和曾三在后方（江西兴国），两地相距约150公里。两地分别配属15瓦电台和100瓦电台。经过一番准备，架好天线，对机器各个部位重新复查了一遍。开机后发现，机器正常，信号良好，于是彼此互发了电报。通信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他们击掌相庆，红军终于有了自己的通信。这是红军第一次使用无线电通报，从此红军的无线电通信正式建立起来，红军的通信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蒋介石为他发动的第一、第二次“围剿”连续被红军粉碎而恼羞成怒。1931年6月21日，他亲自出马，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达南昌，自任“围剿”军总司令，无奈动用嫡系部队，委任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23个师另3个旅，共约30万兵力，改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从7月1日开始，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

与此同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成立无线电大队。下属的无线电分队已经发展到4个，既能对国民党军的电台进行无线电侦察，又能在红军总部与一、三军团之间进行无线电联络，红军的作战指挥能力大大提高。

6月30日，刘寅所在的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侦获蒋介石发给何应钦急电，破译了这份长达324字的密码电报，得悉国民党军的战役部署：乘红军主力出击赣东、闽西之机，将向赣南根据地大举进犯。这一情报为红军抓紧战前准备、定下作战决心提供了重要依据。毛泽东总政委、朱德总司令依据这份情报调整了红军的战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立即写信通知各路红军及有关方面，并决定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急电命令第一、三军团主力，从闽西地区出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地区。在国民党军发起进攻时，红军避其主力，打其虚弱，乘胜追击，其结果是六战五捷（一战打成对峙），击溃敌人7个师，歼敌17个团，毙伤俘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

在这次反“围剿”中，红军也遭遇不幸，朱毛手下得力的三员战将（黄公略、林彪、罗炳辉）之一、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在胜利后转移途中，遭敌飞机扫射，腹部中弹，光荣牺牲。朱毛扼腕痛惜。

战后，毛泽东总政委亲切接见了技侦有功人员曹丹辉，他说：“你们收到的那份蒋介石的电报，对这次战役很有价值。”并让副官给他发了两块银元，以资鼓励，让他改善生活。结果这两块银元被同事们“打”了“牙祭”。

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红一方面军共击溃敌人7个师，歼灭敌军3万余人，同时又缴获了6部电台，红军的无线电通信联络网和无线电侦察网得到很快发展。这是红军在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使用短波无线电现代化通信、侦察工具。在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被国民党军封锁、交通不便的条件下，无线电通信和无线电侦察对于红军及时掌握敌人的动态，指挥作战，赢得主动权，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在红军通信史、技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出现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环境。无线电大队曾设想将无线电训练班从无线电大队中分离出来，单独开办学校，专职进行教育培训工作，得到中革军委批准。但驻在瑞金洋溪村的中央单位较多，没有多余房舍。正当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等开会讨论为选址发愁时，只见“京官”瑞金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瑞金合拢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朱凯铨从此路过。贺昌急忙说：“小平别走，有事请教。你是京官，也是这里的父母官，军委想办一所通信学校，这里太小，你看到哪里办最好？”如此这般，邓小平便把他们领到了瑞金坪山岗村。邓小平指着枝繁叶茂的3棵大樟树说：“这儿树多，不但好乘凉，而且不易被敌机发现，便于隐蔽。另外，这儿交通方便，大路四通八达。离中央政府、中革军委都只有六七里的路程。最重要的是，老表思想觉悟好、革命热情高……云集乡苏维埃政府又在这个村子，有什么问题找朱主席就是了。”于是，无线电训练班就搬到了瑞金坪山岗村，并正式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校长刘光甫，政委曾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