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古代宁波水利

古代宁波水利以修建整治堰、内湖海塘、碶和水则碑为中心，旨在兴修水利与治河防洪，并展示出闪烁古人智慧的治水思想。

一、堰

说到堰，不得不重点谈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的它山堰。它山堰建造的起因，是在宁波城市发展进程中，为了解决城市生存和满足郊区农业用水的需求，排泄洪水、阻挡东海咸水入侵、存积淡水（溪水）。在它山堰建造中，历代政府经过维修增益，先后提出了有效控制水利流量、保持上游水土、以田租形式建立修缮浚治基金、注重包括堰闸碶在内的系统工程作用等治水理念，使它山堰至今仍发挥水利作用。

1．它山堰建造的背景

它山堰位于浙东宁波西部山麓鄞州区的鄞江镇，修建于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年），后经宋、元、明、清多个朝代对堰体的不断维修与增益，至清末民初，整个水利工程有九碶、五堰、十三塘之数，形成“九碶十八堰”。

它山堰建造的基本动因是阻咸蓄淡。从自然地理角度分析，它山堰建造前，鄞西平原面临洪灾和海水倒灌。宁波平原是山麓向海滨倾斜的滨海平原与东西高、中部低的向斜平原的结合体。自全新世最后一次海侵到距今5000年开始的海退中，宁波平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土地盐碱、卤潮出没。宁波西部地区和奉、姚两江之间的鄞西平原构成了它山水系的封闭流域。它山水系由大皎溪和小皎溪汇合成樟溪。樟溪在它山堰附近分为光溪与鄞江两条支流。在它山堰修建之前，光溪水量不大，使从樟溪来的大部分淡水进入通海的鄞江入东海，而光靠光溪灌溉的鄞西平原则饱受旱灾的威胁。同时，与西接的四明山区较近的溪流曲折迂回且坡度较大，如遇暴雨则冲向鄞江形成洪灾、淹没良田。另一方面，因鄞江通东海，涨潮时海水可倒灌至鄞江上游的樟溪，造成良田减产。面对这种水利情况，若能在鄞江上游择址筑大坝，旱时阻止江潮咸水倒灌，能充分利用截留后获得的1500万～2000万立方米的淡水引灌农田，涝时可泄注入海。清人周镐《永镇塘记》中的一段话道出了水利共识：“鄞，泽国也。潮江贯其中。分东西两戒。潮水咸，不利，灌溉必取资于山泉。地势中高外卑，一泻立罄。故鄞之言水利者，堤防之力居多⋯ ⋯蓄淡御咸，惟塘是赖。”从历史地理角度分析，它山水系淡水的缺乏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它山堰水系流域是宁波平原历史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地区。东晋隆安四年（400年）在今鄞江镇建立了句章县治，189年后，句章合并了邻近的两个县成为宁波平原的政治中心。数百年来因樟溪淡水灌养，句章已成为主要粮食产地，同时又因安置润州500户流民的原因，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句章成为新建的明州州城，称为光溪。人口骤增、经济发展，州城由更为开阔和交通便利的三江口取代。三江口需要更多的淡水以淡化盐碱土地，并提供居民生活用水。“水难蓄而善泄，岁小旱则池井皆竭”是一座新兴城市无法忍耐的，而它山水系上游控制着351平方千米的集雨面积，年平均径流深为900～1100毫米，可解城市发展之急。

