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研究簡史
我們現在仍不清楚中國銅器開始鑄造的確切時間，東周晚期以降的文獻中保存了有關銅器發明者的各種傳説，但並没有考古學價值，只有寄希望於將來的科學考古發掘爲我們揭示銅器藝術的起源之謎。現在我們只能確定，商代後期，凝聚着高超工藝技術和美學價值的銅器已經出現，此前它必然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時期。
最早提到銅器的文獻是《左傳》，它是爲魯國史《春秋》所作的解説中的一種，相傳《春秋》是由孔子編訂而成的。《左傳》雖然成書於戰國晚期，但它應該保留了早期史料。《左傳》定公四年：“（子魚曰：）……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殷民六族……官司、彝器……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彝器”爲宗廟祭祀之器，“大吕”爲鐘名，樂器的一種。雖然我們無法證明這些傳注是否準確無誤，但西周銅器銘文載述了周王派遣諸侯去其封國時，同時會賞賜樂器、禮服和氏族。
銅器用於祭祀禮儀活動，它在春秋時期被珍視則是由於另外的功用。鼎被看作是王權的象徵，《左傳》桓公二年，“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宣公三年，“楚子（楚莊王）問鼎之大小、輕重焉”。類似記載也見於《戰國策·東周策》中，齊侯曾問周鼎之輕重。《史記》的《封禪書》和《秦始皇本紀》都提到秦滅周後，周之九鼎没於泗水。
銅器也充當禮品、賄賂和戰利品等。《左傳》中有如下記載，桓公二年，“（宋督）以郜大鼎賂公（魯桓公）”。莊公二十一年，“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成公二年，“晋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十年，“晋立大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晋侯……歌鐘二肆”；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十九年，“（魯襄公）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吴壽夢之鼎”，“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二十五年，“齊人……賂晋侯以宗器、樂器”，“陳侯使司馬桓子賂（鄭）以宗器”。昭公七年，“燕人歸燕姬，賂（齊）以瑶罋、玉櫝、斝耳”，“晋侯有間，賜子産莒之二方鼎”；十六年，“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於蒲隧，賂以甲父之鼎”。
在軍事和政治事件中，銅器充當了侯國行賄於别國高級官吏的賄賂品。值得注意的是，行賄者多是國家而非個人。《左傳》昭公六年、二十九年提及了鄭、晋兩國鑄刑書於鐵鼎。
《左傳》記載了關於銅器銘文的材料。戰國時期人們期望重建古代禮制健全的理想社會，把很多發明都歸功於古代聖王。《左傳》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吕氏春秋》的《先識覽》及《慎勢》、《離謂》、《適威》諸篇屢言鼎上紋飾的物象與含義，也有關於盜掘貴族墓葬的記載。
對銅器的研究從漢代興起，研究史可以劃分爲以下四個階段：漢、宋、清和民國。
形成於商代的銅器鑄造業一直延續到東周晚期，當時的動亂致使這種工藝衰頽了。漢代銅器生産恢復時，鑄造工藝已没有先前富麗的綫條和華美的紋飾。漢代人對古代銅器的重視和欣賞，可由《漢書·武帝紀》窺見一斑，公元前116年由於青銅鼎的發現，皇帝改年號爲“元鼎”。當時的文獻也記載了銅器開始被收藏，《史記·封禪書》：“上（漢武帝）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漢書·文三王傳》：“孝王有
尊，直千金。”《漢書·郊祀志》：漢宣帝時（前73—前49），“美陽得鼎，獻之。……張敞好古文字，案鼎銘勒而上議曰……”《後漢書·竇憲傳》載東漢和帝（89—105）時，匈奴南單于於漠北遺竇憲古鼎。當時的學者開始釋讀銅器上的銘文，許慎（58—147）在《説文解字叙》中説：“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東漢人袁康在他十一卷本的《越絶書》中，把中國古代的兵器製造劃分爲四個時期：（1）神農“以石爲兵”；（2）黄帝“以玉爲兵”；（3）夏禹“以銅爲兵”；（4）“當此之時作鐵兵”。雖然時代的劃分有誤，却準確把握了用於製作兵器材料的階段性。
從漢至宋，大量鐘鼎彝器被發現，它們的發現被認爲是祥瑞。鐘是樂器，鼎是祭器，宋代常用“鐘鼎”來代指銅器，另一種稱呼是“金石”（原指銅器和碑銘），對碑銘的興趣可以追溯至唐代，宋代學者認爲這些碑銘刻石與銅器同等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古器物研究的視角發生了變化，不再視之爲祥瑞，而是更關注它們的藝術價值和銘文的史料價值。銘文最受研究者重視，被當作法帖，由於拓印技術的興起，銘文拓片的反復製作使一般研究成爲可能，使古文字研究與銅器的器物研究並行發展，尤其是復興了《説文解字》的研究。宋代金石學著作可以分爲兩類，一類重視銅器的器形、紋飾和形制，主旨是研究銅器與祭祀儀式間的關係;另一類重視銘文、宗旨，是碑銘學和歷史學研究。
宋代内府收藏開始於咸平三年（1000），好畤得一方甗，進獻給皇帝（見《考古圖》2.17—18）。1051年，楊元明受仁宗之命編製的《皇祐三館古器圖》收録了皇祐年間三館收藏的11件古器物。1063年，劉敞寫成《先秦古器記》，爲先秦器物圖録，其中包括11件石刻。不過，兩本圖録散佚已久。此後不斷有銅器進獻給皇帝。1092年問世的《考古圖》包括了皇宫中秘閣、太常等内藏和37家私人收藏，共計211件銅器和11件玉器。宋徽宗下令編纂的《博古圖》（編於1107—1110年）包括527件器物。由於私人藏家進獻藏品，《博古圖》於宣和年間的1123—1125年進行了修訂，收録的銅器增至839件，這些藏品1126年由於都城南遷而散失。
宋代以後，銅器研究衰落了。直到清代乾隆年間的1755年，才又恢復出版皇家收藏的銅器，學者們也開始進行收藏和研究。清代第一本重要著作是兼收藏家、官僚、學者於一身的阮元於1804年出版的，引起了很大轟動
。此後，學者們蜂擁研究銘文和銅器，出版了大量石刻、木刻和影印的銅器圖録，以至於晚清時造僞之風大盛。陳介祺（1813—1884）是當時最好的鑒定家和銅器拓片高手。吴大澂（1835—1902）於1884年出版了《説文古籀補》來補充説明《説文解字》，轉變了當時學者們對《説文解字》拘泥迷信的態度，體現了銅器銘文的學術價值。經學和禮制研究的集大成者孫詒讓（1848—1908）研究銅器，並成爲第一個成功釋讀甲骨文的學者，在古文字研究領域開闢了一條新路。清末，銅器銘文研究已成爲古文字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最近二十年來，中國學者開始科學地發掘古代遺址，首次確定了銅器年代以及編年。宋代以來發現的有些銅器，只能在没有確切根據的情况下繫於商代。由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安陽的發掘出土了包括銅器在内的甲骨、陶器等大量遺物，出土的商代銅器得以成爲傳世銅器斷代的標準器。
過去三十年來，大批精美的珂羅版印刷的銅器圖録問世，在這方面以已過世的羅振玉貢獻最大。容庚、商承祚、于省吾、孫海波和黄濬都出版了設計精美、附有銘文釋讀的銅器圖録。郭沫若和唐蘭在銅器斷代和銘文釋讀方面貢獻頗大。
在西方，瑞典的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英國的葉慈（Walter Perceval Yetts）和加拿大的懷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也出版和發表了圖録及研究成果，成爲中國銅器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