2．它山堰水利工程的设计构造

它山堰建造的过程是唐确立引水排涝系统工程的基本格局，宋以后完善水利工程系统性与功能的完整性。

（1）唐确立它山堰引水工程基本格局

第一，选址依据“人目为强堰”。鄞县县令王元暐要在鄞江上游择址筑大坝，选址建堰成为难题。王元暐在勘测地形后这样写道：“历览山川，相地高下，见大溪之南，沿流皆山，其北则皆平地，至是始有小山虎踞案旁。以其无山相接，顾谓它山⋯ ⋯其南有小屿二，屹然中流，有捍防之势，人目为强堰。其北小山之西，支港入溪，则七乡水道襟喉之地。遂因堰焉。”何为“人目为强堰”，就是本体似堰非堰，实为天然小屿，基岩露出于水面，像堰一样屹然中流而不坏。有这样一段地形：樟溪破山而来，至孤山突起的它山口，地南有绛山，北有它山，中间有两座水中露出的基岩。王元暐在相度地势后利用自然强堰率众拦水成堰，增强了堰体的稳定性，减少了筑堰的石材用量，截断鄞江，将下游咸潮堵于堰下，以免对植物生产不利的咸水进入樟溪和灌溉用的光溪，将上游淡水引入南塘河，灌溉鄞西平原农田，南塘河又从东北流进明州城内，蓄为日、月二湖，作为城市居民用水。它山堰建造后，“民食之所资，官赋之所出，家饮清泉，舟通货物。公私所赖，其力无穷”。在它山堰建造过程中，王元暐提出了保持上游水土以减少河道淤沙的治水理念。王元暐针对鄞西平原饱受洪灾和海水倒灌的情况，提出了修筑它山堰和植树绿化两大对策。他发动乡民植树千亩来保证绿化山区蓄水防洪，并提出了鼓励伐木为生的樵夫改行为植树者的政策。几百年后的魏岘在实地体验和考察后，更为生动地描述了生态失衡的后果和草木固沙的原理，他在《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上《淘沙》中这样写道：“四明水陆之胜，万山深秀，昔时巨木高森⋯ ⋯虽遇暴水湍激，沙土为木根盘固，流下不多，所淤亦少，开淘良易。近年以来，木植价穹，斧斤相寻，靡山不童，而平地竹木，也为之一空。大水之时，既无林木少抑奔湍之势，又无包揽以固沙土之积，致使浮沙随流而下，淤塞溪流⋯ ⋯由是舟楫不通，田畴失溉。”可见，环境保护对于水利之重要。

第二，泄洪设计是一个系统的组合水利工程。宁波平原在梅雨季节和台风季节形成双峰特点的降水，樟溪在这两个气候时段易发生洪水。它山堰除了作为渠首具有引水的功能外，还肩负了泄洪的功能。“侯之为堰也，规其高下之宜，涝则七分水入于江，三分入溪；旱则七分入溪，三分入江。”它山堰设计了三碣，“以启闭蓄洪。涝则洒暴流入江，旱则取淡潮入河，平时则为江港之积”。三碣，是设在鄞江和奉化江沿岸的三个闸门，分别是距离堰5里的乌金碣、8里的积渎碣和35里的行春碣，俗称上水碶、下水碶和石碶，用于沟通和节制南塘河与大江的联系。它山堰初始长114.0米，宽4.8米，高5.0米，设计的一堰一湾三碣的配套，为后人建立了一个引水排涝系统工程的基本格局。历朝历代在它山堰的修筑与完善中，不仅强调堰主体的作用，还根据当时具体情况强调了配套工程与堰体同时发挥作用。元顺宗至正二年（1342年）王元恭在《四明续志》中将它山堰、回沙闸、洪水湾、小溪港、北山古港、乌金碶、积渎碶、行春碶和仲夏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记述。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周道遵在《甬上水利志·南乡河渠》中记述了它山堰的10个配套碶闸，并强调它山堰水利工程蓄洪重于引水、配套重于主堰、调度重于既定容量。它山堰水利工程的组织者是历朝历代的官府，一般由当时的县令主持修筑与完善事宜。修缮浚治资金则由官府与民间共同筹措。在宋修建回沙闸时，就是由府仓开支，雇当地8名农夫守闸，使之真正“闭启以时”。对于堰主体工程，宋代为解决“堤防浚导，岁以为常”的经费，以田租的形式建立了一笔修缮浚治资金。

（2）宋以后完善它山堰水利工程系统性与功能的完整性

第一，在堰体维修与增益上注重“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宋太祖建隆年间（960—963年），它山堰损，水不入渠。节度使钱亿修复并增筑加固。宋徽宗建中靖国至崇宁年间（1101—1106年），堰上淤沙，水流散漫，堰身渗漏，先有监船场宣德郎唐意堵塞了支派的河道、培高了堰堤土层，后有鄞令龚行修、签幕张必强“复增卑以高，易土为石，冶铁而固之”。这种砌石堰体的砌石厚约65厘米，是今天所见的主体堰面。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鄞县知县沈继美为减轻堰体渗漏，在上下游铺设与堰体相接的条石来构筑上下游护坦，并且为防止上游水流对堰体条砌缝的冲刷，在上游堰口竖立了一排挡水石板、在上游条石切缝间斜盖了防冲方石柱以支撑堰面石板。清咸丰七年（1857年），巡道段光清在上游堰顶增加了纵向排列的一排隔有间距的36块“顶步”条石。“顶步”由互相断开的长约2～3.98米、宽约0.45～0.61米的架空条石排列而成，各条石间仅隔0.3～0.6米，下由铁钉将其支起约0.15～0.28米。“顶步”条石的设计便于溢水初期，水流从堰顶之上、“顶步”条石之下和条石之间通过，减少了堰顶过水的阻力，便于行人过堰通过，兼顾了两岸交通。

第二，注重防沙。顺樟溪而下的流沙淤塞溪流，“至高四五丈，绵亘二三里。两岸积沙侵占，溪港皆成陆地，其上种木有高二三丈者，由是舟楫不通，田畴失溉”。魏岘在宋淳祐元年（1241年）亲自组织了淘沙，但鉴于淘沙兴师动众却只能解燃眉之急，于是在一年后收庆元知府陈垲委托建造回沙闸。“中顿闸板五六片，略与岸平，水轻在上，沙重在下，水从板上不妨自流，沙遇石板碍住不行。沙之所淤，不过闸外三四十丈，淘去良易；板之为限，以水为则，水涨则下，水平则去，闭启以时，不病舟楫。”大溪水在堰前受阻东折后，必有一减速过程，这也是悬沙沉淀的过程。回沙闸的设计利用了水流的减速和水体中上下泥沙含量不同，控制流沙到固定的地点沉淀。在东折之水距堰150米处建立一座三孔闸，闸石柱高2.63～2.83米，宽和厚为0.5～0.52米，中孔3.57厘米，二边孔3.02厘米。

第三，重视分洪吸淡。它山堰是一个组合水利工程，在宋代及以后的维修中，先后对它的配套工程加以维修来分洪吸淡。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年），鄞县县令虞大宁于积渎、行春之间修建风堋碶，内泄它山洪暴，外纳奉化江淡潮。宋淳祐二年（1242年），魏岘在县城北郭修建宝丰碶，以泄城内多余的水。淳祐三年（1243年），魏岘筑治洪水湾塘，长12丈，阔2.1丈。宝祐年间（1253—1258年），制使吴潜将江道裁直，远离塘河，筑三道组合坝以防泄漏和抵御狂澜，并在宁波城中心平桥头设置“平”字水则，作为各碶的启闭标准。明嘉靖三年（1524年），它山堰下半里处建砌石溢水坝——官塘和单孔石拱光溪桥。水坝提高了分洪量，迫使引水主流向北岸流过东拐十余米的拱桥，以增加桥东下游100米左右处小溪港的水量，同时可阻沙入港，以免淤塞南塘河。清康熙十年（1671年），鄞县县令朱士杰在奉化江险要之地连接洋河、沈公塘筑狗颈塘，外受江潮，内障大川。

二、内湖海塘

自唐代中期以来，北方人口大量进入宁波，宁波地区的开发从陂湖为水源的坡地向濒江沿海低湿地带移动，主要解决整治改造水利以解决粮食及扩大定居点的灌溉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宁波古代水利中心工程基本定型，初现内整湖泊、外筑海塘的网络化分布格局，并表现出在地方官员的重视、支持下明晰水利管理制度、保持水地平衡、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因地制宜的治水思想。

1．内整湖泊

宁波地区特有的山—原—海南高北低的台阶式地形使宁波古代劳动人民拦山溪以成湖泊，以大小河渠构成水网形成农业灌溉区。唐宋时期，宁波主干水利工程因年久失修而损坏严重，湖泊泥沙淤积、蓄水量减少，严重威胁农业生产。因此，宁波水利的主要特点是疏浚湖泊蓄淡，增强丘陵平原地区的抗旱排涝能力来保障农业发展。农业作为中国古代最基本的生产部门，“捐农业税”成为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中央集权的政府干预、控制、管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任何朝代的大事。地方政府是规划地方水利工程布局者和水利开发的组织者，同时还需调解因水利工程涉及利益得失而出现的社会矛盾。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不是小农耕作式的分散、互不关心的个体劳动，而是由政府征发并组织百姓进行的有计划、有目标、有期限的群体协作劳动。它要求管理治水的官员须有志治水，了解地方水情特点、地质地貌以及物料来源等施工条件，然后能艰辛地躬身实践，最后严期督促、避开汛期又不误农时地组织施工。自唐代以来，宁波地区出现了众多治水能臣。北宋鄞县县令王安石上任后不久，便“以身得察于左右”，他注重调查研究，对鄞县水利了如指掌：“鄞之地邑，跨负江海，水有所去，故人无水忧，而深山长谷之水四面而出，沟渠浍川十百相通⋯ ⋯故今之邑民，最独畏旱，而旱则连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岁之咎也。”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兴修鄞县水利：“某为县于此，幸岁大穰，以为宜秉人之有余及其暇时大浚治川渠，使有所潴，可以无不足水之患，而无老壮稚少亦皆惩旱之数。而幸今之有余力，闻之翕然皆劝趋之，无敢爱力夫小。”

第一，整治东钱湖。东钱湖，在鄞县东部35里，历史上又被称作钱湖、东湖、万金湖、西湖。上古时期，东钱湖为海迹天然潟湖，后因四明山向东入海的余脉隆起而阻隔了与海的联系，成了浙江境内最大的天然淡水湖，原由谷子湖、梅湖和外湖组成。作为鄞县东乡重要的水利工程，历代地方主政者都曾组织人力、财力、物力对东钱湖进行疏浚和治理。唐天宝三年（744年），县令陆南金曾主持浚治开拓。北宋天禧元年（1017年），郡守李夷庚曾主持重修。他增筑旧址，建“四闸七堰，凡遇旱涸，开闸放水，溉田五十万亩”。据全祖望《万金湖铭》记载，李夷庚又分东、西开拓增广，先成西湖，溉田5400顷，后辟东湖，溉田500顷，初步解决了水旱之忧。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鄞县县令王安石组织民工重浚东钱湖。在上任之初，王安石跑遍了“东西十四乡”，行程百余里，沿途和石匠研究采石造坡、动员民众开掘河道、计划在海边建立斗门、观察新造水渠、制订开河疏浚计划。他经过调查研究后写下了《上杜学士言开河书》，指出：“鄞之地邑，跨负江海，水有所去，故人无水忧，而深山长谷之水四面而出，沟渠浍川十百相通⋯ ⋯故今之邑民，最独畏旱，而旱则连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岁之咎也。”王安石抓住了当地的地理特点，认为鄞地灾害的根本症结是旱灾，而要解决“海濒斥卤，旱无备，三日不雨则田龟拆而枯焦”，就要动员百姓利用农闲季节疏浚东钱湖。他上书两浙转运使，陈述水利之要、制定治水规划、实施严密的行保伍组织，动员十余万民工“除葑草、立湖界、起堤堰、决陂塘”, “限湖水之出，捍海潮之入”，使“七乡三邑（鄞州、镇海、奉化）受沾濡”, “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经过二人的浚治，东钱湖提高了灌溉和抗旱能力。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年），置莫枝、大堰、钱堰、梅湖四座碶闸。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主簿吕献之重修了沿湖的方家塘、高湫塘、梅湖塘、粟木塘、平水堰及钱堰塘这六条堤塘，全长2566米。这样，东钱湖在北宋时已基本建成以四闸七堰为主体的完整水利系统。

其后，东钱湖茭葑为患，加之民户在湖塘边种植菱荷，湖水不足以灌溉。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魏王守明州，大修东钱湖，除去茭葑21213亩3角16步，但这些水草只是堆在湖中，当湖有水时，占湖为田的人又将水草平摊在湖中，并没有真正地解决茭葑问题。南宋嘉定七年（1214年），程覃守明州，设开湖局捐钱置田，原想以田租收入作为每年浚湖费用，但实际上，开湖局筹措的钱只有部分用于买田，所收的租谷也用于修路等其他开支，因此不久，湖区重新湮废。南宋宝庆二年（1226年），郡守胡榘再次治湖。他筹措大米15000石，令水军协助，将工程结余下来的钱粮置田，每年所收租谷令钱凤乡乡长顾咏之主其事，分渔户500人为四隅，每赠给谷六石，随葑草一绝其种。这样，募七乡食水利者助役历时一年完成修治，此后16年东钱湖没有葑草之患。南宋淳祐二年（1242年），秘书修撰郡守陈垲，见农作丰收，推行买葑之策。他清理过去湖田的收入，委派制干林元晋、签判石孝广实施，乘农民纷纷响应，驾船取葑，对去除葑草产生了很好的作用。自元代以来，随着人口增加，东钱湖出现了“占湖热”。豪势之家急功近利，上书官府要求废湖为田，并以缴纳税银（官租）利诱之，都水庸田（水利部门）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明嘉靖以后，农民发现葑草可以肥田，便竞相采取，使葑草不致为患。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因东钱湖淤积，由鄮县人张祖衔发起，后由其弟子忻锦崖奔走呼号，历20年之久，至民国二年（1913年）由镇海富商陈协中捐巨资，成立湖工局，历时3年，先浚梅湖，后及全湖。新中国成立以后，投入巨资，发数以千计人力，于1951年至1976年多次整治东钱湖，清除葑草，全面修理湖塘、堰坝、矸闸，清理湖界，兴建了铜盆大闸、邱洪闸、界牌闸、加高湖塘，极大地增加了蓄水量。

第二，整治广德湖、月湖。广德湖位于鄞县西12里，旧称莺腽湖，唐大历八年（773年），县令储仙舟加以修治后，改名为“广德湖”。北宋初，钱亿调集民工万人修整广德湖，对附近的农田灌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北宋淳化年间，邱崇元厘正了湖界。天禧元年（1017年），郡守李夷庚筑大堤。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知州苏耆看到广德湖自唐代以来坏漏严重，故复而浚之。康定元年（1040年），主簿曾公望主持治湖。熙宁年间（1068—1077年），鄞县县令张峋因久未整治的广德湖已危及鄞西七乡人民的生存，于是带动当地民众进行全面浚湖修缮，历时4个月，沿湖筑旗闸9座、埭12座、灌田2000顷，堤上种植榆树、柳树，自此，“田不病旱，舟不病涸，鱼雁茭苇，果蔬水产之良皆复其旧，而其余及于比县旁州”。元丰七年（1084年），州守马珫对广德湖又做了一番整修。

月湖，古称西湖，亦称鉴湖，与海曙楼（鼓楼）一街之隔，曾是宁波历史上重要的水利工程设施。关于月湖的形成，宋代大学士舒亶所著《西湖引水记》里记载：“鄞县南二里有小湖，唐贞观中令王君照修也。盖今里所谓细湖头者，乃其故处焉，湖废久矣，独其西隅尚存，今所谓西湖是矣。”唐太和七年（833年），鄞县县令王元暐兴修水利，“导它山之水，作堰江溪”，并引流入城，潴为日、月两湖，民得其利。五代吴越王钱镠次子钱亿于乾祐二年（949年）任明州郡守，在驻守十余年间，较大规模地疏浚了月湖，基本形成月湖面貌。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年），钱公辅知明州，仿杭州浚治西湖之法，挖淤泥屯土修堤（偃月堤），栽花植柳。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明州知州曾巩“因其旧”发动兵民大举浚湖，引它山堰水从望京门入湖，成为城中十万户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水源。北宋元祐八年（1093年），遇大旱，户部郎中刘淑率众浚湖，沿岸遍植松柳、浚湖积土，堆置扩建月湖十洲，当地居民得运载、灌溉、饮用、洗涤之便。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庆元府知府吴潜组织民力在月湖南北构筑碶闸。城中水利也相继修浚，形成了以月湖为核心的城市水网系统。到了清代，月湖日益淤塞，湖床变浅，面积大为缩小。据《鄞县通志》记载，至清初，月湖“广长减十之六七，而所有汀洲岛屿，不可复识矣”。至清光绪时，十洲中东西两岸六洲，已失去昔日面貌。

古代宁波地区依据浙东沿江分布的陂湖水利特点管理水资源。古代姚江流域分布着众多依靠潮水灌溉的“潮田”。康熙《余姚县志》将姚江流域潮灌的危害剖析得很透彻：“有姚江以通灌溉之利，其潮水所不及者，从事于湖，故近江之湖往往而废。不知一月不雨则咸潮立至，龙尾不鸣，夏秋之交，其为一月不雨者多矣，专倚江水，凶年所以叠见也。”这种水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使沿江民众对陂湖水利的依赖更为强烈。面对余姚山泽陂湖纠纷严重，北宋余姚县令谢景初创立了《陂湖规绳》，将余姚的陂湖水利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内容主要为：登陆陂湖四至、面积以防盗湖；清丈灌溉田地、明确合法业主，进行一定范围的地产登记；约定碶闸的开闭时刻，使水利灌溉有序进行；明确陂湖的受益人与受益人的轮值修护职责。《陂湖规绳》明确界定了职责权，制定了严密的用水、泄水、蓄水、护水的规章来均衡利用水资源、杜绝盗湖争利。此书被历代官员赐以刻印，并被嘉泰知县常褚改名为《古规湖经》，是国内现知成书最早的湖泊水利管理的正式法规，为后来的依法治水提供了成功的范本。中唐后，北方历经变乱，人口大量南迁。宋室南渡后，明州成为江南七府州之一。自唐天宝以来的半个世纪内，宁波地区人口增长了一倍。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迫切需要获得土地。北宋浙东的盗湖活动开始加剧，民“相率请湖为田”的围垦湖泊速度加快。这使人、地、水三者间出现矛盾，人类为了农业生产必须保持水地之间的平衡，而人口不断增加急需扩大耕地面积，又使水地比例失调。宁波地区的湖泊海塘水利建设不断调整以保持水土平衡。余姚的烛溪湖溉田千余顷，但堤薄水泄，当地乡民常常“争讼斗击”来争夺水资源。当地豪族地主莫襄兴修石塘，使“水既足，民不以争”。

2．外筑海塘

四明濒海枕江，易受海浪侵袭，宁波古代水利面临的另一重大难题是如何应对潮汐对农业的严重威胁。外筑海塘可以解除潮浪侵袭、抑制海岸坍塌，保护城镇、农田和沿海其他设施，是向大海要良田的水利工程。宁波地区在唐代沿平原北部岸线一带，已普遍修筑起海塘。从唐开元经五代到宋朝，海塘在增修或加固中，规模不断加大，修筑技术也不断提高。其中最主要的变化为海塘石塘化和海塘连续化倾向。最初海塘的建造多以防止高潮泛滥为目的，因此一般建在平均高潮位以上的海滨地区，多为土塘。土塘塘身低薄，易受侵蚀。五代以后，开始出现编竹笼石维护海岸，大木贯击入土保护塘脚等筑塘措施。但竹笼年久易腐，到了宋代，开始在险工之处以条石叠砌、用石塘抵御潮水冲击，并逐步普及。

第一，修筑镇海后海塘。镇海后海塘始建于唐乾宁四年（897年），东起巾子山，西至俞范嘉燮亭，全长4800米，塘面宽3米余，高9.9～10.6米。因濒海之故，台风海潮屡屡光顾，它成为宁波屏障乡土的“海上长城”，建造之初是为了保护沿海民居、农田免遭飓风恶浪的荼毒，后来还担负起镇海人民抗击外敌入侵的重要防线之职。最早的海塘应出现在唐代前，原是一道用来挡风堵潮的土塘。当初这里很多地方是滩涂，后来宁波三江口成了明州治所在地，由于这里地处甬江口岸，天然形成的招宝山与金鸡山又控扼着东海门户，战略地位突出，在此建筑城池就势在必行。据方志记载，城“负塘而筑”, “塘不固，城不立”，利用原来比较坚固的土塘建城也就在情理之中。从建筑时间上讲，土塘早于城池。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明州知府林栗在《后海塘记》中写道，原后海塘土塘规模不小，“自候涛山（即招宝山）迤逦委宛以抵于伏龙山，东西横亘数十里”。但是它竟然“以一木从事”（土塘用木单薄），不足以抵挡风潮的长期冲刷，造成连年的风潮侵蚀灾祸，民庐、官寺、营垒、师屯被害“尤（惨）酷”，时任知县虽然采用以石板护卫塘堤的办法，但经不起风潮冲击，风潮袭来时连石板也给冲走了。面对土塘“稍失堤防，平畴高岸，皆成水乡”, “岁有决溢之虞”，土塘不敷抗衡，必须改作石塘。淳熙十六年（1189年），县令唐叔翰在巡视全境、体察民情后，确认实施改建海塘的工程乃是燃眉之急，于是下令兴修石塘。他与水军统制、统领一起奏请朝廷发帑建塘，得钱六万五千缗，谷米若干，发动全县人民，历时175天终完成。新建石塘参照前时钱塘江建塘的先进模式，叠石筑塘602.5丈、塘基9尺，塘面减半，斜面叠石11层，石石相扣，状如鱼鳞，“仆巨木以奠其地，培厚土以实其背，植万椿以杀其冲”，实现了他重在“外御风涛，内成膏壤”的功效。嘉定十五年（1222年），石塘增筑520丈，尽头处则增筑了土塘360丈。明代也对此做了几次兴修，使之增高。清代乾隆十二年（1747年）七月飓风大作，海塘受损严重，县令王梦弼目睹“城塘悉溃”，溯其因，是雍正年间海啸冲击后海涂尽没，于是在旧石塘基础上重建新石塘，特别险要之处则改建夹层石塘，其余地段按轻重缓急分别改建则成为当务之急。夹层石塘在海宁“用铁锔扣榫，用糯米灰浆靠砌”经验的基础上做了大的改进。该工程“伐木于闽海，炼灰于富春，凿山运石于鄞、慈、定县，募匠于宁、绍两郡”，调集了郡县内外的能工巧匠，汇聚了最佳的建筑材料，历经3年，改建夹层石塘576.5丈，次要地段修石塘396丈，新建石塘51丈，修复北面坍城表里810丈，使之成为城北巨障。道光十七年（1837年），镇海又遭飓风恶浪，土石溃决数百丈，漂溺田庐无数，镇海监生周正祥先后联合缙绅上书各级衙门，募捐于殷富之户，自己带头出资，嘱咐其侄周和赴京游说京官，艰辛筹款，兴修不辍，原先土塘也一律改建为单层或夹层石塘。

第二，修筑余姚、定海海塘。汉唐以来，余姚因杭州湾海涂北延，垦殖者为防潮患，多在低处修建土塘。这些土塘断断续续、分布零散，称为散塘。宋代以后，海塘修筑时往往注意堤塘的连续、绵延。北宋庆历七年（1047年），县令谢景初自云柯（今余姚历山一带）至上林（今慈溪樟树一带）筑堤2800丈，“截然令海水之潮汐不得冒其旁田”，修建了姚北第一条后海塘——大古塘。其后罗适、牛秘丞尝试筑石堤，余姚人莫襄也在官府的支持下筑石堤5000丈。北宋末年，海堤废坏后，县令汪思温加以修复了谢家塘。南宋初，受风潮影响，海堤破坏严重，仅淳熙四年（1177年）毁堤就达2560余丈。庆元二年（1196年），县令施宿整修上林（今慈溪樟树一带）至兰风（今余姚临山一带）海堤4200余丈，其中石堰570丈。定海县海塘的修筑以南宋时居多。宋代宁波地区在修筑海塘时多在险要之地以条石叠砌，后发现效果并不理想。北宋庆历七年（1047年）至皇祐二年（1050年），鄞县县令王安石在修筑定海塘时首创了“坡陀”技术，将海塘由迎水面陡立改为倾斜，以削弱潮浪的冲击力，提高塘身的安全。“塘云坡陀者，竖石斜砌，磊碎石于内支。”这一砌塘技术后成为浙东西海塘修筑的重要样式。明代成化副使杨瑄在修筑海盐县石塘时就效仿了这种方法。

三、碶与水则碑

在宁波古代水利中，碶与水则碑是极具地方特色的水利设施。

1．碶

碶，是介于河与海之间的水闸。《农政全书·水利》上说“四面围斗门碶闸”。它是古代宁波沿海民众为拒咸泄洪而发明的水利设施。唐宋时期，宁波沿海地区兴建了较多的碶闸。唐代，鄞县修筑了它山堰、仲夏堰、行春碶、乌金碶、积渎碶等。象山县南修筑了朝宗、理川、灵长、会源4碶。朝宗碶处于汇水要冲，最为重要。北宋熙宁年间，奉化王元章之祖在县北25里处出资兴建刘大河碶（又名王家碶）。北宋熙宁八年（1075年），鄞县县令虞大宁在北渡创建风堋碶。北渡，是四明、奉化的山水交汇之地。当潮来时，建于北渡的风堋碶可以从下流遏江水蓄淡以纳于渠，可实现“却暴流，纳淡潮”。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鄞县县令郭淳章在实地考察风堋碶旧址后，曾赞叹“古人善因势利导”。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庆元府知府吴潜在慈溪德门乡修建茅针碶。官府和民众不但认识到碶作为“水利锁钥”的重要性，而且较为成熟地掌握了碶的建造技术。碶一般分为内碶和外碶。外碶常建在海塘，一般不开启，待洪水来袭或内河水位过高时，利用潮位涨落、开闸泄洪。内碶一般起到二级防洪作用，现有的内碶，也有因围海造田后，海涂外移“退居二线”而形成的。古时的碶，多用石料筑成，闸门两边有石榫头，采用厚实且不易腐烂的枫木板做碶木，后采用水泥预制板，人力螺杆启动。碶的最大功能是在河流与海洋的衔接处起到阻隔并调节河水与海水交流的作用，所以既是关口，又是枢纽，是人工“海关”。

2．水则碑

水则，中国古代的水尺，又叫水志。现存于海曙区镇明路西侧平桥街口的水则碑，是月湖水利工程的组成部分，在宁波古代水利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南宋淳祐二年（1242年），郡守陈垲面对市民遭受两个月大雨之患，在河里设置了一块平水尺。当时城内所有河道相通。测水位的原理如同插根筷子到水杯，但要了解什么水位放水得靠日积月累地细心观察。陈垲每天观察河里水位升降，长年累月就知道水位到了平水尺的哪个位置可以开闸门放水。每当发大水时，只要超过了平水尺的那个水位，看管闸门的小卒就主动放水、解民之忧。开庆元年（1259年），庆元府知府吴潜于宁波四乡全面整治碶闸堰坝，在平桥河创建“水则亭”，亭内设立水则碑，镌刻“平”字于石上，成为全城统一的“水则”标识。“平”意为心气平和、事理通达，“水则”的“则”意为准则。吴潜规定城外所有碶闸均视“平”字之出没为启闭潴泄的标准。水没“平”字当泄，出“平”当蓄。即水在“平”字下一横笔表示水位正常，当水涨到“平”字上面一横时，表示郊区在发大水。“水则碑”旁有一块空地，老百姓都可以看到水漫到哪里，或蓄或泄，大家都可以出谋划策。吴潜也常命令手下车马路过时去看看，及时汇报情况。吴潜写下了《平桥水则记》碑文，申述伐石、榜书“平”字之由，强调碶闸是四明水利之命脉，并感慨道：“余三年积劳于诸碶，至洪水湾一役，大略尽矣⋯ ⋯平桥距郡治，巷语可达也。然于此郡之丰歉不能忘，故置水则于平桥下，而以‘平’字准之，后之来者，勿替兹哉！”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宁波知府郑威利用水则亭旁的空地构筑社学。百余年后社学不存，水则碑埋没于瓦砾之中。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陈中孚疏浚城河，掘出原来的河磡，水则“平”字碑石从古址瓦砾中寻获。后，水则碑再度沉埋地下，直至20世纪末，在月湖历史文化景区建设过程中才重见天日。水则碑是宁波古代城市水利工程的宝贵遗存，为研究水利发展史和建设城市排涝防洪工程提供了重要依据。水则碑体现了民本的治水理念。水则碑上凝聚了几百年来陈垲、吴潜等历代宁波郡守、知府的心血。陈垲在放置平水尺之初，就认为上天安排旱灾洪涝、丰岁荒年给百姓，那百姓就只能听之任之吗？我们为什么不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一切呢？吴潜更是用3年时间修复城内的水利工程，刻“平”字于碑上立在平桥河里。他设立的水则碑，利用平水的原理达到体察灾情、统一调度的目的。这些都是在重视民生民情的基础上治水的表现。